达姆 徐

明晚要参加一个抗辩类节目的策划会，想到马斌同志新去处——深圳卫视《22度观察》、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时事辩论会》、内蒙古卫视《现场》、齐鲁台《开讲天下》、钱江台《谁赞成谁反对》以及北京台《谁在说》......贴出两年半前写《一虎一席谈》的一篇小述评，其中王院长的两句话，已经很到位了。

 

2007年4月29日上午，刚刚被《新周刊》评为“2006年中国电视榜之最佳谈话节目”的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了名为“引领新闻谈话节目的群口时代”的周年节目论坛。论坛由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院长高晓虹主持，出席人员的构成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凤凰卫视的节目方代表，电视理论界的知名学者代表以及曾经参加节目的嘉宾代表。而正如《一虎一席谈》使命句所言：“这里不是一言堂，所有的意见都倍受尊重”。在这场嘉年华般的节目论坛上，这三类出席代表各放异彩，呈现出“一虎一席谈，有话大家谈”的多元话语，用智识的光芒与学术的力量承续了“多言堂”的空间建构。
 
“一虎”与“多元”：“群口时代”的凤凰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一虎”，即主持人胡一虎。
一本解读凤凰卫视的书中曾有这样一段文字：“凤凰卫视更像是这样一个男人，40岁，高大健康，开朗洒脱，理性而不媚俗，积极而不积极，成熟而富有进取精神，宽容别人而不丧失自我，关心社稷多于放任自流。”[1]在《一虎一席谈》周年节目论坛的现场，这个最能够代表凤凰卫视的不惑男人无疑就是胡一虎[2]。
的确，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先生和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先生在这次论坛一首一尾对于胡一虎的赞许有加以及王纪言台长在他的发言中特别提到胡一虎是凤凰卫视现在非常注意的“保护对象”——种种言论表明凤凰卫视对于胡一虎的重视，因此，关注《一虎一席谈》，首先要从一虎谈起。
刘长乐先生认为正是因为胡一虎的卓越、自信与淡定，才由此诞生了这档为他量身打造的电视节目，并用一虎的名字冠名。王纪言先生则从三个角度说明了胡一虎是华语世界中非常值得注意的主持人：第一、在胡一虎身上留存着传统的营养；第二、胡一虎到今年已经有长达16年的传媒经历，但是仍然随时准备把自己变成一个新的主持人；第三，胡一虎能够张扬个性，但又不排斥别人，和凤凰其他主持人一起构成了凤凰图案的拼图，这就是他的价值。
在论坛中将自己称为最会“挑拨离间”主持人的胡一虎，更是通过对于“挑拨离间”的一段巧妙解读彰示了他的卓尔不群，他说第一个“挑”是挑起，就是挑起在这个谈话语境中每一个人想说心里话的欲望；第二个“拨”，是想散播一颗种子——学会倾听。当在争辩的时候，不忘听听别人的声音，因为只有在倾听的时候才会学会尊重；第三个“离”是离弃，就是现在要离弃中国人过去“人前不说话，背后放冷话”的怯弱性格；第四个“间”就是最美好的空间，但强调的是同中有异，异中求同，我不认同你的看法，但是认同你话语思想的空间。
而在回顾自己在凤凰主持的节目，胡一虎认为，在主持《媒体大拼盘》的时候，通常是自言自语，是单口相声；之后做《纵横中国》，，是两个文化精英在PK，变成了双口相声；再做《凤凰全球连线》，有时是两岸三地连线，有时是中美、中日之间对话，这又好象是多口相声；直到今天，《一虎一席谈》更是让中国电视话语进入到了“群口时代”。
第二个关键词是“多元”，即多元话语空间。
群口交流，方能切实表达多元思想。《一虎一席谈》节目承制方冠华世纪文化传播公司的策划总监喜宏先生就将这档强调思想性的谈话节目定位为社会转型期的公共话语平台，并把节目形态的突破描述为：颠覆过去，进入群口交流。

刘长乐先生更是将这个节目看成凤凰卫视发展的需要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需要。他认为《一虎一席谈》非常重要的呈现在于用电视抗辩的方式，让电视观众一起参与到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甚至一些历史问题的讨论中来。并特别强调了多元话语空间与和谐社会一脉相承，是当下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前提。
诚然，多元话语空间的建构，即使有了胡一虎等一干凤凰精兵强将，但也并不会是一蹴而就的。王纪言先生在谈到节目展望时，提出两点：第一、要让《一虎一席谈》永远成席，就必须防止谈话节目的两极问题，一极是谈话的软性、无冲突，一极是谈话的喧嚣、冲突大于内容；第二、争取走向直播，将大中华区乃至全球的连线加入节目，要办成世界上最好的谈话节目。
 
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突破：《一虎一席谈》的学理剖析
来自电视理论界鞭辟入里的评析，对《一虎一席谈》的助益无疑是显见的。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的几位学者在节目论坛现场各自描绘了他们心中的“一席谈”图景。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教授爱惜地将《一虎一席谈》称为中国电视谈话节目中的“新生婴儿”。而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徐舫州教授则看好这个“新生婴儿”的未来，希望能够走到花甲！同时，他也看好凤凰卫视在一个花甲后的未来，他说尽管在座的大部分人到时都已经看不到凤凰卫视，但是希望凤凰卫视的锐气永远像八九点钟的太阳一般。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周星教授在这个环节的发言中提到了《一虎一席谈》这个节目进入“群口时代”的文化大背景是为从2006年开始，整个中国的文化社会进入到了“草根文化时代”（电影流行的是《疯狂的石头》，电视热火的是各种选秀）。过去一直认为在谈话节目文人和百姓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老百姓需要的是展示和炫耀，学者需要的是谈话和倾吐，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自从2006年以来，这两者开始合流。文化大背景的利好还是难掩电视谈话节目的颓势，一如尹鸿教授所言，这两年我国电视谈话节目正在走向低谷，观众的人数已经越来越少。
如何在这种既有利好又有不利的媒体环境中打开局面，凤凰卫视不愧为尹鸿教授所戏称的“脱口频道”（Talk Channel），从一个人谈，两个人谈，三个人谈到现在的群口抗辩，《一虎一席谈》的突破不仅仅体现在形式上。
徐舫州教授认为中国内地的电视谈话节目中曾经风光一时的《实话实说》、《对话》逐渐远离视线，风光不在。《一虎一席谈》节目的突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谈话模式。除了较新颖的设计之外，其更将目光聚焦于社会热点话题，反映中国现实社会多元文化价值。同时，节目还设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话语空间，让人人畅所欲言，能够自由地表达思想，达到高度的和谐。
高度的和谐，真正的和谐，一定不只是形式上的。在这个问题上，身为主持人且曾研修音乐的胡一虎感触良多。他说在音乐中，最美妙的和谐不是单音节，而是许多杂音交融的交响曲。在主持《一虎一席谈》节目之后，他发现中国的言论市场出现了一个最美妙的和声，就像是在倾听一场非常和谐的交响曲，听到了在这一片土地上人们不同的呐喊声和欢乐声，就是在这些不同的声音，才是最美妙的和谐之声。
那么，到底《一虎一席谈》为什么能够突破形式，到达和谐？周星教授认为有以下四个深层次原因：第一、节目话题范畴不定向，无框限；第二、节目话题空间多角度，有差异；第三、节目话题内容在发展，不发呆；第四、节目话题进展有抗辩，“有挑衅”（节制有度）。
但是，不论是内容层面还是形式层面，任何的突破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的。徐舫州教授认为，凤凰卫视走到今天已经进入到第12个年头，现在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但是如日中天的下一步就是进入午后，就需要警惕，因为内地媒体一些流行的通病难免会传染给凤凰卫视。他对《一虎一席谈》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有一些节目细节需要注意，比如胡一虎对某些嘉宾谈话的打断显得过于武断，甚至无理；第二、某些期节目的流程和问题设置生硬，环节过渡不流畅；第三、对某些话题的策划不够深入和充分。尹鸿教授也提出，希望一虎在话语控制上做得更好，更好地平衡话语空间，找到话语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从精英到草根：国人话语空间的拓展
从精英到草根，各类节目嘉宾代表在论坛上的表现，并不亚于他们在《一虎一席谈》节目中的表现，嘉宾说得过瘾辩论过瘾，听众听得过瘾鼓掌过瘾——俨然把节目搬到了论坛现场。其表达之渴求、思路之多元、逻辑之清晰、话语之活泼令人称道，整个场面的精彩与激烈也让与会的笔者第一次真正从书本之外理解了什么是所谓“观点的自由市场”[3]。
那么，这些嘉宾对于《一虎一席谈》以及社会公共话语空间建构的评价与认识又是怎样的？有人提出，这是中国近代史以来第一档让国人利用这个平台发表自己的观点，让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的节目——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至今已然167年。一个刚刚经过周年的节目能够在一个半世纪多的历史长河中称为“第一档”，定有过誉之嫌，但也充分显示了嘉宾们对于《一虎一席谈》的认可，以及对于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渴求。
由《一虎一席谈》引领的“群口时代”恰恰应合了这种渴求。不过，群口必然有抗辩，除非同心同形。在论坛现场，嘉宾代表就如何理解话语空间，如何在节目中更好地使用话语权形成了较鲜明的两派意见：一派认为知识分子有的一种喷薄表达欲望要有所控制。如果《一虎一席谈》能够更加走向理性和建设性，这个节目将更可能走向长远。一个伟大的电视节目，不是叫嚣一个体制的改变，不能为了达到收视率的上升去刺激民众，而要真正去引导民众；另一派则认为这么多年中国的民众才有机会出来说话，不管说什么，这都代表一种精神的解放，我们不能去苛求他们，只能去引导他们，通过引导使得他们逐渐归向理性和建设性。
或许正是由于这种“节目内节目外一个样”的抗辩是如此的真实而可贵，才会让挑剔的李敖之女李文女士评价《一虎一席谈》是难得的有言论自由的节目，才会让前台湾法官谢启大内女士在论坛现场鞠躬致谢《一虎一席谈》，也才会让时代投资总裁禹晋永先生在参加《一虎一席谈》之后感觉到内心的震撼。   
在展望《一虎一席谈》的愿景时，《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先生先用五个字对于我国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作了归纳，即“让人民有钱”。接着，他对胡一虎以及《一虎一席谈》的期许也是五个字，即“让人民说话”。
自诩为“只是传媒制造者，没时间做传媒接受者”的导演张纪中先生在论坛上以一个形象的案例指出了日常生活的伪饰，他说教育孩子的时候，常常告诉孩子“出去别瞎说”，其实这就是教育孩子们出去要瞎说，就是教育孩子们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要少说甚至不说。他希望《一虎一席谈》能够去除这种伪饰，能够畅所欲言讲真话，能够代表真诚，从而坚持真实。
而在经济学家易宪容先生看来，《一虎一席谈》要秉持最基本的价值判断，真正站在绝大多数公民利益角度来思考社会现实生活中所遇到每一件重大的公共议题，真正站在公共利益角度来引导我们整个社会向善，而不是成为权贵、金钱、私利的俘虏。只有这样，《一虎一席谈》才能真正成为现代社会公共治理的大舞台，才能永显时代之魅力与媒体之光芒。
[注释略]

1、理论、经验与想象力，对于一份好的社会科学研究以及一位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都是分外重要。

2、理论，总归是针对一定现象的理论；方法，总归是解决一定问题的方法。问题意识分外重要。

3、“关系主义”，描述、理解、解释社会中的各种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所在，也会很有趣。

4、描述一个电视机构中的节目生产机制与流程，是用来理解并解释该电视机构与社会、与其他电视机构以及其内部关系的路径之一。

5、描述一位“野猪”（业主）在装修过程中与开发商、房产物业（“楼长”与保安）、装修工人、建材厂商等角色之间的关系，也能展示城市社会以及都市人的某些行动与思想。

6、逻辑起点是什么，不光是做研究时要多问问自己；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何尝不该如此？多问逻辑起点在哪里，就会少做很多盲目的事、少跟很多浮躁的风、少纠很多矫情的结、少郁很多无谓的闷。

7、以文献、口述历史为基础，并让参与式观察与上述基础形成对话、互相建构，再加上一个可供依照、修订的概念框架。当然，更要认识到研究之边界与效度之局限。

8、装修房子是一种construction，做研究也是一种construction，都要有材料、有过程，都要花时间、花精力，都要看整体、看细节......

《媒体、市场与民主》一书的作者，宾大法学院C.Edwin Baker教授于12月8日在一次锻炼时意外身亡，老先生在今年暑期班上还给我们上过课。

以下内容转自王四新博客，http://wang4xin.fyfz.cn/blog/wang4xin/index.aspx?blogid=556666。

Alex Kreit: "He was as fine a teacher as he was a scholar."
Alex Kreit：“他是个像他的学问一样出色的教师”
First Amendment Center: "Ed was a modern-day gadfly, albeit one who wore wide-rimmed glasses that allowed him to see things that many of the rest of us could not."
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心：尽管带着宽框眼睛使他看到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看不到的事物，Ed依然是个现代的牛虻。
Legal Theory: "Ed wa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or to fundamental debates in constitutional theory for decades."
法律理论：Ed为数十年来宪法领域的核心论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Balkinization: "The finest media law scholar of his generation."
Balkinization：他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媒体法学者
Balkinization (2): "I’ve never seen the influence of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on the Supreme Court documented or criticized as thoroughly as Baker does it."
Balkinization （2）：我从来没有见过谁对深受“观念市场理论”影响的最高法院的判决或批评，像Baker先生那样入木三分。
Feminist Law Professors: "He was brilliant, funny, kind and fiercely invested in building a more just world." 
女权主义者法学教授：在构建一个更公正的世界的过程中，他功绩卓越、有趣、良善并且充满活力。
Daily Pennsylvanian: "He loved the underdog.”
Daily Pennsylvanian：他爱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
C. Edwin Baker, the Nicholas F. Gallicchio Professor of Law and Communi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School and a leading scholar in the fields of constitutional law, communications law and free speech, died suddenly on Dec. 8 in New York City, where he had lived the past 20 years. He was 62. He collapsed while exercising and could not be revived.
C. Edwin Baker，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Nicholas F. Gallicchio法学和传播学教授，卓越的宪法、传播法和言论自由教者，（2009年）12月8日在纽约市，也就是他过去曾经生活过20年的地方，突然辞世。他只活了62岁。他在锻炼身体时轰然倒下，就再也没有复活。
Professor Baker was considered one of the country’s foremost authorities on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on mass media policy. Most recently, he focused his work on the economics of the news busines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jurisprudential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egalitarian and libertarian bases of constitutional theory.
在宪法第一修正案和大众传媒政策领域，Baker先生是美国最权威的教授之一。最近，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新闻业、政治哲学和与宪法理论之基础的平等和自由主义相关的法理问题。
“Ed Baker was a brilliant scholar, a dedicated teacher and a wonderful friend,” said Penn Law Dean Michael A. Fitts. “Generations of students and lawyers benefitted from his insights, his high expectations and his caring approach to everyone around him. His death is a great loss for the Penn Law community as well as for the larger community of academicians and practitioners focused on free speech, the media and human rights.”
“Ed Baker是个卓越的学者，有奉献精神的教师和益友”，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院长Michael A. Fitts说。“有几代在他身边的学生和律师，都得益于他的洞见、他的高瞻远瞩和他的关切。他的死是宾夕法尼亚法律社区和更大范围内关注言论自由、媒体和人权的学者和从业者的巨大损失。”
His work was read and respected by policy makers and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ly.  Just this past summer, he taught a course on communication policy,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at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Beijing. Earlier this year, Professor Baker told a Congressional subcommittee that "huge actual layoffs of journalists as well as threatened closures of towns' only daily are a major threat to democracy. When people are reading newspapers, corruption goes down."  In January, he wrote an essay calling for a targeted federal tax credit to help newspapers hire more journalists, instead of laying them off.
美国和美国之外的政策制定者和学生，都阅读并钟爱他的著作。就在刚刚过去的夏天，他还远赴中国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教受传播政策、言论自由和传媒自由课程。在今年更早的时候，Baker先生给国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委员说：“大规模解雇新闻工作者和关闭城镇仅有的日报”的作法，是民主的巨大威胁。今年一月，他针对一项受到攻击的联邦减税政策写过一篇文章，呼吁联邦政府帮助报纸雇用更多的记者，而不是解雇他们。
“It is always a pleasure to read Ed Baker’s work, but it is a pleasure tinged by envy, for I inevitably come away thinking, ‘I wish I were that good a scholar,’” said Seth Kreimer, the Kenneth W. Gemmill Professor at Penn Law. “Some of my colleagues are outstanding lawyers, some are insightful social scientists, and Ed was both. Rather than deploying a single social science paradigm to illuminate a legal problem, he deployed two or three, with the result brilliantly illuminating the discourse of practicing lawyers and judges.” 
 “阅读Ed Baker的文章是一件非常愉快而伴有淡淡妒意的事情，因为阅读的时候我总是在想，如果我是个像他那样出色的学者，该多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工作的Kenneth W. Gemmill 教授Seth Kreimer先生说。“我的同事中有杰出的法学家，有见解深刻的社会科学家，而ED Baker先生同时兼具两者。他不是用单个的社会科学范式阐明某个法律问题，他用两个，甚至三个，结果自然便是，他卓越地阐明了执业律师和从业法官之道。” 
Professor Baker was schedul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upcoming fifth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workshop on the subject of “Private Power and Human Rights” in Israel, and he was working on his fifth book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His first book, Human Liberty and Freedom of Speech,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1989, defends interpreting First Amendment freedom of speech as concerned primarily with individual freedom and autonomy rather than the more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it being about a marketplace of ideas. Advertising and a Democratic Pres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became a leading critique of the impact of advertising on media’s non-advertising content and Media, Markets,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explores why the free market predictably fails to provide the media that consumers want or citizens need. His most recent book, Media Concentration and Democracy: Why Ownership Matters (Cambridge, 2007), evaluates economic and democratic reason to oppose media concentration.
 Baker教授计划参加即将在以色列召开的第十五届“私权和人权”国际人权讲习班，在他去世之际，他正致力于他的第五本专著。他的第一本巨著，即由牛津大学1989年出版的《人类自由和言论自由》，从最重要的个人自由和自治来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而不是从更传统的观念市场理论来理解。《广告和民主的传媒》（1994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就广告对传媒的非广告内容之影响，给出了最重要的评论。《传媒、市场和民主》（剑桥大学2002年出版）探索了自由市场不可能为消费者或市场提供他们想要的传媒的原因。他最新的著作，即《传媒集中与民主：为什么所有权至关重要》（2007年剑桥），评估的是反对传媒集中的经济和民主方面的理由。
Professor Baker joined Penn Law in 1981 and focused his teaching on constitutional law, mass media law,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jurisprudence. Since 2007, he has held a joint appointment in the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at Penn. During his career he served as a staff attorney for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nd he held teaching positions at several universities prior to joining Penn Law.
Baker教授1981年加盟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并致力于宪法学、大众传媒法、宪法第一修正案和法理学教学工作。2007年起，他又兼任起宾夕法尼亚大学Annenbery传播学院的教职。在其职业生涯中，他还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法律事务专员。加盟宾大之前，他先后在几所大学担任过教职。
“There was no scholar so committed, passionate, disciplined and wise in thinking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said Monroe Price,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Glob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at Penn’s Annenberg School. “He was a quiet and persistent missionary for his own very exacting and compelling view of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international norms of free speech.”
 “对传媒与政治制度之关系的思考方面，没有人能比Baker教授更坚定、更殷切、更严谨，也更睿智，” 宾大Annenberg 传播学院全球传播研究中心主任Monroe Price说。“他是个平静而坚韧的传教士，献身于传播他自己精致和令人信服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观点以及言论自由的国际准则。”
 Professor Baker received his law degree from Yale University and his bachelor’s degree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He had been a fellow at Harvard on three occasions, most recently as a Radcliff Fellow in 2006. 
Baker教授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并在耶鲁大学获得法学学位。他有三段时间，最近的一次是2006以Radcliff研究员的身份，在哈佛大学访学。
A memorial service is being planned for Jan. 31, 2010, in New York City. Contributions in his memory should be made to the ACLU, the Juvenile Diabetes Foundation, Oxfam, or any other charity honoring his commitment to human rights and free speech.
2010年1月31日计划在纽约市举办追悼仪式。在他纪念仪式上的捐款应当捐助给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青少年糖尿病基金会、牛津赈灾委员会和任何赞赏其在人权和言论自由方面之贡献的其他慈善组织。
Professor Baker is survived by his sister, Nancy Baker, of El Granada, Calif., who is on the faculty of Fielding Graduate University; her spouse, Cathy Hauer; and seven first cousins with whom he was very close. He was predeceased by his parents, Falcon O. Baker, Jr. and Ernestine Magagna Baker.
Baker教授辞世时留下了他的妹妹Nancy Baker，她住在加利福尼亚的El Granada，是Fielding研究生院教师，她的配偶Cathy Hauer；和七个与他关系密切的第一代堂兄弟姐妹。他的双亲Falcon O. Baker和Ernestine Magagna Baker已经先他而去。
原文来自：http://www.law.upenn.edu/blogs/news/archives/2009/12/penn_law_professor_c_edwin_bak.html
 

志安在围脖上做Live Show，http://t.sina.com.cn/fudanzhangzhian

（逆时序，所以得从后往前读）

姜义华：我不同意说，市场化让中国城乡断裂，而是市场化开启了新的发展。（主持人：感谢大家！上午圆桌论坛，到此结束）

李良荣：刚才讲出现公民社会的雏形，我一点不觉得。我们的公众想依靠网络的力量，来实现自身的力量。但是，如果网络力量不去和传统的媒体的力量结合，恐怕难有作为。我希望学者们，对公共性呼唤一下、关注一下，这是最起码的应该做的，是我们道德的良知。虽然我觉得很悲观，但确实是媒体最重要的东西。

李良荣：我们不说媒体市场化，我们说媒体对自身利益过于强调和追求。我们所谓的市场化运作，归根到底，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媒体不要看他表面上哭喊着，为人民、公众服务，其实都是为他们自己服务。政府的出发点，是为自己利益服务的。缺乏一种力量，为我们的公众利益服务。

李良荣：农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凋敝，这个判断太过分（悲观）了。我认为，中央的一系列政策缓解了很多问题。我强调公共性的问题，最近几年，我所有文章都讲公共性。为什么这么呼唤它？在中国媒体实现公共性太困难，但公共性又是未来非常核心的概念。如何实现公共利益是媒体的优先考虑，但这个太困难。

吕新雨：虽然中产阶级已经变成房奴，面临破产，但媒体连中产阶级的想象都破灭了，公民社会的想象如何实现。回到国家主义，一方面否决了国家具有调配东西、城乡的责任能力。另一方面，国家的官僚体系，怎么重新理解群众路线。现在的所有人都不能平等进入媒体，媒体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平等权力博弈场所。

吕新雨：列宁的“国家与社会”是毛泽东反复要求干部读的，毛试图解决的是问题，动机是从社会、民众的力量冲击官僚主义（国家主义里面的最集中的代表）城乡断裂问题。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全球化给中国、世界带来的灾难。城乡分裂的不可回避性，不能简单用市场化来解决。城市中心主义就是媒介市场的核心。

吕新雨：我也看了大量文献，关键是如何理解。工业化的诉求，是国家建立的必须。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根据毛泽东的设想是试图弥补城乡之间的关系。他不是原因，而是结果。我们现在还有各种城市化的门槛，比如上海，如果没有了公共系统会崩溃。

吕新雨：还是回到反思社会主义。我们说国家主义，有人说，恰恰是市场化，导致了城乡化分裂，如果我们再反对国家主义。姜义华：打断。过去，在饥饿的状态，农民进城进不了。说过去城乡关系好，现在是一塌糊涂，这是不对的。几千万农民，现在好多了。你认为城乡分裂是市场化开启的，我觉得太绝对了。

展江：展望未来，媒体公共性问题值得重视。很多西方的媒体都跑到中国求学，但是有了钱，就一定能提升国家形象吗？我们一些学者在从事文化产业等问题，马克思说，报刊，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第三种因素。未来，可能还要增加一个维度：国家、市场、之后是公众。去制约，国家和市场之间的高度结合。

展江：媒体的言论自由问题等，比较突出。我们从积极的意义上说，中国出现了本土条件下的。一个是财经，一个是南方都市报。很多强大的媒体，但是没有伟大的媒体。我所担心的是，双重的市场化。原来的国家控制没有减少，而高高的市场，又在压制媒体提。

姜义华：中国在未来的很长的时间内，还是国家主导的。所以媒体真的走到独立的因素，还不大可能，还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当然这个范围，会越来越大。

姜义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控制最困难，可能就是网络。越是自主性越强的，越是必须更高反映着社会呼声。现在大家参与程度最高的是网络，我们想各种办法来控制网络，这种参与的程度，大大强于其他。这就是因为最强大的网络，都是不是国家控制的，所以他有自主权。

姜义华：核心是大一统的经济，我们的媒体是打破国家的。后三十年，走向市场化。中国现在的市场化，一方面是邓小平的。实际上，走的是还没跳出陈云的两元的想法，还是个鸟笼，国有经济还是最强大的控制。媒体的最大变化，至少在形式上，变得多元化。市场化，使得媒体依靠广告，国家的控制必定受到制约。

展江:在各方面利益争夺，各方媒体在碎片化的表达。国家的表达，多元的诉求，规定、自选动作，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不是个坏现象，是个非常好的现象。

展江：媒体有各方的意见，多种意见就是多种利益的表达。正是因为媒体有了自身的利益，为了讨好受众，这种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可能不同。正是因为有了区域性的利益，我们是断裂社会，这种利益的对抗是非常激烈的。媒体表现出非常多元状态，从后三十年起，最大的诉求就是社会稳定。

展江：一个是规定动作，一个是自选动作，规定动作是一体化要求。自选动作就比较复杂，是各种群体意义，结合的结果。我总是用利益博弈角度看到媒体的表现。政府也有自己的利益。各个群体有自己的利益。媒体开始，有了它，自身的利益。正是因为媒体有了自身利益，不再只听从政府或者公众。

展江：这不是政策问题，是社会发展问题，中国社会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当中迈向成熟。另一个，我们没有能力，但是想去研究的问题——网络有多大影响。网络让政治有了很大的回旋空间、新的空间。这使得中国在高速发展中提供了稳定的一种因素。这种影响，我认为是看不到底的，这个因素的介入是需要关注的。

展江：西方的逻辑以多元社会为基础，媒体、国家的诞生是服务于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年变化，是一个多元社会诞生了。这改变了国家、社会的基本建构模式。现在既要强调国家一体化，又要强调多元化。要表达多元化的社会需求，要看政党释放多少空间。

展江：现代化的进程主要是两个：一体化的过程、多元化的过程。前者的空间是国家，后者是社会。因此民主的主要的任务是如何用制度的方式让两者统一。这是民主制度的建构。从中国的发展来看，政党建设国家，整个社会一体化。在这样的逻辑框架里面，媒体当然是为一体化服务，这是政党的角度。

展江：现代化的进程主要是两个：一体化的过程、多元化的过程。前者的空间是国家，后者是社会。因此民主的主要的任务是如何用制度的方式让两者统一。这是民主制度的建构。从中国的发展来看，政党建设国家，整个社会一体化。在这样的逻辑框架里面，媒体当然是为一体化服务，这是政党的角度。

黄旦：展江用的是国家法团主义、公共领域理论等等，还有协商主义理论，这些理论都在解释中国。这些理论能否用来解释中国，我们是特殊的，还是必然朝着这些方向走，还是两者结合的？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展江：我认为中国现在处于国家主义和国家法团主义之间。现在的公民社会不是西方的公民社会。北大去年的一个报告说已经迈入了公民社会，马上遭到了清华大学的反驳。理由是40多个NGO，但是大家知道其实真正独立的，很少。活跃的媒体，知识分子群体，是公民社会的条件。

展江：中国一开始有私人、外国报纸，五六年改造以后，八年之痛，全面学苏联。前三十年大量学习苏联。后三十年比较复杂。我提出两种视角看待媒体和国家的关系，基于国家的主体性，法团主义。基于媒体的角色，用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的理论比较有效。前三十年，不是在塑造人民，是在塑造臣民。

北京外国语大学展江：30年，可以从反思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开始。斯大林路线是国家化，而不是社会化。北大某教授对苏联解释最简洁：国家消灭了社会，而一个现代国家，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必然消亡。前三十年，有七年之痒和八年之痛。列宁去世，七年之痒结束了。

（黄旦邀请吕新雨用她的框架来概括这60年媒介角色变化）吕新雨：前30年，以人民主权来建构国家合法性，毛一直强调群众路线，扮演着社会动员角色。今天政党和国家重合，导致官僚体系腐败，如果媒介没有能力去实践人民主体，后30年如果只从公民社会角度讨论的话，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缺乏足够意义的。

吕新雨：过去，我们的乡土与城市相互哺育的关系、城乡一体化的关系，在上海这种城市逐渐发生改变，逐步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中国城市与乡村断裂。今天，乡村危机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力量在改变，国家与社会关系在改变，如何重新去检视毛时代“人民”的问题。人民只是空洞的政治概念？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任何意义上民族国家都很难摆脱暴力阴影，在西方语境中讨论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他们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超越地域的，这是为什么在西方城市中有大量自治结构。但在中国，没有西方城市的自治结构，不承担这种功能，全都是地方认同、而非城市认同。

章清：媒介是伴随现代事业诞生出现的。第二个是政府、公民与媒体。这个问题产生基于如何安排现代世界的政治生活。国家与公民，中间是媒介，媒介要摆向谁？需要思考，说穿了是种博弈。第三个是媒介的政治经济学。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也是从历史角度思考的切入点。

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我个人研究晚清历史，对共和国媒介60年不够熟悉，但有些东西是相通的。我们对媒介关注，很难在60年架构中检讨，60年跨度太大，很多问题需要加以分辨。大家比较关注报刊，对今天来说，面临多媒体时代，关于今天讨论的问题可以从三个层面考察。第一个是媒介与现代社会。

林尚立：从未来发展看，媒体要为公民社会服务，今天问题不仅有政党、制度，还有人的问题。在这个里面，媒体要为“社会”成长而服务。

林尚立：回顾60年，媒体在建构国家意识形态方面还是有细微变化。改革开放后，随着政党、国家和社会变化，媒体有所转变：既为政党合法性建构服务，也从宪法和法律之下去表达自己意见。我个人认为，今天正在进入新的转折期，在哪里？社会，社会的力量，社会在成长。社会的声音需要媒体来传达、沟通。

复旦大学国政系林尚立：从现代国家的建构看，这60年，主要建构两方面：制度建构、人的建构。政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们对意识形态有独特需求，只有意识形态确立，政党合法性才能建立。因此，这60年发展中媒体与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媒体领导完全掌握在主管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这是国家建构的基本需要。

李良荣：后30年，媒体有变化，90年代后媒体逐步实现经济独立权，但总体上看，其职能依然是宣传者作用，最大作用是社会稳定器。维护社会稳定，一是维护制度和体制稳定，确保党领导国家；二是维护社会稳定。这60年是力图从宣传本位转向新闻本位，我用过“艰难的转身”来概括，这个艰难还在继续。

李良荣：后30年，媒体有变化，90年代后媒体逐步实现经济独立权，但总体上看，其职能依然是宣传者作用，最大作用是社会稳定器。维护社会稳定，一是维护制度和体制稳定，确保党领导国家；二是维护社会稳定。这60年是力图从宣传本位转向新闻本位，我用过“艰难的转身”来概括，这个艰难还在继续。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良荣：60年，媒体发挥什么作用？一句话概括：前30年，媒体主要起鼓动作用，最大作用是社会动员，党和国家运用媒体进行社会动员：抗美援朝的战争动员、经济建设的生产动员，党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什么只起这个作用？因为党还没有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继续用革命手段推动一切。

姜义华：1957年之后，媒体进一步跟党委工作结合，从上到下所有报刊都变成一样的。而实际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诉求不同，如何让各级政府有独立性，能够相互制衡，让媒体发挥作用，没有真正发挥。中国虽然是“大一统”国家，但诉求和利益有所不同。我只讲50年这一段吧。

姜义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否定了当年新民主主义的整体构想，按照苏联模式来消灭资本主义和小农经济，媒体职能发生重要变化。我们作为执政党，不再靠枪杆子，最需要的是靠人民群众的监督，这个时候变成了把笔杆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把媒体变成党的工具。1958年大跃进如此荒唐，媒体没有任何监督。

姜义华：1952年，毛提出不要让资本主义在中国崛起，10月份刘少奇向斯大林汇报，1953年正式确定过渡主义总路线，核心思想是驱除资产阶级和小农经济。由此，正式从原先提倡公私兼顾共同纲领发生转向，在思想文化领域把阶级斗争提到越来越高的高度，批判红楼梦、胡适一直到1957年。

姜义华：之后，中央有关报刊的规定，有个很大改变：报刊上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是需要的，但是，强调第一必须在党委领导之下，不再强调记者和编辑独立负责，主要不是批评领导工作、干部和决定，而是批评资产阶级的思想。到了1955年，批判胡风，“舆论一律”重要批示出台。

姜义华：1956年，中央又提出，主要矛盾是群众和干部的矛盾，应当让群众更多地来通过媒体监督和推进我们的工作，“我们终年发号司令，能否有一个星期让大家提意见”。整风运动开始，没想到意见这么多，接下来就有了那篇影响巨大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

姜义华：情况很快发生变化，刘少奇访苏与斯大林参加座谈。有几条内容很重要：1、斯大林说，你们要搞选举，人民民主，否则人家说你们只靠枪杆子；2、你们还是要搞一党制。你们要通过选举建立一党政权，当然，还可以安排一些态度好的人给点职位，他们会很感激你们。这个大概就演变了我们后来的政治格局。

圆桌论坛开始：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发言，说主题敏感，中国迄今尚无新闻法。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是1950年党中央文件：一、倡导在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让群众来批评党的工作缺点和错误；二、批评文章的观点由编辑和作者独立负责。当时，报刊在推动工作、揭露阴暗面、防止官僚作风发挥很大作用。

西方媒体真的在简单而恶意地“妖魔化”中国么？外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是否经历了浪漫化、妖魔化和多元化的轨迹？哪些因素怎样复杂地影响着外媒报道中国？志安新书《中国怎么样：驻华外国记者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南方日报出版社）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即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举行，市长蕾特·毕杰芮加德日前寄发明信片给市内各饭店，要求会议期间不要帮各国代表召妓，也呼吁与会代表不要买春。当地妓女立刻反击，扬言准备为能出示这些明信片的各国代表免费服务。

德国明镜周刊4日报导，哥本哈根市议会配合毕杰芮加德市长，向当地160家饭店寄发明信片，呼吁不要召妓。

当地妓女表示，市议会无权干预她们的事。“性工作者利益团体”发言人苏珊·莫勒说：“这是公然的歧视。她表示，政治人物为难性工作者，不公平且该谴责。”

 

我要出国，
我要去哥本哈根，
顶我的，我带你们一起去，
我包了专机！！！！！

神啊！赐我一张明信片吧！

靠！原来这些人都是去嫖妓啊？？是真去开会吗？还是以开会为名义呢！

哥本哈根是哈根达斯的兄弟!

这个问卷从选题设置到具体问题，都是在现有不合理的人文－社科管理体制和观念范围内提问，实在难以在有限的几项中进行强迫性选择。

标题中的“哲学社会科学”说法本身，还是老毛1942年《整顿党的作风》里说的，把哲学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这个观点就是错误的。没有也不应该有凌驾于科学之上的东西，如果有的话，那是上帝。应该是“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是这个领域中的一个学科。

“创新”是现在中国政治中的概念，笼统地说说可以，非要在所有具体领域层层都来谈“创新”，创新就成了没有任何意义的套话。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不断创新，这是科学研究的本意，再搞什么科学研究的创新，同义反复。有不创新的科学研究吗？那就不是科学研究了。本调查问卷建立在“创新”这个词儿上，是在赶时髦，没有意义。

第8题，团队研究创新能力。人文－社科的研究基本上是个人性质的，建立在个人独特的兴趣和非凡的研究毅力之上。现在什么都要以团队的名义，显然，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政治上的“集体主义”仍然顽强地在这个领域延续着影响。这种思路至少对于人文－社科研究是有害的。纵览最近二三百年的世界人文－社科成果，有几个人是“团队攻关”出来的？都是个人研究的成果（只有少数社科学科的研究需要人手调查，但研究本身也是个性化的），就是《资本论》也只能是马克思一个人的研究，恩格斯只是在他逝世后做完全不改动基础上的整理。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决定的，可是我们现在用工科思维，以为人多力量大，这种最俗的生活经验用在看待人文－社科上，说明管理者是人文－社科的外行。鉴于目前号召课题研究要组成团队，于是多数申报者只是在表格上应付，找几个人相互“帮忙”，实际上还是个人的研究，助手的工作仅是跑腿、整理之类，如果时间充裕，这些助手没有也是无所谓的。人文－社科的多数研究，不能是所谓“集体攻关”（工科可以），那是行政开会研究问题的模式，完全不适于人文－社会科学。

第9题，哲学社科对国家而言，创新能力体现在……（选择）。所有的选择都建立在“有用”的基础上。这个思路对人文－社科的认识是有害的。人文－社科研究原则上不该有功利目的，一旦有了功利目的，研究就很难谈得上科学性。可是现在什么都要求具体服务于具体的政治、经济目的，这等于毁了人文－社科。实际上已经在摧毁人文－社科。黑格尔在谈到美学时有一段话在这里引证一下：

“科学，作为服从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使用的；在这种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从另一方面看，科学也可以脱离它的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只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美学》第一卷10页，商务印书馆中文版）

第21题，要求回答高校院系、所的组织体系对科研是否有利。高校是教学机构，可以有研究，但要以教学为主，这是常识。可是现在要求几乎所有的高校教师都必须同时搞研究，是不可能的。教师的工作性质是普及，而研究是个性化很强的创新，只有少数高校教师能够做到。非这样要求，于是多数高校教师的人文－社科“论文”（其实是“一般文章”）是在讲述学科内的常识或是感想之类。违反人文－社科研究的性质，结果只能是这样！解放前20－30年代没有这套人文－社科的管理（基地、核心期刊、评奖等等），反而出了一大批至今仍然居于我国学科顶峰的学术研究成果，现在花了如此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精力，像搞运动一样“创新”什么东西，结果拿得出来的东西什么都不是。思路上整个不对，其他就甭说了。

第22题，关于人文－社科成果的评奖机制的各种选择。根本的问题是用工科思维来构建人文－社科的评价体系，人文－社科是人的思维，不是机器的思维，不是研究自然界，量化标准对人文－社科研究的导向是十分有害的。所谓核心期刊，本来用于图书馆指导读者找材料的，现在竟然成为一种恒定的评价标准，看发表在什么刊物上，而不看论文本身怎么样，颠倒是非，倒是让一些不怎么样的杂志（他们有的是办法赢得核心的称号）获得了赚钱的机会，收取版面费之类。

第23题，对“少数学者比较浮躁和急功近利”如何看。不是少数，而是普遍的，这是现在的评价体制逼出来的。

第24题，关于研究环境好坏的评价选择。现在对于人文－社科的要求都是行政思维，要求直接为当权者服务，这种环境对于学科发展来说实在恶劣。国家要有点胸怀，花点钱把很少的在某个学科领域有造诣的人养起来，不要追求即刻看得见的效应。例如理科的陈景润，他的研究其实什么用也没有，但是这是体现人类对某个问题的最高思考，我们养起来了，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人文－社科也应该这样做，不要一天到晚拿着表格找人家统计发表多少、多少人引证等等。钱钟书的《管锥篇》有多少引证？很少，但是人家的东西就是传世之作。引证率在大众文化时代是很可疑的。不要迷信引证率。钱钟书不是因他的《管锥篇》，而是因为他的游戏之作《围城》被社会知晓，这是时代对学术研究认识的错位。如果官方也是这样认识，延误的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国家的人文－社科了。

第27、28题，关于提升“创新”的举措。这些要求选择的举措，大都是行政思维的产物。重点学科的基地，已经变成了一种“权力”，各个高校争的是实际利益。其实所有的基地都是一个单位两个牌子，一个人两个身份。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谓“双肩挑”是自欺欺人，真的一个人既是教学标兵，又是研究家，很少。但是现在要求几乎所有教师都得教学、研究双肩挑，结果，所谓“成果”多数是垃圾。发表的东西现在呈几何级数增长，越来越多，谁在看？哪里有时间看？教学反而成了应付，什么都做不好，误人子弟。211之上再加上985，现在还要搞国家级的基地，国家级的评奖，反正就这样几个人，叠床架屋，折腾吧，又不知得填多少表格，开多少评审的会议。本来各学科真正能干的人就是这么几个，把精力用在各种形式主义的评奖、评审上，还做不做正经的事情了？所有的评审都是要消耗精力的，我们真正有本事的人很少，让人家踏实做点实事吧！

各种评奖的程序，机制上说得不错，但是所有程序都是通过“人”来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能量之大，足以冲掉所有评奖的公正，其中的猫腻实在太多，能够评上的，相当部分不一定就是最优秀的，毛新宇的博士论文被评上百篇便是一例。现在没水平的人评有水平的，已经很普遍。例如新闻传播学的社科基金评判组长，十几年来一直是一位中学学历的人，他的名言是：“我到理发馆理发，购买的是服务，绝不是商品！”

                                      

 

电影的发展，既伴生于社会的变革，也伴生于由此而来的电影受众的变迁。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诞生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一社会转型期的新生代已逐渐成长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主力消费群。作为“孤独一代”的70后、80后、90后是个体而自主的，集体成长环境的破坏和代际交流的阻隔使得媒介空间的建构对于新生代观众而言意义非凡。他们善于借由各种新兴媒介营造出虚拟的个体想象和集体回忆，并呈现出具有多元气质、全球视野、自由独立和时尚风潮等特征的审美趣味。电影于新生代观众，不仅是重要的消费方式，更体现为可观的消费潜力。
另一方面，“城市生活最能呈现当代人的精神内核，是电影挖掘的重要‘场域’，城市电影是以当代城市生活空间为叙事空间，表现人与人、个性自由与制约个性发展的外部条件之间冲突的影片” 。覆盖广泛的都市爱情片，逐渐从传统社会伦理的桎梏中摆脱，演变为都市男女用以弥补现实纯爱缺失的替代性情感消遣品。熟悉的城市景观、似曾相识的爱情曲折和全然陌生的美满结局，这些银幕上“熟悉的陌生人”向新生代传递着一幅幅世俗图景下的超然百态。
无论在20世纪30、40年代的美国好莱坞，还是在21世纪初电影业蓬勃发展的日韩地区，都市片都表现出兴盛的创作生命和无可比拟的市场优势，更创造出多个中小成本电影的票房神话。近年来的中国内地，新生代观众的消费能力与都市电影的市场需求同步增长，“井喷”效应渐显。在2007年统计的234部影片中，当代生活题材195部（占83%），其中城市题材150部，占77%，以《夜•上海》为代表的爱情片共17部，占各电影类型的首位。 而在2009年“年关前后上映的《非诚勿扰》最终创造了超过3.4亿的总票房，成为有史以来国内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 。
 即便如此，都市电影却兴而不旺，既缺乏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作品，也未形成持续而广泛的市场规模，类型模式缺失、受众定位模糊，叙事方式老化，都无益于其作为中国电影市场主流产品的立足与发展，更毋宁说周边产品的开发 。
事实上，新生代观众的审美趣味多元复杂却也鲜明独特，孤独的个体成长体验和虚拟的集体情感共鸣均是都市电影的创作可能，通过对选秀竞技、后现代戏仿和童话情结等创作元素的观照，完成传者与受众间的身份体认、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从而获得都市电影在社会意义和市场价值上的成功。

 

选秀竞技：读图时代的草根精神体现
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为中国的电视屏幕带来了一阵选秀风潮，自此，以选拔明星为最终目的的“真人秀”纷涌而至，掀起了“庶民的胜利”和“平民的狂欢”。位于媒介神话风头浪尖的，正是70后、80后和90后们的新生代。与前人不同，读图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受众不仅是大众媒介的被动接受者，更是主动参与者。形形色色的选秀节目，树立起无数个风格迥异和形态多元的草根榜样，零门槛、镁光灯、fans和光鲜亮丽的生活方式深深的吸引着他们。
都市电影敏锐的抓住“选秀”及“演艺竞技”等深受新生代受众喜爱的媒介形态，使之成为影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体表现为：1.主人公的身份背景，如《乐火男孩》（2009）；2.作为核心事件贯穿全片，如《时尚先生》（2008）；3.决定人物命运的戏剧冲突，如《完美新娘》（2009）；4.人物才艺性格的展现形式，如《精舞门》（2009）等。在全民选秀的氛围中，都市片嫁接上各种方式的“选秀”，希求就此搭上“选秀”这班顺风船，从此乘风破浪。然而，对“选秀”元素的“简单拼贴”使之最终沦为影片中招摇的标签和浅白的剧情。《完美新娘》中的罗杰为了拒绝大龄剩女杜蕾丝而怂恿她去参加“完美新娘”的选秀，寥寥的选手、简陋的舞美、廉价的服装、随意的评分、缺乏设计的比赛环节和洋相百出的个人表现，一场无中生有的“完美新娘”秀让这个本应内在“完美”的女孩成为自娱自乐的选秀小丑。《时尚先生》的主角李嘉吾办“时尚先生”选秀大赛的初衷是让自己的事业走出困境，其前妻叶菁担任评委的初衷是为了向负心汉复仇，女扮男装的假小子廖宇参赛的初衷则是为了配合姐姐的复仇大计，在巨大的自我膨胀和成名诱惑下完成了比赛。对于新生代受众而言的草根狂欢，最终演变为一场动机不纯的选秀闹剧。“选秀”因素的使用不仅未能形成有效的票房影响力，且很难在新生代受众群中形成正面的口碑。
这与选秀中产生的“审丑”、“功利”和“肤浅”等诸多对新生代受众审美的质疑、误读和误解不无关系。从70年代末推行计划生育的中国社会迎来第一批独生子女，到90年代初出生的90后，都被笼统的冠以“小皇帝”和“小公主”之名，媒介视野中的新生代骄宠孤傲，是被呵护的“祖国花朵”。表面看来，新生代受众对“选秀竞技”的狂热既来源于对名利的虚无追逐和对榜样的盲目崇拜，也不啻为一种对繁华表象的尊崇，归咎于“他者”和“社会”的责任感缺失，是另一种形式的信仰沦丧。但究其根本，新生代在被长期保护的同时，也成长于孤独环境中，年轻的都市人群混迹于钢筋水凝构筑的封闭世界，缺乏群体性的交流，缺乏友邻间的关爱，在内心深处渴望被发现、被重视以及被作为一个普通成年人般的尊重。在现实世界与内心失衡的矛盾面前，轰轰烈烈的“选秀”恰好提供了一个舞台，得以使个性化的展示喷薄而出、为人瞩目。
“选秀竞技”元素在都市电影中的运用，不仅在于形式，更在于外延的拓展和内涵的挖掘。以美国迪斯尼公司风靡全球的《歌舞青春》为例，没有大张旗鼓的选秀节目，也没有一朝成名的选秀冠军，男女主角Troy和Gabriella同所有普通学生一样热爱篮球、醉心歌舞，丰富的课余生活让他们疲于应付接踵而至的篮球赛、学术全能比赛和音乐剧选拔。影片所赋予他们的，不是肥皂泡般的华丽胜利，而是对自身理想和价值的全面审视，是在平凡生活中普通个体的破茧而出。对于新生代受众而言，中国都市电影所稀缺的，并非单一的“选秀竞技”元素体现，而是此般对普通生命的平视和对草根精神的礼赞。

 

后现代戏仿：重构中的影像新规则
在社会发展变革时期，处于家庭中心位置的新生代确是“温室花朵”：如“花朵”般接受来自周遭人群无微不至的照顾，但也被强制禁锢于“温室”中，并严格要求于成人世界的规矩和法则。相较于其他时代的人群，青春期的叛逆不羁在今天的新生代身上有过或有着最为鲜明的显现，媒体构建的虚拟世界更成为个体逃避现实或是抗击现实的载体。对于自由的向往，对于规则的离经叛道，新生代受众渴望在影像中看到一种不依附前人，由自我创设，并足以体现其自由独立人格的全新规则。
在电影中，这种全新规则的创设首先体现为对现代权威价值观的颠覆，其次体现为一种网络时代的新影视语言和逻辑思维的重构，或将之纳入西方哲学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之中，它“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反对以特定方式来继承固有或者既定的理念” 。既要背负前辈的沉重历史，又无法在现实中自由放飞梦想，后现代的都市电影以苦涩而混沌的影像基调，以戏谑现实或嘲弄梦想的方式，通过经典戏仿的表现手段成为新生代寻求解脱的一剂良药，它的“超越精神提示我们怎样走出沉重的历史，提醒我们也许可以用另一种套路去解开现实的历史”。
包括《花眼》（2001）、《疯狂的石头》（2006）、《疯狂的赛车》（2009）、《2009家有喜事》（2008）、《夜•店》（2009）在内的一些都市电影都开始巧妙的使用互文、借鉴、拼贴、化用等后现代艺术偏爱的手法。《花眼》以MV式的个性化呈现和广告般的镜头拼贴，“肢解了线性叙事的时间性，而显现为空间化的碎片组合，这正是后现代都市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疯狂的赛车》中错落的情节、高智商的逻辑梳理、个性化的黑色幽默、传统音乐与古典音乐的杂糅交织，给予观众一种混乱却抽丝剥茧的快感。
然而，都市电影在取得了票房的惊人成功和观众的良好口碑之余，的确未能留下更为久远和深刻的意蕴，简单的后现代元素消解了传统电影对意义的追索迷恋，成为一种快速的欢愉、通俗的快感和浅白的励志。尽管答案犹未可知，但不免让人忧心忡忡的是都市电影对后现代元素的大量运用也许会流于对纯粹的形式美感和视觉快感的过度追求，并就此将新生代受众带向新的人生迷思与情感困境。

 

童话情结：新生代的集体成长记忆
在2009年的暑期档电影中，一部名为《非常完美》的都市爱情片席卷全国。据发行方中影集团统计，该片上映仅10天，票房已达到6000万元，创国产都市爱情片首个10日的票房之最。这部定位于国际视野的爱情喜剧，显现出现代城客的时尚理念，以炫丽的动画、缤纷的场景、奇异的造型和夸张的语言，讲述了漫画家苏菲与女明星王菁菁之间的“夺爱之战”，成就了一次童话般的视觉盛宴。
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中提到受众的观看快感结构之一是来自对某个银幕形象的认同。受众不自觉的维护着电影的神话特征，刻意避免间离效果，让自己充分沉浸并分享他人的人生，以及他人满足欲望的过程。就这个意义而言，受众在分享《非常完美》中苏菲的爱情童话时，也获得了现实中不完美情感的替代性满足，并极大的唤起了他们于孩提时代起便埋藏的童话情结。
童话是他们纯真年代里最有益的精神食粮，因而也成为跨世纪一代最弥足珍贵的集体记忆。面临成长阵痛、职场斗争和社会压力的新生代，并不满足于影像中的自省、反思和批判，也普遍不像前代人一样愿意沉浸于琐碎的家长里短、沉重的苦难过往和充满怨妇情绪的苦情境遇中，恰恰相反，他们对轻松而无瑕的童年少年记忆总是乐此不疲，这也成为都市电影中不仅不应回避且应在最大程度彰显的商业元素。
童话情结因素，首先体现为电影语言中的童话形式感，例如《完美新娘》中杜蕾丝的口头禅“休息，休息一下”（见于80年代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其次体现为超现实人物的设定，例如《爱情呼叫转移》（2006）和《爱情左右》（2008）中另类天使，他们如现实中的阿拉丁灯神，将凡人的情感窘迫转嫁至虚无的梦幻世界；第三体现为传统意义的童话爱情模式，例如《向左走向右走》（2003）、《夜玫瑰》（2009），历经挫折后“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此外，还应体现为对包括校园生活、习惯风气、物件话语等在内的集体回忆本身的故事化表现，在近年来的动漫市场上“兔斯基“的成功正是回应了新生代受众对集体回忆的巨大需求，在都市电影领域却鲜有佳作。有学者在提及《阳光灿烂的日子》时说，“无保留地认同这部影片的多为马小军或曰王朔的同代人，他们在其中找到了他们的无处放置与附着的‘想象的怀旧’之感找到了发露与表达 ”，当下的都市电影要寻找的，真是适于新生代受众们的“想象的怀旧”。
都市电影中的童话情结，不是都市男女的夜夜笙歌和缠绵悱恻，它既表现了一代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兴趣品味和道德操守，更应承载起他们人生中最简单纯粹的情感向往和价值观念。

 

结语
1979年以来，随着电影观念的演进与观众兴趣的变迁，多样化的中国影坛呈现出一种积极探索、锐意进取的蓬勃生机。在此后的一系列都市影片里，都市不再是简单的故事场景，而是与创作主体的情感世界和影片人物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叙事空间。 全球化语境下的新生代受众在审美趣味上更与前人有所差距，包括《非诚勿扰》（2009）、《女人不坏》（2009）、《窈窕绅士》（2009）在内的都市电影越来越多的将故事场景置于高档会所、高科技楼宇、主题派对等现代都市空间，将角色定位于公司白领、演艺明星、时尚主编、医生学者等都市人身份，但这两者却常常与“罪恶”、“冷漠”、“异化”等否定性概念或“时尚”、“前卫”、“多金”等符号化概念联系紧密。
立足于新生代审美趣味的都市电影，也许将充满了更多新鲜的影像元素，从而迎来商业上新的巅峰。但对于年轻观众而言，致力于表现“城乡文化冲突”的优秀都市电影却存在一定缺憾，或是有意识回避或是戏谑式嘲弄。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步伐中，都市电影无论以何种电影语言和叙事元素加以表现，唯有对都市文化和各阶层的都市人群充满真挚和理解和真诚的热爱，才有可能焕发出恒久的魅力，并赢得巨大的市场前景。

 

张志安：传媒、新闻生产与公共性——第二届中国青年传播学者研讨会综述（《新闻记者》2009年12月号）

就理想角度看，大众传媒的根本属性和价值纬度应该是公共性：以塑造传媒公共领域为期待，以公共利益至上为目标，以公共话语实践为行动。如何促进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既是新闻从业者不懈努力的使命，也是传播研究者持续关注的焦点。从拉萨打砸抢烧事件、汶川大地震到北京奥运会，从“三鹿”毒奶粉事件、山寨文化到一系列群体性事件……近年来，这些发生于中国场域中的焦点事件，给研究者提供了丰富而充满张力的实证材料。
为凝聚青年传播精英，推动学术研究水平，提供学术交流、观点碰撞和思想激荡的平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于2009年10月25日联合主办了 “传媒与公共性”第二届中国青年传播学者研讨会。本次研讨会追求高起点、高层次，强调有创见、有质量，不求惊人之语、但求理性之音，不求话题广泛、但求学术规范，自3月份征文后共收到投稿论文60余篇，最后入选论文20篇。会议不设分会场，且论文发表者同时兼做点评人，由此给参会者提供一个思想激荡、观点交锋的公共学术空间。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10多所新闻院校的青年传播学者汇聚复旦，针对中国当下传媒的体制、实践和话语进行深入分析。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旦教授、副主任殷晓蓉教授作为嘉宾对会议进行了精彩的总点评。

特征：公共性的复杂呈现
处于风险社会的当下中国，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尤其群体性事件频发，与之相关的信息传播、新闻报道及社会运动等议题成为本次研讨会的关注焦点之一。汕头大学陈岳芬指出，群体性事件现场的信息传播主要是人际传播，“从突发性事件凸现到群体性事件爆发，信息的传播主要经历了传言四起、谣言流串、从舆论转化为行动三个阶段”，期间，无论群体的聚合还是信息的传播，均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并受制于社会现实及其传受双方的心理机制。广州大学徐晖明针对2008年西藏议题进行抽样调查，试图检验网络接触、网络信任等条件因素对架构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情境下的架构带有“宣传”或“劝服”的成分，人际交流、政治兴趣对架构效应具有直接影响，“自认为对事件的了解程度”是条件因素和架构效应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而“对事件的了解程度”则不是一个单独起作用的有效中介变量。
中国人民大学刘海龙以贵州瓮安“俯卧撑”事件、云南晋宁“躲猫猫”事件为例，探讨了危机话语的建构过程、“网络监督”话语及其实践，并经由对危机建构的分析来揭示媒体生态和新闻实践对危机的影响。他认为，这两起危机事件中“戏仿的政治”标志着公民尤其网络公民意识的兴起，预示着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的出现，但是“这种戏仿的政治也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很可能表达了玩世不恭或愤世嫉俗而不是健康的怀疑精神”。此外，新闻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主要站在政府角度，缺乏自主性，据不完全统计，32%的新闻只是对政府召开的会议进行了简单转述，61％的新闻是政府或法医发布的官方信息，46％的新闻有政府官员的直接引语，而有普通民众直接引语的新闻只有25％。
基于互联网的新闻生产和信息传播无疑呈现出与传统媒体不同的符号特征、传播特点和文化现象，与之相关的社会控制也呈现出不同的监管方式，对此，不少青年传播学者进行了细致分析和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雷蔚真、曹小杰从传播学视角出发，考察近年来热点事件型网络语符的生发过程发现：“正是网民在互联网语境下累积的自组织行为，导致了网络语符的生发与传播扩散，其中转型社会中频发的社会事件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网络语符体现的是官民话语的博弈，本质上隶属于自下而上的民间话语体系。”深圳大学周裕琼对杭州飚车案肇事者胡斌“替身”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过程进行研究，认为其呈现出中国现阶段社会谣言传播的典型特征：其语境是网民以大规模集体合作方式寻求非官方的‘真相’；其内容既源自人们对社会现实（包括政治和司法现实）的假想，又取材自网络群体议论所产生的即兴新闻；其功能是以群体智慧来求得对事件的满意答案。而官方在应对网络谣言时存在错过辟谣的最佳时机、辟谣方式过于陈旧、过于依赖硬性手段控制谣言等问题。
中国社科院姜飞、黑龙江大学黄廓以2008年“山寨文化”的盛行为例，分析了这种网络文化的发展历史、生成机制，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权”与“势”的博弈可以为这些问题号脉：传播领域的“传播权”和“传播势”的博弈，一方面提示了从传统媒体时代向数字媒体时代传播主体力量的变迁轨迹，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网络新媒体时代传播的核心特点。因而，“不能单纯地给山寨现象打上复制和盗版的标签，它的出现是社会更加宽容和开放的结果。它的存在是与大众对主流文化改革的巨大呼声相吻合的”，对“山寨文化”的处理方法应该是善待、宽容、保护并帮助其找到正确的路。北京大学吴靖则从新媒介技术、文化形构与生产方式三个不同视角分析山寨作为经济、文化与修辞现象的特征及社会意涵，她认为，不同领域的山寨现象既体现了不同的社会症候，又相互勾连，成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实验新的社会模式、文化理想与公民意识的场所，“山寨现象是中国在摸索另类发展模式过程中的经济与文化实验”。
复旦大学沈国麟、陈晓媛探讨了美国网络监管中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的矛盾，并且从“沙米案”中看出美国互联网监管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就国家安全而言，传统的渠道监管在新媒体崛起的背景下已经不得不转向‘渠道+内容’并举的监督方式”，这种转变背后涉及美国社会调整矛盾的基本机制——独立的司法机构与公共舆论。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徐静以“河南核泄漏恐慌”为例研究谣言传播中舆论引导的受众意识，他提出，地方宣传部门缺乏对谣言传播进行舆论引导的受众意识是导致谣言大规模传播并造成破坏的主要原因，其主要表现在“缺乏对公众谣言接受心理的了解，缺乏对受众媒介环境的准确把握，缺乏对受众知晓权的尊重。”
此外，与会者也大众传媒对焦点事件的新闻报道、手机新媒体的传播特点等不同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经验研究。复旦大学胡春阳、王昀的论文，以房产新闻为例剖析了经济新闻的话语迷思，指出新闻叙事话语本身存在着极大的“合理想象”空间，这种经过“合理想象”而形成并强化了的迷思被人们当作常识接受。浙江工业大学周琼分析了《纽约时报》对北京奥运会的报道，将其呈现出的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强化原汁原味的中国元素文化符号，大幅增加有关中国的“软文化”报道，显性建构正面信息、隐性建构负面信息。中国传媒大学张洁关注戏谑性政治短信在中国的流行现象，她通过对16位短信写手的深度访问、对508位手机用户的问卷调查发现，这种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短信并不是商业利益驱动的产物，而是纯粹的个人自发行为，是典型的“人际传播”。针对此类短信流行的原因，50.8%的受访者认为“人们有不良情绪或压力，通过这种短信进行宣泄”，42.3%的受访者认为是“有人闲得无聊，通过这种短信找乐子”，38.6%的受访者认为是“大多数人收发此类短信纯属跟风，并没有什么特别考虑”。

控制：公共性的影响因素
关于影响传媒公共性的因素，一些青年传播学者从新闻生产的责任主体、参与群体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意识、角色认知，以及在传媒上进行观点表达的专家学者，都是影响传媒与公共性关系的内在因素。复旦大学马凌以2007年“北大教授与独立评论人豪赌深圳房价”为个案，分析传媒上的专家，发现此类“表达性事件”（expressive events）中，被加冕的“独立评论人”、被抹黑的“北大教授”、被卷入的诸位名人，都成了被新闻生产场域塑造的符号、自愿或不自愿的民意代言人，争论双方的真实身份被传媒有意地“强调”或“无视”。她援引齐格蒙•鲍曼关于知识分子的二元划分提出，“立法者”生活在一元论的世界，而从风险社会的角度衡量，“阐释者”富于民主协商的色彩，更适应当代社会情境。遗憾的是，参与新闻生产的专家习惯于充当富于权威的“立法者”，他们本该预警风险、分析风险、化解风险，却可能忽视风险、制造风险、放大风险。中国人民大学陈阳纵向回顾了当代中国记者职业角色的变化轨迹：新闻媒体的功能从提供观点转向报道事实，新闻记者的职业角色从参与者转向观察者，不过，“参与者和观察者应该是交织在一起的，并非截然分开”。影响媒体功能转变、记者角色转型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新闻环境、报道空间的紧缩促使记者自我保护意识强化，媒体放弃观点、转向事实，另一方面在于受众越来越成熟和理性，需要深度报道而非肤浅信息、需要事实而非观点、需要自己形成判断而非接受被灌输的结论。
从新闻生产的动态过程看，外部行政控制、商业控制的“内在化”也是影响传媒自主性、影响其公共立场的重要原因。复旦大学张志安以2008年“毒奶粉”事件的报道为个案，分析新闻生产中的“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现象，即在没有明确外部审查机制和审查要求的情况下，从业者和媒介组织对新闻生产进行的自我监管或自我控制。通过深度访谈，他发现，基于对奥运期间新闻报道环境趋紧的审慎判断和对媒介组织自身面临的政治风险的担忧，使原本有机会比《东方早报》更早报道“毒奶粉”事件的媒体放弃了揭示真相的机会，同时，来自三鹿这种大型企业的商业控制及其可能采取的法律诉讼手段，是前期不少媒体发现毒奶粉问题却不敢点名的重要原因。南京大学胡菡菡对网易“新闻跟帖”进行研究，提出网络新闻评论使新闻具有了对话性，为公共领域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网络媒介在日常运作中，对建构公共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通过资源统合为网络新闻评论提供更丰富的议程资源，通过内容加工为网络新闻评论树立价值体系，此外“尽管网络媒介自身受到国家力量的干预，但由于商业驱动的存在，它仍然会成为建构公共领域的天然支持者。”她的观点揭示了商业性对传媒公共性的复杂影响，尤其在网络评论实践过程中的“解放”力量。
中国传媒大学徐帆从“身份”与“路径”两个层面切入，指出了“公共频道”在中国真实而复杂的现状：“公共频道”自1998年在中国电视界出现，它的缘起和内涵便与公共电视大相径庭；当下采用频道层面的“小鱼模式”，是公共电视实践从节目层面的“虾米模式”向制度层面的“大鱼模式”演进的中间路径，其发展空间与资源被大量使用同一呼号、并变相进行市场竞争的“公共频道”所占用。他的研究，对解读中国社会的政经社情、中国电视的复杂格局如何影响电视传媒的公共性有所启发：中国公共电视的种种模糊与暧昧，暗合着改革开放以来“摸着石头过河”论以及“黑猫白猫”论的指导精神，这正是转型而非稳态社会之历史进程中的特殊范式。

对策：公共性的促进建议
传媒的公共性最终体现于坚持公共立场的新闻生产、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传媒表现，对此，与会学者针对各自关注的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尽管这些建议难免具有理想化色彩，却依然值得政府、传媒及公众在行动中去共同实践。
中国传媒大学曾庆香、武警江苏总队李蔚将参与者没有具体行动目标的群体性事件称为“发泄型群体性事件”，认为这种群体性事件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群体磨合、群体兴奋和社会感染。“每个阶段的信息传播特征明显，其中传播的流言被政治化，并体现群体的普遍情绪”，相关的新闻报道主要有两种框架：“蛊惑”与“教唆”框架、社会冲突框架。就如何改进新闻媒体对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的报道，避免流言盛行、社会不稳，她提出，媒体要围绕公权力这个关键澄清事实，坚持信息的公开、透明，去除其中的政治化色彩与集体记忆，同时积极地表达民意，及时报道“急流险滩”，发挥“船头瞭望者”和“社会解压阀”的作用。徐州师范大学贾广惠提出，要遏制环境恶化的趋势、提高传媒公共性，需要强化传媒的责任，打破地域局限，培育不同层次的公民社会引导公共参与，并对传媒形成一种纠偏机制。他没有将这种期待寄托于传媒对现行体制的“挣脱”，而是“寄希望于传媒中出现一定的联合，由中央部委牵头确定少数几个试点，赋予它们独立调查公共问题的权力。”
复旦大学章平考察了《人民日报》、《京华时报》、《中国青年报》以及《经济观察报》等四家报纸对医疗体制改革的报道，发现：大众传媒为人们提供了医疗体制改革的多维图景，提供了话语交流平台和传播通道，发挥“建议”、“批评”、“商谈”职能，促成医改转向成为中央政府的正式议程。“公共商议得以形成的条件来自意识形态正当性的获得、公共商议过程中的公共理性以及有效抗衡利益主体的干预”，她指出，大众传媒应该设置关于公共事务的报道议程，促成公共商讨在大众传媒话语空间中停留、持续和演进，由此，积极影响公共决策，发挥公共商议平台的作用。
中国青年传播学者研讨会是一项由国内青年新闻传播学者自主发起组织的学术会议，旨在促进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碰撞，提高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水平。2008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联合主办了第一届青年传播学者研讨会。第二届青年传播学者研讨会的召开，时逢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教育机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八十周年院庆，青年传播新锐们率真的交流、智慧的碰撞也给这个节日献上了一份独特的思想贺礼。

......我谈到我们中国的新闻，在我们所处的中国转型期社会的三重身份。

首先，如在西方一样，新闻之难，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说出全部真相。

其次，在当代中国（不同于在西方），学院派知识分子，不论由于何种原因，失去了批判主流社会的能力。但任何一个社会，在任何时期，不能不有对主流生活方式的批判。批判精神，是“现代性”的标志。虽然，现代之前的人类社会里也出现过对既有生活方式的怀疑和批判。依照康德的看法，那些不敢普遍地持有批判态度的社会，尚未“启蒙”，故而停留在现代之前。对社会主流保持批判态度，这样一种极端重要的社会职能，今天，在中国，由“严肃新闻”承担着。严肃的（而不是娱乐的）新闻追求，也称为“新闻专业主义”。

第三，不同于西方的或稳态的社会，在当代中国社会，可用来表达意愿和对话的各种机制，严重扭曲或完全缺失。理想而言，基于自由表达的舆论（当然存在不同的兴趣和利益冲突），通常称为“公共空间”。作为程序的民主，和作为公共空间的民主，在奈特“科学，哲学，社会过程”的视角下，是同一概念的两种表达。甚至，在奈特看来，后者是内在的过程，前者是外显的过程。塑造和维护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对现代社会之“现代性”而言，是一种极端重要的社会职能。基于“社会演变依赖于演变路径”这一基本原理，我们知道，由于民主过程的其它角色的缺位，这一社会职能，在中国，被让渡给了新闻。这是严肃新闻在中国转型期社会承担着的第三重身份。

新闻，若要扮演这一角色，就要遵循公正原则，尽管，我们也知道，诸如“公正”这样的语词所包含的严肃性，早已被当作商业广告消费殆尽。惟其如此，我们最终明白了一个浅显却不易践履的道理：当语言被污染之后，行动是最纯正的语言。也因此，我见到了“冬日的火”和人数多到足以构成中国新闻史事件的那些引火者们。没有“一以贯之”的原则，就不可能有公正的新闻。当然，报刊是可以模仿的。但没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那模仿就总难免随风摇摆，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忽西忽中，于是“严肃性”被“娱乐性”取代，“化大众”被“大众化”取代。为应对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坚持的一以贯之的新闻原则，称为“复杂的自由主义”原则。

 

《财经》一开始我是参与的，在编辑部赶稿子，参加编前会，一边聊天讨论议题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一个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往往有很多意见涌现出来。但是对任何一个政治经济问题，你希望在哪个方向上求解这个问题？这个希望的求解方向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时一事，而是涉及到对中国社会的整体的看法、整体的感受。从一致性角度看，《财经》对每个具体的问题都有一个希望的求解方向，而且这个求解方向从远处看的时候，大致上与之在其他问题上的求解方向是自洽的。它不能够前后不一致。

现在，包括大陆港台的很多财经或非财经的大众媒体，从读者的角度看，我们读得时间长了会以后发现，它有很多的摇摆性，就是跟着舆论摇摆。这种不一致性（inconsistency），实际上反映出编辑部内部对于中国问题没有深刻的、整体的把握，这是最要命的一件事情。所以从外边看是不一致性的问题，从编辑部里边，其实是要求对所谓“中国问题”有一个视角更高远的整体把握。这是很困难的。我个人觉得很高兴，因为《财经》编辑部一以贯之了，从现在看确实比较一致，前后没有发生太多立场上的摇摆。

实际上，对中国问题的把握特别复杂，你如果非要让我来说，以我的看法，何谓《财经》立场或者能够代表《财经》的一以贯之的原则？我只好把它叫做“复杂的自由主义”。“复杂的自由主义”不同于简单的自由主义，也不同于西方历史上发生过的这些自由主义，只能用哈耶克的“复杂现象论”的“复杂”，结合上所谓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这就是“一”。但是运用在中国政治经济议题上的时候，它表现出来非常复杂的叙述。

中国过去150年始终处于激进的影响之下。在这个激进的时代，想找到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的合适的表达方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稍微不合适，你就被简单地归到“左派”，或者被简单地贴上“右派”的标签。但是真正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表达，我叫做合适的表达，它后边有非常深层的复杂的原因。150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在求解这个问题，就是“中国问题”。

“中国问题”简单概括来说，是双重的矛盾，一方面是现代与传统的，还有一方面是西方和中国本土的。这双重的矛盾在西方知识分子里不发生，因为它是原发的资本主义，只有在中国这150年中，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结果这个问题渗透到所有的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和非政治经济议题中去，这是《财经》编辑部最常面对的现象。面对一个重大事件的时候，其解释框架、其引致的求解方案是什么？这也就是我们要寻求的一致性（consistency）。

如果根据今天的感受，提出一个看法，明天又换一个看法，所有的看法都像向量场似的不能一致，那就乱了，缺乏一个整体的把握。这是我个人从学术的角度看办新闻最难的一件事情。

在激进主义的大潮之下，需要一种反潮流的理性，能够比较稳健、比较复杂地来思考、求解这么一个大规模转型社会的复杂问题。为了寻找最合适的表达，首先其实是对重要问题的感受。没有这种感受，就不可能找到合适的表达。

《财经》编辑部有一大批优秀的编辑记者，他们对重要问题和问题的重要性非常敏感。这也是新闻的原则。在重要性的感受之后，你可以表达。任何理解的前提就是表达，没有表达不可能理解。所以在公共领域里，如果要想让《财经》这样的voice能够发出来并且维持下去，能一以贯之地保持了十年，最重要的就是对重要性的敏感，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能够生存到今天。在西方的新闻学院里头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最困难的事情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说出全部真相。”但是在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不是说出全部真相，因为你说不出来。你只能找到合适的表达，这样改革能够从体制内一步一步渐进地往前走。

我再补充一点，“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还有一层，就是说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演变的经验其实都可以借鉴。但是借鉴的时候要有一个普适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肯定是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和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我们把政治经济的维度叫做单一的维度。按照刚才我解释的思路，在《财经》编辑部，为了确定一个编辑方针，哪怕是短期的，就需要找到长远的一致性原则。这时候你的视野肯定就跃出了政治经济的维度，而必须得增加另外两个维度：一个是年鉴派的布劳代尔提出的物质生活的维度，就是你要切身感受中国人在这五千年里、在这块土地上他的物质生活的基本样式，这是本土特色；还有一个维度是精神诉求，就是美国人所说的价值理性，它是直接价值导向的。

就是你对一个经济问题的求解，其大方向肯定是受其他两个维度的制约，这样就可形成一个三个维度整合起来的大的视角，在这个视角里边，印度、中国、美国、前苏联等各国的经验，都可以借鉴。其实理论根本就没有了，在工作中看到“中国问题”，事实上形成了三个维度的这样一个视角，在这个视角底下，可以询问中国人的精神诉求：“你到底要什么？”

      “制度决定一切”是在当今社会上非常流行的一种观点。对“制度”的信赖是在对“人治”的批判中发展强化出来的。在反思“十年浩劫”的时候，社会上有一种共识，认为“人治”是造成浩劫的一大原因，而“人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中国人必须改变“人治”的思维方式。与“人治”相对立的是“法治”，“法”是由制度规范的、由“制度”保障的。清官的“人治”是脆弱的，制度才能决定一切。
　　制度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学人类学中，“结构”（structure）和 “个人能动主体”（agency）是一对重要概念，是用来解释人的社会行为的两个基本因素。杜尔凯姆（Durkheim）和韦伯（Weber）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他们分别代表了解释社会现象、分析人的社会行为的两种传统。杜尔凯姆是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的鼻祖，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力。他的关于自杀的著名研究，就是论证“自杀”这一貌似个人决定的行为其实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韦伯代表了另一个传统，他是行动理论（action theory）的鼻祖。行动理论把个人的行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而不是把研究重点放在社会结构上。韦伯强调个人的情绪、价值取向、功利目的，以及传统对个人行动的决定性影响，把个人置于能动主体的地位。主宰二十世纪初的人类学理论是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m），强调人的社会行为是由社会结构功能决定的。五十年代后期，巴斯（Barth）的交易主义（transactionalism）向结构决定论挑战。交易主义的着眼点是个人的行动，尤其是人们交易行动之间的互动，认为个人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行动的，许多个人行动之间的互动构建了社会。 交易主义在七十年代很有影响力，但也招来了批评。对它的批评主要是认为它有太强烈的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给文化和社会的影响留了太少的空间。
　　在“结构”和“个人能动主体”的框架中，杜尔凯姆的传统强调结构决定；韦伯的传统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能动主体。其后的各种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往往在这两个传统中徘徊，在徘徊中有时从一个传统衍生出来的理论会最终滑到另一个传统中去。譬如，二十世纪中叶的行动理论的重要代表帕森斯（Parsons），他的理论本是从韦伯传统衍生出来，但他在解释个人行动的时候，强调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观对个人选择的决定性影响，使其理论最终落入结构决定的框架中。博弈理论（game theory）也是韦伯传统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理论，它的囚徒困境分析却也在设置假设条件的时候埋下了结构决定的种子。
　　

囚徒困境的结构决定论
　　囚徒困境是博弈理论中的著名案例，据称是描述了个人最佳的选择。许多社会科学，譬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都喜欢使用囚徒困境的案例来做分析。囚徒困境分析的广泛使用，反映了这个案例所代表的思维方法对当今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囚徒困境的分析隐含着结构决定论的思维方法。
　　经典的囚徒困境虚拟了两个囚徒的“博弈”：警察抓了两个嫌疑犯，没有足够证据给他们定罪，就把他们隔离囚禁审讯。如果两人都不坦白，两人都只会判半年监禁；如果两人都坦白了，两人都会判两年监禁；如果一个人坦白、一个人不坦白，坦白者立即释放，不坦白者会判十年监禁。囚徒困境的分析设置了一系列假设：每个参与者（即“囚徒”）都是利己的，都寻求最大的自身利益，而不关心另一个参与者；参与者都是理性的，并遵循着同一理性，即不选择会使自己处于劣势的策略；参与者的决策不会受到任何其他力量的干预等等。在这样的虚拟结构中，两个囚徒分析了各种可能的结果，都会做出同样的理性抉择：向警察坦白。两个囚徒的理性逻辑是：一、如果对方不坦白，自己坦白可以立即获释，所以应该选择坦白；二、如果对方坦白，自己也要坦白才能避免重判（十年监禁）获得轻判（两年监禁），所以也应该选择坦白。
　　囚徒困境的理性逻辑很完美，但是如果我们去询问警察，当疑犯处于囚徒困境的结构中，囚徒是否都会坦白。我们得到的回答肯定不会如此简单。警察会告诉我们，审讯员必须采用各种各样的攻心战术，才能使囚徒坦白。警察的实践和囚徒困境的推理为什么会有差异呢？
　　这差异来自于人们对囚徒困境中假设条件的忽略。这些假设条件把参与的囚徒都规定为利己的、理性的、不受外力干涉的。正是这些假设条件删除了结构中的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使参与者成为完全受制于结构的棋子。这样的假设可以使问题简化，可以使问题的结构脉络清晰，有助于结构逻辑的思维。但是，也为结构决定论埋下了种子。
　　当人们引用囚徒困境的案例来做各种社会分析的时候，往往忘记了其中的假设条件，把现实的社会活动简化为下棋，把人简化为棋子。在现实中，人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棋子，而是千差万别的有能动性的主体。以警察审讯疑犯为例，疑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即使在“寻求最大自身利益”的抽象框架下，“自身利益”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能动主体，其内容也会有不同。有的人会把“名声”“义气”看得很重，视“名声”为自身利益的主要部分。有的人的社会处境很复杂很困难，如果出卖同伙而出狱，或者会受到帮派的非难，或者会遭到朋友的抛弃。至于“有理性”，不同人的理性程度也大不相同，有人处事能够冷静而理性，有人则非常情绪化。一般来说，能够控制情绪绝对理性的人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情绪化。正是因为人们的自身利益不同、理性化程度不同，警察才需要采取攻心战术。所谓“心”，就是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这“主观能动性”不是由囚徒困境的结构决定的。警察的实践会告诉我们，“心”是直接决定“行”的因素，只有攻击囚徒的心，使其心动，才能使其坦白。
　　囚徒困境的特定假设是把参与者结构化，假设阐述的“利己”、“理性”代表了一种标准化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以寻求最短刑期为唯一的利己目的的价值观，以绝对理性为标准的行为规范。这种标准化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因此，如果忽略特定假设来运用囚徒困境的方法做分析，就会落入结构决定论的陷阱，就会漠视结构中的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
　　为什么人很容易落入结构决定论的陷阱呢？这大概和人在寻求解释时的心理倾向有关，人往往渴望简单、明了、确定的答案，而不喜欢模糊不清、模棱两可的答案。结构决定论恰好能满足人的这种心理。结构决定论可以给人明确的答案，什么结构决定了什么结果，简单、明了、确定。用能动的主体来做分析，则往往会陷入模糊不清的境地，因为主体是“能动”的，影响主体“动”的因素又繁多模糊，主体究竟要“动”成什么样，难以用简单、明了、确定的方式来表达。以囚徒困境为例，如果不在设置假设条件时把能动主体简化成千篇一律的结构主体，困境中囚徒的行动就会千变万化，这也是警察们在现实中碰到的真实情况。这千变万化的行动是不能用简单明了的方式表达的，只能记录成一个个的审讯案例。
　　囚徒困境落入结构决定论的窠臼，是通过设置假设使能动主体结构化，这种思路是通向“制度决定论”的一条常径。此外，把复杂社会行为简单化也是一条诱使人信服“制度决定论”的思路。
　　

简单化：巴甫洛夫的狗
　　当我们讨论制度问题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能动主体复杂的社会行为。制度和这些复杂的社会行为的关系究竟是什么，需要复杂的分析，很难给出简单、明了、确定的答案。这不符合人求明求简的心理。为此，许多人会把复杂的行为简单化，把复杂的行为假想成简单行为。譬如，在分析人们对增加所得税的反应的时候，美国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就会下结论说，人们将减少工作时间，因为工作报酬中给人们自己的份额减少了，激励少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减少。这是在美国讨论增减税收时常听到的说法。这种说法把人们在面临外部变化时要做出的复杂社会行为简化成条件反射。巴甫洛夫的狗在经过条件反射的训练后，听到铃声就会分泌唾液。人在经过条件反射的训练后，也许也会听到铃声分泌唾液。但是在社会研究中，我们关心的不会是分泌唾液这样的简单的生理问题，而是远为复杂的社会行为，起码应该是“会不会去吃东西”这样的问题。人在分泌唾液后会不会去吃东西呢？有人是会去吃的，但也有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会去吃，譬如，要节食减肥，工作太忙无法分身等等。

      在社会研究中，不少人会把复杂的社会行为简单化为条件反射，把人简单化为巴甫洛夫的狗，似乎铃声一响，狗就会分泌唾液，人就会去吃东西。这种“简单化”可以和“结构决定”绝妙地搭配：结构发出信号，参与者产生条件反射的行为回应结构信号。在这绝妙的搭配中，由于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被简单化为标准的条件反射，所有的参与者都会做出一样的条件反射的行为，因此人们可以下结论说：结构决定了参与者的行为。“制度决定一切”正是顺着这条思路发展出来。
　　

“制度决定一切”
　　“制度决定一切”、“结构决定论”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尤其是对许多政策的制定都发生过重大的影响。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国有化、公社化政策，九十年代的私有化政策，都是很好的例子。
　　当五十年代推行国有化、公社化的时候，许多人都相信一个逻辑：私有财产是私有观念的根源，如果消灭了私有财产，人的私有观念就会逐渐消失，就会变得一心为公；在人民公社中，人没有了私有财产，大家都会大公无私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公有制的企业中，人都变成了公有企业的主人，大家都会一心为公地努力工作。但是二三十年的实践却告诉我们，公有制的结构并没有消灭所有人的私有观念，并没有使人人都变得一心为公。公有制结构中的参与者作为能动主体，表现出了千差万别的行为，有人的确一心为公（譬如王进喜那样的模范），有人半心为公，有人全心为私。并且，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代往往也会有不同的行为，在六十年代初私心较少工作努力，在七十年代却吃大锅饭不干活。影响这些人行为的因素很多，所有制是其中的一个，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人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影响每个人的因素各不相同，绝不是所有制这一个结构因素就能决定所有参与者的行为。
　　当“公有制会使人没有私心”的结构决定论神话被七十年代的现实否定了之后，人们似乎并没有去反省结构决定论存在的问题，却继续沿着结构决定论的思路创造了另一个逻辑：公有制使人吃大锅饭使企业效率低下，私有制会使人努力工作，会提高效率。这个逻辑是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时的强力话语、主导说教。私有制真的使人都努力工作了吗？私有制真的使企业都提高效率了吗？实践中展现出来的现实是非常复杂的。有人努力工作，有人耍滑偷懒。有的私有企业高效成功，有的私有企业低效破产。
　　除了对所有制制度的迷信之外，对一些政治制度，尤其是选举制度，目前许多人也充满了不容置疑的信仰。当看到有些官员只关心自己升官发财不关心百姓疾苦，经常可以听到人们这样的议论：“如果这些官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他们就不会这样了。现在他们是上级指定委任的，乌纱帽是上级给的，所以他们只对上级负责。如果他们是老百姓选出来的，他们就会对老百姓负责。”根据制度决定论的逻辑，制度可以决定谁给出乌纱帽，因此也可以决定接受乌纱帽的人会对谁负责。但当我们观察现实和历史，我们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历史上有无数的皇帝委任的贪官，他们并没有对皇帝负责；现实中也有无数上级委任的恶吏，他们并没有对上级负责。在选举制度中产生的官员，也不是人人都对选民负责。陈水扁没有对台湾选民负责；布什没有对美国选民负责。假设官员会“对给乌纱帽的人负责”是如同在囚徒困境的分析中对参与者主观能动性的结构化。假想官员会千人一面地对选举制或委任制做出反应，是把人简单化为巴甫洛夫的狗。
　　究竟是什么东西直接决定了官员的负责行为呢？如果套用警察审讯的例子，那就是“心”。如果一个人不想对授予他乌纱帽的人负责，只想自己升官发财，在皇帝委任的制度下，他就会想法骗取皇帝的信任来获得乌纱帽，然后为自己敛财；如果是在选举制度下，他就会想方设法骗取选票，然后也是为自己敛财。那么，什么东西能影响“心”呢？制度当然能够影响“心”，但不能完全决定“心”。“心”是能动主体的一个黑箱，是数千年来人们探索的一个谜。人们可以找出无数的能影响“心”的因素，但至今也没有找到全部因素。而且就是在找到的因素中，其互动关系也非常复杂，绝不是一个简单、明了、确定的答案就能概括的。
　　

黑箱之谜
　　许多学者和政治家都意识到“心”的重要性，并用各种方法来企图解决这个黑箱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重视“礼乐”。一方面要建立如“礼”这样的制度，另一方面也要采取像“乐”这样的措施来深入黑箱教化人心。“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荀子·儒效》）“礼”是代表制度的行为规范；“乐”则可以培养人内心的道德感情。“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乐声》）独尊儒术的汉朝，一方面建立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另一方面强调治理国家应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
　　西方近年流行的一个概念“软权力”也和如何影响黑箱中的“心”有关。与“软权力”对立的是“硬权力”，“硬权力”多数使用和制度相关的手段，如经济利益的刺激，法律方面的制裁，军事力量的干涉等等。“软权力”依赖的手段主要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以征服人心为目标。布什政府出兵伊拉克，使用的是“硬权力”，军事干涉、制订杰弗逊式的宪法、举行选举、建立民选政府。但是这些“硬权力”并没有使美国达到影响伊拉克人民的社会行为的目的，伊拉克人并不按制度规定的规范去行为。布什伊拉克政策的失败，使许多人对“软权力”开始重视起来。
　　使用“硬权力”比使用“软权力”简单，建立制度比深入黑箱容易得多。试想那位审讯囚徒的警察，如果只要建立制度就能使囚徒坦白的话，警察只要把两个囚徒隔离囚禁，对他们宣布量刑原则，再对他们说：你们进行利己的、理性的、不受外力干涉的选择吧！然后他就可以坐等他们来坦白。天下大概不会有这样容易的事情，也不会有这样愚蠢懒惰的警察。当人们处理身边简单的事情的时候，往往不会愚蠢得以为只要建立了制度一切就都可以如愿以偿。但是，当人们在设想复杂的事情的时候，反而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制度可以决定一切。笔者有一位朋友是“制度决定论”的坚定信仰者，如果有人谈起企业一把手的好坏对企业的表现起关键作用，他就会大加批评，认为这是“人治”思维的流毒，坚称制度能决定一切，只要有了好的制度，企业就能有好的表现。但是若观察他在现实中的实践，却发现他未必遵循自己的坚信。他和他的太太在美国经营一个小店，两人从来不能同时回中国探亲，因为他们找不到一个可靠的人来替他们看店。他似乎并不相信他可以在他的小店中建立一个制度，而这个制度能决定一切。相反，他还是要用“人治”，要找一个可靠的人来看管他的店。这位朋友的所为并不罕见，笔者见到许多“制度决定论”的坚定信仰者在雇用家庭保姆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保姆人品是否可靠，而不是去想法建立制度来决定保姆的行为。人们在处理身边小问题的时候，因为这些问题自己很熟悉，很容易设想制度能起什么作用、参与者的主观能动黑箱会起什么作用，因此能够很实际。但在想象大问题的时候，因为不熟悉那些事情，往往凭情绪化的推想，认定某种自己喜欢的制度就一定会产生自己想要的结果，这是很危险的。
　　能动主体的黑箱最终决定人的行动。能动主体处在社会结构中，制度是结构的重要部分，结构和制度对黑箱有影响，但不能决定黑箱中的运作。黑箱是对学者和政治家永恒的挑战。建立制度比深入黑箱容易得多，浮躁懒惰的政治家往往相信“制度决定论”，企图建立制度就万事大吉。务实负责任的政治家会小心地探索黑箱，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影响黑箱。虽然他们不能百分之百地控制黑箱，但是他们会对能动主体的行为有更准确的预测，有更多的影响。当然，有些影响黑箱的方法也可以视作为某种小制度。制定这些具体、微观、渐进的小制度要比盲目空洞地改变大制度往往能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譬如，在国有企业中制定一些质量控制、成本控制的小制度，会比改变企业的所有制的大制度更能影响企业员工的行为。但是在当下的“制度决定一切”的神话中，人们的着眼点多数在大制度上，幻想只要改变了大制度，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或者根本不用再在小制度上下功夫，或者小制度会随着大制度自然而然地生出来。
　　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需要特别强调一下，本文绝不是要宣扬“制度无用论”，只是想批评“制度决定论”。目前，“制度决定一切”的话语之声是很强大的，似乎只要更换一种制度、建立一种制度，就可以解决许多问题，而不是踏实地去思考研究一些能影响黑箱、影响人的行为的具体务实方法。对“制度决定论”的迷信，曾经使中国在五十年代狂热于国有化、公社化，在九十年代及其后热衷于私有化。公社化的恶果早已有目共睹，私有化造成的问题也正在引起人们愈来愈多的注意。“某某制度能解决某某问题”，“某某制度将保证美好未来”，这类的制度神话很有吸引力，但也有可能把人诱入陷阱、造成灾难。

http://t.sina.com.cn/damuxufan 达姆徐帆

转自《口述凤凰1996-2006》

口述时间：2006年3月2日、12日；口述地点：凤凰影视（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凤凰会馆。

 

记者：众所周知，凤凰卫视所有的人都称呼您“院长”，这个称呼因何而来？

王纪言：来凤凰卫视之前，我在北京广播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当过十年的电视系主任和六年的副院长，“院长”的称呼由此而来。说起“广院”，大家都知道它被称为“中国广播电视人的黄埔军校”，在这里我曾经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求学和工作生涯。所以，对“院长”的称谓我挺喜欢，它既是二十多年学院经历的代名词，又有点“师长学长”的意味，就是解释起来要多用点口舌。

记者：您哪一年考入的广院？

王纪言：1974年。我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广院招收的第一批学生。我的人生在那个充满了动荡和变数的年代因为一次不自觉的选择发生了改变，就是我报考了当时刚刚恢复招生的北京广播学院。

记者：那时您的身份是什么呢？

王纪言：我家乡是在内蒙古，当时我在农村当了四年农民以后，就到呼和浩特一个报社当记者，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我们不论受过多大的痛苦和磨难，从来没有丧失过对未来的向往和信心，这是“老三届”的那代人非常宝贵的品格。在报社我是招聘进去的记者，主要跑农业新闻，当时在内蒙古当农业记者，到农村采访是很艰苦的，而那时候农业的情况和农村的状态也比较混乱。天气变化无常，风沙很大，我记得我们常常顶着大风骑着自行车采访，如果到较远的地方要先坐长途车到县城，然后再租自行车下乡，有一次采访一个场院的老人，我就睡在他的炕上，炕上没有被子，我就穿着老人丢给我的皮裤，吃的饭是拿羊油熬的糊糊。田头炕沿上的采访虽然艰苦，但我的基本的记者采访本领和基本的新闻职业训练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记者：什么时候萌生了报考广院的念头？

王纪言：报考广院完全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这和当时的政策和体制有关系。那时候各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要到当地招生，这种招生体制是把某一个专业分给某一个单位，我所在的报社分的是播音专业，由于我在报社的工作比较出色，发了大量农村的稿子，大家推荐我去，我最想考的是和新闻报道有关的专业。但是只有播音专业可以报考，怎么办呢，我决定也要去试一下，于是我和另外一两个人，到内蒙古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试音，就是唱一首歌、朗诵一首诗、念一段新闻稿，好在当时的老播音员挺负责任的，认为我虽然声音很大，但是z、c、s和zh、ch、sh分不清，另外呢还有口音，所以他们没有同意录取我。假如他们不负责任录取了我，那么在后来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里，就会多了一个不合格的播音员，少了一个合格的做电视的人。在那种情况下，招生委员会突然发现，像播音这种有较强专业特色的人，应该在一个范围内选，而不要只在一个单位选，于是就把这个名额拿出来了，放到全市的范围里选，重新给报社调换了一个电视摄影专业名额，这样我就成了一个学电视的人。

人生的有些事情，有时是很偶然的，但是马克思曾说过：当你走向社会之前，实际上你的生活轨道，已经大约被确认了。偶然中其实蕴含有必然，结合我的这个人生转折点也可以说明其辩证道理：我几年间一直在新闻方向上努力做事，又经过一段社会锻炼，青年时期的职业经历与国家高考招生这个机会相遇并结合，这就是我进入广播学院学电视的一个偶然之中的必然。

当然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后期，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传媒业和电视业在高等教育中并不是那么火爆和时尚，考生主动在第一志愿里报传媒，特别是广播学院这样的学校不多，后来毕业的师弟、师妹里可能像我当年不自觉与电视结缘的人有一大批。

记者：当时广院毕业以后就留校直接当老师了吗？

王纪言：毕业之后，当时我也想到新闻机关去工作，比如到当时的北京电视台，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我还是想到第一线去，我认为在第一线可以接触火热的生活，但是我们那时候的招生是定向的，我来自内蒙古属定向招生，特别是内蒙古属于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学校向中央电视台也推荐了我，他们也愿意要，但是分配的人事部门不同意，就说我这样的学生，应该回到边疆去，回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但有一个例外，就是留下当老师。这样我就被留在学校了。

 

王纪言：筹办凤凰卫视的时候，和长乐总裁一起用了较长的时间，跟国际上很专业的新闻集团的主管们进行研究、探讨，并规划未来的合作模式，当时新闻集团总裁叫戴格里，他就向老板询问：“谁是办电视的？”老板就跟他说：“是这位王纪言先生，他是大学教授。”戴格里是默多克的小同乡，从在家乡办小报开始，当过报童、印刷工，他的新闻才能是从层层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后来他退休离开了新闻集团总裁的位置，在送别他的酒会上，戴格里对我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实际上是最看不上在传媒界工作的教授，特别是聘用教授管理传媒业。”他认为教授是不能做电视的，教授可以做学问，不能做电视，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当长乐总裁向他介绍我是一个教授的时候，他心里就打鼓，他认为事情可能要糟糕。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些在学业方面有专攻的教授们是不操作像传媒业这样事务的。不过当年准备当电视学老师的我，却经过了较多兼具专业和实务相结合的系统锻炼，这是广播学院形成的一种传统，就是在电视上从事教学的和在传媒业进行教学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传播业者，是一个传媒业的精通者。

我当时留在学校里，没有立即投入教学，而是参加了一些电视实践，比如中日首次合拍的《丝绸之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第一个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后来若干年间，从拍新闻到拍纪录片，到做特别节目，我在教师的岗位上始终没有离开一线实践，在精力体力最棒的时候，在电视前沿“过了把瘾，练了把活，认了把人”，好处颇多。就说认人这一条，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当初参加中日合拍电视实践的一批人，后来成为电视大发展过程中一些关键人物、一些著名的传媒人，或者传媒业者，这样我就和第一线的资深传媒业者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对教学很有帮助。广院“教学相长”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使得学界和业界的优势我们都能兼而有之，并能互相补充，这对我的电视生涯起了相当重要的更新和提升作用。

 

记者：您在广院任教有多长时间？

王纪言：1976年到1995年。回首这段岁月，我很自豪，因为我20年的教学生涯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电视人的成长保持了同步。这个时间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赶上了中国电视发展最蓬勃的一段时期，我当老师培养出来的一批人，他们都成了今天中国电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时代催生了人才。在上个世纪后二十年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电视成为强势媒体”，中国人对电视的情感和对电视的热情，在世界上没有其它国家可以比拟。当时我担任广播电视部艺术委员会委员，一次艺术委会的主任到上面开会，回来以后他向我们传达会议精神，就说了十个字，前五个是“电视很重要”，后五个是“重要是电视”，他说整个会议全部话题都在电视上，当时“电视”成为强势媒体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非凡影响力，电视关注改革开放中的现象和话题，可以很快变成街谈巷议，引导着人们去解放思想，“电视很重要，重要是电视”十个字很有代表性。

在做完广院40年校庆的时候，我想，是不是还应该做点什么？

王纪言：北京广播学院是1954年成立的，到1994年是40年，1994年9月份我做完了40年校庆大典。如果从1974年进入广播学院算起我在那里有20年了。那时候我已经担任了好几年的教授，当过十年的系主任，也当过六年的副院长。所以我的脑子里总是想应该改变一下自己，想做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新事情。当然在学校我挺喜欢老师这个工作，特别是从事传媒教育很容易令人满足，因为可以跟学生取得的社会成就紧密相联，所以在广播学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跟第一线很紧密，跟别的学校不一样，有很大的满足感。

但是我想的是，在做完了40周年校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改变点什么，有没有新的事可做？当时已经有了一些新情况出现，就是中国广播艺术总团缺团长，后来广播电视部在找干部的时候，我是其中人选之一；教育电视台缺台长，寻找干部的时候，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两个地方对我来说都可能不是特别合适或者说特别恰当的地方，但是我也没有反对，于是国家教委有人来找我，广电部也有人来找我。我在广院的时候，曾经和广播艺术总团、CCTV合作过一个节目叫《艺苑风景线》，现在还有呢，那时候第一个主持人就是陈鲁豫，这个节目就是我那时候开办的。后来凤凰卫视庆祝建台五周年做了一个比较大型的演出，我们请了广播艺术总团的民乐团现场演奏凤凰旋律，广播艺术团的几个团长都到了，他们还很亲近地称呼我为“老团长”，因为当时我已经被广电部任命了，只是没有去上任。我现在都不好推测，假如当初到了艺术团，我的活儿会练得怎样。

我认为在凤凰创立的过程中，有几个志同道合有抱负的人，因为一个偶然因素走到了一起，这个偶然因素发生在北京广播学院。

记者：您和刘长乐首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

王纪言：刘长乐是广播学院的老毕业生。那是1994年的秋天，广院刚过了40年校庆，他回广播学院来看他的老师新闻系主任曹璐教授，并顺便到学校校园看看。那时我在广播学院除了管理日常事务以外，还在做学院跟电视台及其它组织的合作事宜，广播学院已经建了很多的演播馆，具备了一定的制作能力。我陪同不同的客户沿着广播学院一条相同的线路参观这些设施，向对方宣讲学院的软硬件优势成为我日常的工作。比如说《我爱我家》这部经典情景喜剧为什么上面老有我的名字，因为《我爱我家》是在广院的演播馆录制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对广院很实惠，学生既可以在这里当观众，又看到了中国第一个情景戏的制作。当时长乐总裁来的时候，我就领着他到学院转了一圈。他是一个做新闻出身的人，他在部队里做新闻，在广播学院里读新闻，后来虽在海外做产业，但他脑子里血液里始终活跃着“做传媒”的念头。他走了以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想在海外办电视，现在是好时机，希望我也参加，找时间聊聊。就在长乐总裁邀请我和他一起做“这件朦胧的海外事情”的过程中，我那几个方面的进程还没停，就是所谓的教育电视台台长和广播艺术总团的团长。不过长乐总裁的召唤更呼应了我渴望挑战自己的创造欲望及人生追求。我们为什么都想“办电视”呢？前面有原因，“电视很重要，重要是电视”，就是这个，不是做报纸，不是做广播，而是做电视。

王纪言：在海外办电视，怎样办呢？大家都很朦胧，我们想海外办电视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在海外选择什么地点，用什么人，用什么传输方式，我们脑子想象的是很初步的，也是常规的。比如我们从哪儿买设备、我们买什么设备、我们怎么发送信号、我们要多少人、我们怎么排列节目等等，在酝酿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遇到困难，电视实在是一个太复杂的系统工程，实在不是几个人工作的工作坊，实在是一个不好做的事，这不像办一份报纸，办一个刊物，电视是跟高科技紧密相关联的一种产业，是跟高投入紧密相关联的一种产业。1995年春天，我和长乐、崔强几个朋友到香港考察，我们就考虑是不是把我们未来的电视媒体建立在香港，因为香港通讯业很发达，香港金融业很发达，香港的位置很好，香港人才也很多，而且香港即将回归，从香港整个的情况来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点，比选择澳门和新加坡都要好许多，最终我们就把创办电视媒体的地点定在香港。当然，在香港办电视的困难也接踵而至。

 

记者：地点定下了，以后的工作进行得顺利吗？

王纪言：在海外做电视很复杂，很难自己包打天下，你把所有人都找到，你把所有的设备都找到，从一张白纸到高楼大厦都包下来，这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或者是需要时间、需要准备，或者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纸上谈兵，这就要求我们在香港筹办电视台首先要找到海外特有的办事情的方式。后来一个最基本的点遇到的实际困难启发了我们：我们准备租一个卫星，我们发现香港卫星播出的平台，或者亚洲区最好的卫星平台，转发器的数量是有限的，这些转发器大部分被中国政府租用，另一部分就被刚刚在亚洲立脚的美国新闻集团租用，这个卫星集团呢，由于占有转发器较多的使用量，他们对新加入的客商有要求，就是新加入的客商如果也是以亚洲地区为主要覆盖区域，就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这样就逼迫我们不得不和拥有转发器投票权的人来交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找到新闻集团合作的起始原因，我们就这样接触到了现在的合作伙伴新闻集团。

记者：你们因此想到合作？

王纪言：我们庆幸遇到了困难，这个困难带领我们跳出了“常规思维”。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办电视应该自己从头创业，自己找人，自己买设备，自己搭台子等等，这种思维不适用我们这样的情况。长乐总裁带领我们顺势转变思维非常明智，起点没有从原始做起，而是按照国际商业惯例，用股权重组的方法进行高端海外合作。寻找转发器使我们与新闻集团相遇，此时新闻集团的默多克先生恰好也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寻找懂得中国、了解中国的人进行合作，我们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就是双方的一个契机、一种缘分。从1995年春天到1996年3月份，大约经过一年的反复讨论磨合，双方终于走到一起。

　

记者：离开广院这一决定对您意味着什么？

王纪言：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不是有了“凤凰卫视”我才离开广播学院，1995年春天如果说有“凤凰卫视”，它也只是存在于脑子里的一个萌芽状态的东西。离开广院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是一个校领导，我将不再担任校领导职务，我是一个教授，我的教授职称将不再被教学单位所聘任，离开学校，“教授”失去了它所有的实际意义。告别我所熟悉的教育环境和教育状态，我实际上从一个体制内的干部系列、正在“进步”的干部系列走向民间系列，广电部说我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准备跨世纪，1995年距离跨世纪还有五年，我下决心和这样一些基础说再见，去做一个新事，如果说那时的凤凰卫视是现成的大媒体，还可以说服身边的朋友，但当年一切从零开始，我是去创业，去招兵买马，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个决定真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历史选择。

记者：对你的这一选择，周围的人反应怎样？

王纪言：我离开了广院，在我正如日中天的时候成了民间人士。我是财务副校长、好几年的教授，而且才四十多岁，还有我熟悉的教育岗位和学术研究行业，因为这一决定都变成了过去。许多关心我的朋友询问我是不是在胡闹，是不是选择得有一点草率，或者叫轻率。那时长乐总裁的乐天公司在紫金宾馆，也是我们创业的聚集地，是北京崇文门附近一个欧式风格的建筑，很多朋友到里边去看我们做什么，他们询问我：“你做的电视在哪里呢？”我们那时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电视在哪儿呢？我回答他们：“电视在我们的头脑里边，在眼前的演示板上面，在翻阅的纸卷上面。”就在他们疑惑的目光中，我们却一步步将这个“朦胧的想法”用超越常规的思维变成了现实。

创业中的一个故事挺有意思，1995年夏天我已不在学院任职，四川国际电视节仍以专家资格聘我出任纪录片奖评委。评奖期间有一天，组委会把中外评委请到峨嵋山休息，当地的文化人前来题诗作画助兴。此时我的身份中已经没有学院的职务，名片上只写着“王纪言教授”五个字，一位老先生端详了我们的名片少许时间，提笔写下了一首诗：
江南草长 群莺乱飞 红雨满岸 风情万种

这四句诗有意思，朦胧之中似乎预见了我正在走向海外办电视的人生路程。我生肖属牛，“江南草长”，属牛的人要下江南。未来的事业有很多人才将聚集，其中当然少不了“俊男美女”，于是身边“群莺乱飞”，这个“乱”字用得好，飞得让人眼花缭乱。九七回归将至，红色的大雨将溢满维多利亚港两岸，1997年香港回归那几天，每日大雨如注，真是应验了预言。最后一句点题，说我的新事业、新生活将“风情万种”，令人欣喜又令人羡慕，在场的仲呈祥先生大叫道：“院长，风情万种呀，给我们一两种好不好？”

 

记者：“凤凰”这个名字是如何得来的？

王纪言：现在已经很难说了。起名的时候在场的应该是长乐总裁、崔强和我，我们三个人1995年春天到香港考察，在这个过程中决定我们要办的电视台叫“凤凰”。电视台起名可按地域来叫，比如叫长城、黄河，那时候已经有黄河电视台，山西省的，如果再叫长江有点搭着黄河走，好像内地地方电视台，长城和龙的名字也想过，好像都不那么靠谱。我们当时一致觉得不如叫“凤凰”，这个概念好，什么“百鸟朝凤”呀，什么“植桐引凤”呀，什么“凤凰于飞”呀，很美妙，“凤凰”的概念不仅一听是中国的，再一个让人感觉新鲜，于是就决定叫“凤凰卫视”。

与新闻集团最后的签约仪式在香港，我拿出了私藏的1972年的英国高级红酒

王纪言：1996年3月，和新闻集团最后的签约仪式在香港，仪式小范围饮用的那瓶红酒是我提供的，品酒助兴的时候我没有在场，忙着北京方面开台的最后筹备。关于这瓶酒还有一段故事呢。1994年的时候我还在北京广播学院任职，我代表学院的亚环影音有限公司，以董事长的身份去英国和皮尔逊集团谈判合作事宜，皮尔逊集团总裁是个建筑商，家里有自己的私人酒窖，藏有很多高级红酒，他送给我一瓶1972年的高级红酒，我知道红酒品相不错，就一直留着。凤凰诞生的第一天，红酒被派上了用场，我很开心。经过一年辛苦的谈判，双方高层在欢声笑语中共同举杯预祝合作愉快。我当时就祈福刚刚诞生的凤凰能有一个和浓郁的酒色一样“红红火火”的前程。

记者：当时凤凰如何招兵买马？

王纪言：我们和新闻集团的合作是股权转换的一种合作，现成的香港卫视中文台整个的架构班子都进入了凤凰。不瞒你说，由于凤凰建立时已经有了完整的框架，我们实际上只带来了几位基本的骨干和几位准备出镜的人。比如主持人方面第一个找的是在体制外的许戈辉，因为我们在体制内很难找到人，凤凰没有影响力，无法吸引人加入；后来从美国回来的陈鲁豫也出现了，她们当时都是属于既有一定的媒体经验，又一身轻，很顺利就加入了凤凰，另外她们英语水平比较高，在香港这地方工作英语用得着。由于香港的居民讲粤语，我们在南方主要找会讲广东话的人，所以窦文涛就冒出来了，窦文涛当时是体制内人士，我们就采取了另外的方法，在一个小屋子里头，向窦文涛描绘凤凰的未来，他被我们说动了心，加盟了凤凰。现在回头看，我们努力创造了媒体业的一个奇迹，我们当初只带着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到香港，用“借船出海、借鸡下蛋、借梯上楼”的方式，把我们的理念和创意嫁接到合作股东现有的架构班子及运行经验之上，所以，凤凰成长和成熟很快。

 

记者：这种机遇是个人的加入给凤凰带来的，还是时代为凤凰造就的？

王纪言：两方面都有。在香港回归之前，香港这个地方产生着一种蓬勃的思维，被它聚合起的个体都有一种对未来时代的激情，对新世纪的一种打算和设想，在这样一种大时代到来的前夕，我们带领一批人捷足先登。于是事情就成了，并且成的起点很高，不是说在我们前后没有别的媒体出现，但它们没有借到一个势，没有找到这样一种起点，就是在国际媒体业的高点上出新，在东西双方互补性上出现，在两岸三地华人智慧的嫁接点上出现。我们进来的时候，原来的基础叫卫视中文台，它已经有几年的历史，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和品牌。有一些管理经验，有一些香港和台湾的传媒人，还有个别大陆到香港来发展的，比如张铁林。

 

记者：在凤凰卫视初创期，两岸三地人的磨合很重要吗？

王纪言：是的。当时凤凰的初始构架是已经有了一些人才，已经有了一些经验，这种经验是以香港和西方为主的经验，那么面对华语世界最大的一块地区中国内地，面对这一地区20世纪最后时机的发展需求以及跨世纪的未来设计，非常需要新诞生的凤凰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中国内地的概念和经验的推广。我们引进具有内地媒体从业背景的传媒人士就弥补了这一点，他们携带着厚重的知识底蕴和扎实的职业功夫，和香港、台湾及国际上的人士的经验结合起来，这个就是秋雨先生后来说的“完整的中国人概念和完整的中国人意识”。我认为凤凰这样一个品牌的出现，在完整的中国人概念中，单纯依靠哪一部分传媒人都不是单独能够做好的，凤凰要面对亚洲，面对整个大中华区域，面对世界华人，完全依靠香港的传媒人士，或者完全由台湾或大陆传媒人在香港的舞台上驰骋，都不会像现在这样具有包容性和创造性。所以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整合，即完整的中国人意识，不过其中以大陆为主要的观念，以大陆为主要的判定点，就是两岸三地组合，以内地思维为主。
凤凰发展初期，力量很有限，但是为什么能够较快地创造品牌，原因就在于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合作机制、合作态势，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它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边，把个性张扬起来，把品牌树立起来，其中搭着别人的经验，搭着别人的力量，搭着别人已经取得的基础。展示凤凰，这是一个捷径。

 

记者：凤凰的定位从创台开始经过了什么样的变化？

王纪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只能简洁地归纳几条。凤凰创台开始原来基础的媒体形象是以娱乐为主，我们把都市的、青年的、时尚的风格延续了下来并加入新的内涵。凤凰要想在整个华人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提供更大的推力，仅用娱乐越来越强做不到，需要成长资讯的力量，于是我们在九七回归之前，逐渐喊出了“资讯越来越棒”的口号，频道上逐渐加强了资讯的力量，加大了新闻的力量，加入了主题纪录片的力量，因此，频道受众面越来越向高端人群拓展。

“高端”这个用词是北京市的一位主要领导人说的。SARS期间他对北京电视台的同仁们说：“北京老百姓抗SARS的故事，不要仅在北京台报报就完了，应找找凤凰，据我了解，在京的高端人群主要看凤凰。”后来我们问这个领导：“高端人群一词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不是始于金融界？”他告诉我们：“在许多界都有，不过最典型是电讯业，电讯业的手机高端用户处于所有用户三角形金字塔的顶端，这些人一个手机的通话量比底端几千人的通话总量还多。”“面向高端人群，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是凤凰办台定位变化的根本。

因此，归纳起来我们有如下的变化：娱乐越来越强到资讯越来越棒；综合越来越强到个性越来越棒；主题越来越强到主持人越来越棒；制作越来越强到技术越来越棒；速度越来越强到现场越来越棒等等。凤凰十年啦，当然会越强和越棒，这里的越强和越棒都围绕着凤凰的两个办台要素来提升，一个是媒体责任及使命，另一个是媒体影响力。所以，凤凰要不断地超越自己和改变自己。

　　

记者：大家都知道凤凰员工不多，但效率非常高，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王纪言：和一般的媒体比较，我觉得凤凰比较强调的是创造性劳动。凤凰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一个比较精干、比较小众的媒体队伍来承担一个很大的媒体责任，所以在这里提倡创造性的劳动。我们认为最大的尊重应该是对人的创造力的尊重，最大的浪费可能是对人的创造力的浪费，原来我认为媒体里浪费主要是对经费的浪费，一分钱不能掰做两半花。在凤凰的管理中，我觉得重要的是对人的创造力的尊重。我们过去的一些管理方式中，浪费、压抑和损害的是人的创造力，人的创造力最有活力，应该在基层和第一线，本来就是这样的，最能够产生效力的东西也应该是第一线的。但是由于体制上原因、管理上的原因，由于决定权的原因，于是出现了“谁更聪明”这样一种误判，就是往往责任越重大的人仿佛越聪明，那么第一线的创造人员，他们的创造力和能力，常常会一次一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这种管理方式就使得主要的创作人员创造的激情和创造的劳动被多多少少浪费掉，在媒体这种主要是精神劳动的行业里，人的创造性受挫是最大的浪费。

所以，凤凰就形成了了一种独特的工作方法，我们叫做个人工作方法。比如《纵横中国》，主要的工作状态是调动了王鲁湘的工作状态；《文涛拍案》是调动了窦文涛的工作状态；《小莉看世界》主要是调动了吴小莉的工作状态。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把比较复杂的问题，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使第一线的创作人员尽可能没有负担地进行工作，特别是在两岸三地的人员走到一起以后，减少磨擦能够融合得比较好，就产生了我们叫做的媒体效果，所以有好些人来凤凰参观的时候，他们首先注意到一条，凤凰是多么的小，在一个局限的舞台上，拓展了一个世界的视野，过后他们会注意到，凤凰的人是多么的少，他们怎么在这么少的人力下，发出如此强大的声音呢？我们实际上在很多地方，一个人就能带出一个品牌来，比如资讯台出现之后，像驻法国记者阎明，还有驻莫斯科记者卢宇光，都是典型的个体品牌凤凰工作法。这样的工作方法跟我们的一个理念有关，就是要出类拔萃，这种对出类拔萃的追求，在凤凰的媒体运行和整体形象设计上都潜在地起了作用。

　　

记者：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听到很多一线的编导说，有时会接到老板和院长打来的问候电话，这让他们感觉温暖，这是凤凰的一种独特的管理方法吗？

王纪言：一般的情况我们都不这样做，非常特殊的事情才会这样。凤凰有一些方式是一竿子插到底的，比如老板也直接过问，但是绝大多数情况我们不过问，只是在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组成一个独立的团队单独承担一件特别任务的时候，就需要最直接的、越过其它转达环节的问候和建议，这样有几个好处，一种好处是可以直接而避免偏差，再一个好处就是把鼓励直接传达给他们。现在媒体的发展已经提供了这样一种快速传递的可能性，特别在第一线的情况下，比如像阿富汗前线、伊拉克前线啦，像《凤凰号下西洋》、《千禧之旅》、《两极之旅》有许多特殊情况，我们会采取这样的方式。
记者：这种方式更多包含了感性的成分在里面。

王纪言：凤凰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包括老板和我，有的时候会把“感染力”作为管理武器。准备做《凤凰号下西洋》时，我们在华人的视野里寻找航海家，于是把翁以煊找出来了，但是光有翁船长，不足以把凤凰的概念加进去，我们就寻找凤凰号的参与者，谁有可能参与？在我们有限的人员里面，首先考虑他的电视能力，独立报道、摄取、采录的能力，还有体力和他的事业状态，事业状态中的一些人血管里天生奔流着探险、挑战的血液，比如郑浩。这个激励机制不是用很公司化的方法，用多少钱、上多少保险，这些东西在说出来以后有时会让人泄气，当你动员一个记者去伊拉克的时候，你不能说这些事情，说这些事情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价值好像不应该这么衡量，促使我的那些可爱而英勇的同伴去挑战自我极限的动力是给予他们最大的“精神激励”，是媒体从业者之间很容易共通的一种语言，要“出类拔萃和不同凡响”，他们以富有创造性的劳动成就了凤凰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也使他们个人的阅历和视野不断丰富和拓展。

王纪言：凤凰这种故事比比皆是，我认为一个媒体要有一个精神状态，这个精神状态除了媒体本身的责任以外，它是媒体人日常的一种律动，它会让受众感觉到这个媒体不是平平淡淡的，而是波澜壮阔的，总有一个事情，让你觉得被人羡慕，这是媒体人最自豪的幸福感。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为什么是你在介入，而不是别人？是因为你的品牌具有影响力。去年法国雷诺汽车《向东方》走丝绸之路，今年春季俄罗斯冰原大跨越，怎么都能找到我们合作，这就说明我们作为有影响力的媒体能带动他们整个行为的提升，于是他们就认可你。

所以凤凰在发展过程中，特别强调一种不断超越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一种不同凡响的个性张扬、一种团队默契协作的精神。无论世界哪个角落发生了什么事情，凤凰都想去瞧瞧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不断地以天下为己任，以世界为眼光，以全球为舞台，以这样一种胸怀和情怀，我们奋力秀出美妙的舞姿，尽管有时我们觉得不堪重负，但谁让我们喜欢此道又乐此不疲呢？

我总觉得有一种力量始终在佑护着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困难和艰险中杀出一条血路，能够创造业绩的辉煌。其中赵群力最难忘。

记者：凤凰十年了，您最难忘的人是谁？

王纪言：每到凤凰创台的“3·31”纪念日，我常常想到赵群力，不仅仅因为他是为凤凰殉职的，还因为他同时带走的永远无法再复制的“赵群力精神”。

和群力相识是在我当年拍《丝绸之路》的时候，当时他还是甘肃电视台的记者。《丝绸之路》中的那个经典画面“朝霞里驼队由东向西”中坐在骆驼上的人就是群力，下面拍摄的人就是我。我们跟随摄影队坐火车路过武威的时候，群力去站台上看他女朋友，我都在场。他后来跟着西藏考察组去了可可西里，差点迷路，后来到北京看我，跟我讲那个地方藏羚羊被猎杀的情景，并把他捡拾的一个藏羚羊头骨送给我，那个藏羚羊头骨现在还存放在我家里。

记者：赵群力高超的航拍技术给凤凰留下了很多经典画面。

王纪言：可以说，赵群力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电视航空摄影的第一人。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很多地方是穷乡僻壤，很多飞机不可能飞到那个地方去，我参加了《丝绸之路》的航拍，参加很多航空摄影的拍摄，航空摄影一个困扰是续航的问题，就是飞机持续航行的时间长短。飞机马力大载油多续航时间长，但马力大的飞机不能低飞，低飞就会破坏中国老百姓的茅草屋和地上的庄稼。能够低飞必须马力小，马力小续航时间短，中国有很多地方农村远离飞机场，这给航空摄影带来很大的难题，这本身就是一套学问。群力用自己的秘方，把小蜜蜂飞机翅膀卸下来放在车上拉着走，然后在拍摄点很近的地方，利用一段公路，大概二百米就能飞起来，由于是“小蜜蜂”，马力不大，所以低空可以掠过，甚至可以在牛背上掠过，他于是把摄影机绑在飞机上，一按快门是30分钟，与其说他扛着机器拍摄，不如说他让飞机拍摄。他利用自己的感觉来操纵飞机摄影，这些镜头都成了绝唱。拍到了很多经典画面：三北防护林、草原、沙地、古镇，还有凤凰车队。

记者：《寻找远去的家园》却真正成为赵群力的“绝唱”。

王纪言：他出事以后，我第一个到达浙江楠溪江现场，因为我正在去华东的路上，从上海机场一出来，电话就响了，刘春给我打电话说“群力出事了，可能很严重”。我立刻从上海飞到宁波，第一个到达现场。事故原因是由于当地违章建筑把高压线杆掩藏在树林里头，群力没有发觉，不幸遇难身亡。事后当地的老百姓选了一块地皮，要建“赵群力纪念馆”，清华大学一位建筑学教授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在那个村子里，如果建设不好的话本身就违背了群力先生当时拍摄的理想，就是要保护好家园，不要破坏家园。所以教授建议不要在那儿修，我跟老乡说了专家的意见，老乡也同意了。乡亲们在楠溪江边群力遇难处为群力修了一个纪念公园，在一块大青石里放入了群力的骨灰，让群力与青山长在，见绿水长流。我最难忘的人应该是赵群力，一方面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另一方面他是一个能够不断创造奇迹的“凤凰人”，他在电视航空拍摄方面的创意和壮举至今没有人继承，没有人填补这个空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特别艰难、充满挑战的事情，我们总觉得始终有一种力量在佑护着我们，在祈福我们，使我们在困难艰险中能够杀出一条血路，能够创造业绩的辉煌。群力是最值得纪念的。

记者：作为传媒界的前辈和凤凰的高层，您认为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成为优秀的“凤凰人”？

王纪言：我经常和大学生们交流，从专业的角度讲，做电视人最基本的本领就是“用笔记录生活，用口述来描述生活，用镜头来呈现生活”。“9·11”直播很多片断我们处于完全没有画面的情况下，我们是用口述来完成报道的。首先一点，要有很好的书写记录能力、很好的口头表达能力，听见什么，看见什么，皮肤感觉到什么，都要用你的手记下来，用嘴流利地表达出来，另外还要有很好的镜头感，这种能力的培养要跟摄影师一起训练，带着观众行走，带着观众记忆，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感觉夹叙夹议，用镜头夹叙夹议。闾丘一个人去了阿富汗，自己做了新闻报道，还做了3小时的专题片，体现了一个电视工作者的全面素质。

从做人的品格来讲，就是要让大家喜爱上你，要在团队中与大家用一种力量和精神共同前行，同时展示自己独特的个性。我们鼓励这种创造，鼓励这种出类拔萃，其中原动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对世界的责任和目标。我跟很多年轻人说，凤凰十年了，凤凰绝不是短暂的十年，它已经成为一个品牌，要一代一代人去做，凤凰会不断创造新的经验，用新的形象来刷新自己。一位资深媒体领导人说，有一个话题可以研究，“假如没有凤凰”。凤凰不会没有，要年轻人接续做下去。媒体业一个基本特色就是要有本领，它会给你提供各种可能性，它会在各个地方考验你，并且你很容易会被凸显出来，但最后经得起时间考量的是“专业”和“做人”两方面的本领，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让“凤凰”这个品牌继续发展。

1999年为了声讨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我们在48小时多、不到64小时之内，在深圳做了“中国人今天说不”的晚会，晚会集中了我们的艺术家，集中了我们的主持人，主持人是两岸三地的，艺术家也是两岸三地的，把中国人的怒吼和中国人的声音发出来。我在现场的动员是这样的，声音没有了，再推上去，灯光灭了，再打亮，语句忘了，再想起来，我们是在做一个现场的声讨晚会，我们大家都是参与者，而不是表演者。我们做完节目的那一天夜里，也就是美国的白天，美国总统克林顿到中国驻美使馆留言簿上签了道歉的字，于是我们的阶段性任务和历史任务就完成了。在晚会现场，我们参加电视转播的一位主管，就是深圳影视的陆总陆志杰，已经说不出话来，声音全哑了。

后来我给这种付出弄了一个外号，凡是在重大的事件中出现这种“失声”状况的人，我们会亲切叫他“活着”，在凤凰“活着”真的不容易啊，也真光荣。

　　

记者：您作为多次凤凰大事直播的策划，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件？

王纪言：直播大事，目睹历史事件在眼前爆发，是令一个媒体业者最感满足和最兴奋的。世界有很多事情不是在媒体生涯中都能够碰到的，如“9·11”、伊拉克战争，作为媒体指挥者，能够必然或者偶然，使你在第一时间点和一个历史事件碰撞，并且能够用一个媒体的力量对这个事件保持同步报道，对我真的是最刺激的感觉，或者说是最大的欣慰。“”爆发的时候，我和钟大年正在高尔夫练习场外，那时是晚上八点多钟，我们到达球场以前已经在一个小饺子馆里把肚子填饱了，可以说我们提前为直播的“9·11”做好了物质准备。大年正在球场办理手续的时候我接到总编室的电话，我马上向老板报告并商议了对策，钟老师拿着条子出来，我说我们打不成了，要赶到直播间，在路上我们已经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边行车边部署，从晚上九点钟《时事直通车》就进入了直播状态，九点半中断正常节目，在小莉播出过程中，我们把第一现场第二架飞机撞大楼的瞬间直接播出。所以当“9·11”改变世界的时候，“9·11”也在世界面前改变了凤凰的形态。媒体行为里有一个“第一介入点”，你对事件越贴近，你将越可能有最好的状态。“9·11”的时候由于当时情况限制，我们有好多媒体同行都没有能够进行同步报道，我听说有些媒体同仁们恨不得把自己的脑袋撞到墙上。真的，作为媒体人，在职业生涯中很难赶上世界性的事件，当世界性事件在眼前爆发而又不能参与报道，它绝不仅仅是一种短暂的遗憾，而是永远的心痛。

　　

王纪言：凤凰卫视直播伊拉克战争也很有意思。伊拉克战争打响是在北京时间的半夜，那天正好是中国足球队在沈阳赢得世界杯出线权，整个北京沸腾了，沈阳沸腾了。我们边研究如何连线直播沈阳和北京的庆祝活动，边部署第二天《凤凰早班车》如何播出新闻，比如我们要采访教练，采访主要运动员。大约在12点钟，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习惯在资讯台看看各个频道，突然发现西方一两个频道突然中断正常节目，美军在伊拉克的战争打响了，五分钟之后我们就启动了直播。大事件可能发生，媒体正在期待着和它同步，它正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赶上了很多，包括美国解除伊拉克武装这次，事后大家都在评论到底谁赢得了这场直播，特别是北京广播学院老师、媒体学者都在研究，谁表现得更出色，我觉得第一个判断就是媒体在什么时间点、通过什么方式、什么时候启动的直播。我们不知道在哪一个时间点美国能够开始战争，但我们认为美国宣布最后通牒50个小时结束后那一刻，每一分钟都有战争开始的可能性，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在直播状态中等候。有些媒体，特别是不少香港媒体也在最后通牒50个小时后开始直播，但是它们没有挺住，最后播了别的。我们坚持了这个大胆的决策，虽然广告商告诉我们，只有战争打起来，他们才投广告，我们顶着压力坚持直播，就是为了避免错过“第一时机介入事件”的瞬间，就是要把状态反映出来，要把形势分析出来，因为我们认为美国或者准备行动的盟国不能再等待了，果真在我们播出大约两小时之后，白宫就出现了历史上最短的那个新闻记者会，白宫新闻发言人突然出现在记者面前，只说了一句话“解除伊拉克武装的战斗已经打响”，很简单。历史瞬间被我们直播进去了，在这句话说完之后，我们的广告标板也出来了。

什么是满足？就是这样的感觉。此后的凤凰直播形式不断丰富，对一件大事我们不仅仅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是做出了“深度”：最关键的时候，直播可以在多个演播空间里进行同步多场景直播，主播台在资讯台，《时事辩论会》在一个棚里，《军情观察室》在另一个棚里，有三到四个棚，因为我们技术改造，可以同时发布信号，主播台变成主控部分。当说到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把《时事辩论会》切出来，由评论员进行辩论，谈到军事问题，就把问题甩到《军情观察室》，主播还可以提问。于是三到四个棚同步直播，并把战场内容的丰富性通过不同演播调度展示出来，能够为观众提供多视点的解释、图像、信息，并且和事件发生保持同步报道，我们把直播技术多样发挥出来的同时，媒体人的满足感也油然而生了。

　　

记者：院长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是哪一幅？

王纪言：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我在凤凰莫斯科演播厅抓拍到的连续四幅照片，是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为主办城市的那一瞬间，窦文涛、周星驰、陈鲁豫和李纹激情拥抱的照片，前两张焦点是实的，后两张是虚的。为什么焦点“虚”了？因为我流泪了，作为凤凰人，我的泪水里包含了太多的滋味。

申奥直播，本来我们是和内地一个媒体合作进行的，但是当我们把所有卫星、所有场地、所有主持人流程已经研究完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要求我们分开做。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把已经租好的卫星线路、已经租好的演播馆、已经商量好的流程全部留给内地伙伴，凤凰必须完全重新开始。我们在一个不可能的时间内把卫星信号通过各个国家转接，通过不同公司服务把它们衔接起来，在一个大家都没有发现的非常好的莫斯科酒店顶楼上找到了理想直播地点，并找到了俄罗斯的转播车和个个都像艺术家的俄罗斯电影制片厂的大制作人来为凤凰打工。当我们的信号从莫斯科顺利地没有偏差地传递出去，当鲁豫第一次开场白说完的时候，我在现场带头鼓掌。为什么？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克服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终于迎来了最好的结果，那就是“北京”两个字。酒水、泪水、汗水交织在一起，我们欢呼雀跃，每一个人都说不清楚自己流了多少泪，自己流了多少汗，自己呼喊了多少次，自己跳了多少回。我竟然在现场还记录了凤凰人的瞬间表情，现在《凤凰私家相册》中那个拥抱的过程是我记录的，四张连续拍摄，虽然后两张焦点虚了，但记录下来的却是历史的真实瞬间。跟随诺曼底登陆的美国著名的摄影师在盟军登陆的一刻，拍摄的照片全是虚的。后来，世界摄影界分析照片时认为，这几张登陆的片子不虚就不对了，并纷纷撰文分析此作品“虚焦点”的魅力。所以你看，在宣布北京胜出之前，我的焦点是实的，但是宣布了之后，我的焦点是虚的，这说明我拍的这些照片也是“大师级作品”。哈哈。

　　

记者：凤凰做过的最难的事是什么？

王纪言：最难的事太多了，很难说哪个最难。如果有“最难”，在海洋上最难的就是《凤凰号下西洋》，我们是在用挑战极限的方法来追寻郑和的足迹，而这个挑战极限的过程中，很多事情是未知的，比如我们在整个的南中国海不能靠岸，要长途行驶，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在我们试图靠岸休息的时候，越南守军还用枪来扫射，所以最后我们决定不靠岸了，继续前行。发生大海啸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凤凰号具体方位在哪里，实际上他们停留在了印度洋的一个小岛，很危险。在海啸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船不仅化险为夷，并且我们的船长和记者还能到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一带参加救助活动，这是很难想象的。凤凰号要和风向下赌注，和潮汐下赌注，和寂寞和孤独作斗争，对于个人是个巨大的考验，另外他们还要在规定的时间里到达一个地方，帆船是很难有规定时间的，海上航行最艰难的就在这里。路上最艰难的要属《千禧之旅》，现在没有媒体可以操作，沿这条道路再走一遍。

记者：《千禧之旅》经历的故事能讲一下吗？

王纪言：故事挺多，最有意思的故事是《千禧之旅》团队在冬季穿越世界屋脊，当时队员们经过长途跋涉，已经消耗了大量体力，对于他们在冬季逾越世界屋脊我们不抱太大的希望。我跟老板到印度去迎接他们，计划是送他们返回巴基斯坦，由帕米尔经丝绸之路返回。经过尼泊尔时我们了解到，在冬季喜马拉雅山是可逾越的，喜马拉雅山的樟木口岸是开通的，一种力量又把我们激励了一下，于是我们在印度跟队员们开会，决定不返回巴基斯坦，从印度到尼泊尔，翻越樟木口岸，在冬季进入西藏，通过青藏路翻越唐古拉山口、昆仑山口，再走蜀道，回到北京。这是《千禧之旅》已经要走到尾声时候的一个重大决策，我们的队员真是好样的，他们在冬季穿越世界屋脊，春节期间到达了北京。

　　

记者：凤凰与学者联手做节目，从建台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在进行中，您作为一名学者，怎样看待与凤凰合作过的学者和专家？
王纪言：说起《千禧之旅》，我想起了秋雨先生，就是他这样一位儒雅的江南大学者伴随凤凰走完了全程。前段时间总有一些文化界的人，对秋雨先生爱品头论足，我认为秋雨先生是一个最好的媒体合作者，当年秋雨先生写完《行者无疆》的时候，有些出版商、出版界的人让我说说秋雨先生书中的文化含量是什么，我都没说，我说这用不着，一个文化学者在行走过程中，把他的文化传达出来，不仅通过电视，还通过著作传达出来，他应该是最成功的。秋雨先生在不同的文章中，已经讲到过很多合作的事情，但是他没有讲他自己。我在跟秋雨先生谈合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跟秋雨先生说过给他多少待遇；秋雨先生也从来没有问过给他上了多少保险。作为自幼生长在江浙一带的文化学者，他不像我长在内蒙古，吃羊肉出身，来自鱼米之乡的他在全程和凤凰员工一样克服异域带来的饮食方面的不习惯，尤其是《千禧之旅》沿途经过的几乎全是阿拉伯世界，他没有对自己的饮食生活待遇提出任何要求。坐车秋雨先生从来是坐4号车的后座位，谁都知道，在长途行军中的吉普车，前座舒服，视野好，颠簸也少，可他从来都是坐后面。凤凰的几次电视行动邀请秋雨先生参加，他没有一个助手同行，我曾提出说在北京给他搭一个班子，帮助查资料，因为所有讲述，所有的文字，都即时出现在路途中，但秋雨先生没有答应。一个大学者，与媒体同行，我先不说写出什么文字来，他的勇气和毅力就值得我们电视人钦佩。所以他跟《千禧之旅》的摄制组成了患难朋友，成了生死之交。另外凤凰还和很多文化学者建立了很好的伙伴关系，像《穿越风沙线》中的徐刚先生，他带领着我们行走三北防护林；还有葛建雄先生等等，一直到台湾的李敖先生。

　　

记者：怎样评价凤凰和李敖的关系？

王纪言：李敖先生有他独来独往的性格特征，由于他独特的语言方式、行为方式和表述方式，他在凤凰开办《李敖有话说》很受欢迎。凤凰用品牌力量和人文魅力吸引了李敖先生，直到《神州文化之旅》带着李敖回家乡，在这个过程中，跟李敖一步一步地沟通商量，如何让他这位远来的高僧大德在内地大学的不同舞台上把经念好，这是一个挺大的学问。凤凰和李敖之间是一种心灵的互动，是一种朋友之间的信任。

记者：《神州文化之旅》期间您和李敖先生是如何配合的？

王纪言：这个期间我配合长乐总裁，策划李敖先生大陆行的每一次亮相，是高智商的顶级劳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种劳动不断被高质量的、大规模的、高密度的曝光所检验，并且要在短暂的时间里做得具有文化、社会、历史含金量，在这样的状态下出彩儿，我感觉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记者：李敖很配合凤凰吗？

王纪言：李敖先生跟很多媒体都有合作，也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我们和李敖先生合作了这么长时间，越合作越愉快。凤凰卫视邀请李敖50年后重返大陆，先不说他有没有这想法，首先表明他是喜欢和信任凤凰的。做媒体，先做人，这是凤凰之道。我们现在说十年磨一剑，实际上我们做的就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功夫。

　　

记者：好多凤凰人说，这十年对他们来说是最难忘的十年。对您来说，十年又意味着什么呢？

王纪言：我不知道我后半生还能做什么，但是我人生的主要脉络呢，是做电视，所以我觉得凤凰十年是我最满足的十年。这个满足主要是，原来我培养学生，当我看着学生生龙活虎的状态，我很满足的，很欣喜的，不论学生们现在的头发是不是日渐比我稀疏，肚子是不是日渐比我大，但仍然是学生，仍然是那样一种情感，经常有电话过来，排着队等着和我们吃饭，现在该吃谁，得赶紧吃，因为排队吃的这个事太多，学生都在不同的岗位建立了业绩，他们成了这个制作人，成了那个主任，那么我们和这个制作人要吃一下，和那个主任要吃一下，这样很满足。现在我自己来做电视，不跟原来一样，现在这个满足是媒体搏击的满足，是与历史同步的满足，是带领着亿万观众去感应世界的一种满足。

第二个我觉得凤凰十年对于我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十年。过去呢，我是教育学者，是在一个教育岗位上，观察媒介现象有一定的客观性，于是我在中国电视界成为一个主要的发言者，包括评奖、研讨和策划，在各类场合，常常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中央电视台有一个领导朋友说：“你们做学者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确实做学者的不知做电视实际工作的艰苦，我可以指出节目有三个不足、五个需要改进、八个方面可以再研究，我们为什么站着说话呢，因为我们是学者，所以我们指点。我到凤凰卫视一段时间后，还是这位中央电视台的领导朋友说：“王纪言不大说话了，为什么不大说话了，他腰疼了。”媒体界最难的不是策划，而是操作，操作层更难，自己办电视就知道了甘苦、艰辛、不容易、具有挑战性，没有人能够替代你，特别是当我成为一线主要操作人的时候，我要非常冷静地考虑到各种问题，非常冷静地考虑到各种趋向，非常加小心地防范各种陷阱，非常警觉地避免可能遇到的困难，或者是灾难，然后使项目获得成功，所以非常富有挑战性。而这种挑战性呢，使你不堪重负，因为电视这个行业，我老说这句话，电视没有昨天，只有今天和明天，昨天再大的辉煌到今天早晨都已经过去了，观众绝不会因为你昨天晚上的那一个辉煌来原谅你今天早晨的一个失误，所以你马上需要非常冷静地来面对今天，这就是和电影和其他行当不一样的地方，电影呢，辉煌的昨天能长时间地供你回味，留恋，畅想，研究，反复咀嚼，因为大家知道，电影是作品，全世界都承认。没有人说，去年我们做的《非常凤凰在北大》是一个经典作品，因为今年的十周年的晚会已经迫在眉睫，令我大伤脑筋，因为又要等待人们品头论足，所有的电视工作者，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对问题，这样电视人就穿上了跳个不停的红舞鞋，我为什么不断地激励一些年轻的传媒学弟学妹们要投身电视媒体，就是因为像我们这样的老家伙，穿着红舞鞋已经跳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希望有更好的舞者出场。凤凰又是在一个特殊的地域、特殊的舞台上跳，这个舞又是戴着枷锁、戴着镣铐的舞蹈，你还要在戴着枷锁戴着镣铐的情况下把它跳好，所以就更难。我已经不大愿意再说了，因为我的“腰疼”毛病的确是存在的。

也有遗憾：一部未竟的凤凰影片

记者：在凤凰，您有过令您感到遗憾的事吗？

王纪言：有啊，最新的一件事就让我感觉非常遗憾，我和老板早就谋划想凤凰十周年的时候拍一个电影。实际上我们去年在做完凤凰九周年台庆的时候已经想了这件事情，在北大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主持人评论员跟大学子们，包括我们纪念八周年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做的马来西亚吉隆坡之夜，发现我们跟海外的华人已经建立了很密切的亲情关系、友情关系和文化关系。于是呢，我去年就在北大做完九周年台庆的时候有了一个想法，想做一个电影，在今年3·31放映，这部电影就想让我们的主持人、评论员成为主要的演员，那时候正在上演十八罗汉，就是美国的一个大片，大腕们集中起来演出，偷盗拉斯维加斯的珠宝，实际上大家闹一个乐呵，这种事情是利用观众熟悉的明星形象集体出场，达到一个对大众的娱乐。我本来想请凤凰的老朋友成龙、刘德华、张艺谋、冯小刚等人都在影片中客串一个角色，和我们的主持人、评论员一起出演，剧本也写好了，我就想在十年台庆的时候在现场放映，大家一起回味凤凰人的十年。但由于时间紧迫，电影无法诞生，以后如果再拍呢，就没有了“十年”这个最好的契机，真是遗憾啊，但遗憾又是人生的最常态的东西，没有遗憾的人生也不尽完美，就让这部“凤凰电影”与许多已经上映的凤凰节目在我的脑海里一幕幕放映吧。

　　

记者：您和老板从相识到创业已经共处了十多年，您眼中的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王纪言：首先我觉得老板是一个有魅力的人，“魅力”这两个字很值得研究，他有一种感染力或者吸引力，或者是凝聚力，或者是向心力，那么老板就是这样的人。魅力是由综合素质构成的，比如大家愿意跟他在一起，愿意跟他谈天论地，愿意跟他逛高级酒店的顶楼和最杂乱的电脑市场，他可以在半岛酒店沉静地坐一个时辰，也可以在混乱的电脑市场里走来走去，告诉你最新问世的电脑和手机在哪个柜台，他这个人活得很开心很丰富。第二，老板这个人很有趣，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人。日常我们接触有些人，比如你不愿意多跟他说话，因为说说就不投机了，你不愿意多跟他玩，玩玩就玩不到一起，你不愿意跟他同行，行行你就发现别扭。但有另外一些人，你眼睛一闭上，这个人就能生龙活虎地出来了，老板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他总是懂得照顾到他人，总是会带着大家去分享什么，你总是发现他高也成低也就。他曾经说：“真正的贵族，我们这些人是造就不出来的，因为我们往上追溯，不出三代都是农民。”但是中国社会在快速进步和发展着，我们要追求高端的生活，我们周围已经出现高端的人群，这是中国走向进步开放的一种开明的生活状态，我们需要学习和追求。比如老板这次政协开会，我问他政协提案写的什么，他说提案已经发出去，一个提案是关于中国政府领导人在外事交往活动中的着装问题，第二个提案是关于中国领导人如何运用媒体进行新闻发布、新闻预警和新闻通告。就这两条。老板的这个意识来自他对中国现实的长久的思考，他有丰富的中国基层生活经历，在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他关注社会底层的生活形态，我们不论出多远的差，无论在哪儿，他都愿意在“鸡毛小店”吃饭，比如走到河北他就到小吃店吃焖饼。我说的他这个人很有趣，就是通过和他这个人交往，我们发现他非常坦然、非常敞开地让我们融入他的生活里，所以你跟他干事很有趣，这个老板不像老板，这是我的感觉，生活中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一个有趣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

记者：那么您眼里的工作中的“老板”呢？

王纪言：当然我们要谈凤凰，从工作角度来讲，他这个人有远见，我认为这是他作为凤凰老板、做凤凰领头人的一个核心价值，凤凰的发展壮大主要是他的远见卓识，这一点是不可替代的。像我们这样一些人在完全还没有凤凰这个实体确切模样的情况下，就能够受他的感召来跟他一起干，或者跟他一起来创业，不能不说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人品魅力，还有他的远见卓识使然。另外我对老板的一个感觉是他“不屈不挠”的奋斗状态。凤凰在发展、成长的每一步里面都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和近期的目标，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之间都有反差，都极不协调，都有一个我们的发展速度、我们的成长业绩与别人对我们的理解、对我们的呼应不太合拍，或者是不太搭调的这样一种状态，遇到困难时有一个精神状态，这个精神状态用朴素的话说是“不可为而为之”，在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上前行，作为老板他不屈不挠的精神就非常重要，因为他是最后一道防线，老板要说不做，老板要说退下来就兵败如山倒了，在疾风知劲草的时候，他就是一棵挺立的大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伊拉克战争白热化时，我们看见西方工作者还在巴格达工作，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那里，华人的观众们也期待着有中国记者的声音，我向老板报告要不要派人进去，闾丘已经在边界那儿等候指令了，我现在可以说，是他做决定之后我才发出指令让闾丘进去，因为进去意味着他要担负对重大决定所要承担的所有后果。凤凰十年不能说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惊涛骇浪，老板始终是目光炯炯的掌舵人。凤凰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重大行为的最后决策人一定是他，最后的主心骨一定是他，最后为大家做担保的，为大家下决心的一定是他。海若的故事是不屈不挠的典型例子。万里之外的伦敦，在一个外科医院的病房里，遭遇车祸的海若被外国医学专家宣布为不可救治，甚至是脑死亡，我们的作用是很有限的，那是在我们不熟悉的地方；二是事件很严峻；三是正在接管治疗海若的是英国医生。但老板的意志力是他的决心要把这件事情尽可能地向我们期待的方向、向我们所能创造的奇迹方向努力，我们最终做到了。

记者：凤凰员工来自五湖四海，您认为老板依靠什么样的理念管理他们？

王纪言：先从管理层说起，凤凰人事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十年凤凰的管理层一个人也没变动，而我身边其他做媒体的高层，不能说变化像走马灯，都变化很大，当然“人挪活”，不断地变化未必不好，但在凤凰，这种情况是极少的。凤凰高层之间也有争论，我们在讨论问题时是各抒己见，我跟老板、崔总之间，过去都来自同一个系统，思维及行为方式都比较接近，但还有别人呢，凤凰高层之中包括香港的高层主管，还有来自海外的高层主管，在这种架构之下老板的包容很重要，他作为班长让每个人在工作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责任点和价值点，使大家心情舒畅，从而让大家接受他的感召和他的思维，齐心协力做好每件事情。凤凰是在香港原来的卫视中文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始就有香港本地人和台湾人，我们在办欧洲台的时候，欧洲台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我们就接受一些旅居在欧洲的华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人加入凤凰，老板这个人是一个可以团结五湖四海弹出和声的人，凤凰能够成为今天全球华人圈有影响力的媒体，和老板极大的包容心和宽容力有很大关联。

记者：老板遇到犯了错误的员工，他批评人的时候很严厉吗？

王纪言：他批评人还是很严厉的，但是他不迁怒于人，这是两回事。动不动就换人，这不是一个成熟老板的工作方式。我们员工说老板有时“刀子嘴”，但从来都“菩萨心”。比如公司一个司机犯了很大的纪律错误被解聘，但是当另外有地方准备聘任这位司机的时候，别人来查，老板还是很有力度地帮助他找到了出路。这很难得，有人情味，所以我认为这是很宝贵的。当然我认为我上面说的这些事情，说到他的情况，老板这个人有人情味，他爱员工并以员工自得，他为什么是这样，我也不说他有民族的使命感和事业的责任感，原因之一是他对生活充满了喜爱和好奇心，所有新鲜的资讯、新鲜的动向，他都往往“春江水暖鸭先知”，并以先知为荣以大家分享为乐，而且他的好奇心是永不休止的，他用很多时间去研究新东西，充满了高度的好奇和精力。另外的原因是他对生活和身边的朋友充满了善意的关怀，热心为朋友办事，排忧解难，分享一下别人的愉快，或者是分析一下别人“倒霉”的事，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总之，老板对生活的高度热爱和对事业的执著源自他的人生理念，那就是“永远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这不是一句空话，他用这个理念和理想带领着和他同行的凤凰人一起奋力创造，才成就了今日凤凰的“不拘一格”和“不同凡响”。

 

 

准备节目改版或者准备做新栏目的制作人，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某栏目节目收视、社会影响、广告表现欠佳，为此其制作人希望通过改版或干脆上马新栏目在激烈竞争的电视市场上“翻身”；还有一类正好相反，某栏目各方面的反馈很好，于是可以用同一团队或者进一步扩张团队来经营一档新的栏目。
参与栏目/节目策划会的人员，其构成基本上是由制作人的媒介资源决定或进一步延展开来的。通俗地说，就是“媒体圈的朋友”以及“媒体圈朋友的朋友” ，所以“找人开会”是一件比较私人的事儿。并且，中国电视是个小圈子，甚至中国传媒圈子也并不大，制作人只要稍稍动员一下自己的媒介资源、发挥一下自己的媒介能量，总归是能够找到一些达人、智囊的，不过这里面的标准往往也不是量化的，而是取决于口碑、关系等软性要素。
策划会的经费，一般都是由牵头的制作人及其团队自己来出，或者要么向其所在的电视机构申请经费，要么通过前期的运作拉到广告——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想做大型节目、特别节目；但这也是一个灵活的问题，毕竟能够上新栏目或准备改版的节目制作人，要么是电视台里比较支持的、 要么是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的，总归是比较有能量的。
电视圈（或者哪怕是整个媒体圈）真的很小，而且其本身就是容易形成圈子的行业，这是因为：一、做电视的人，既然是从事一种社会性的“做媒”工作，为此要求且需要多交朋友；二、电视业者人员，相对来说其流动性较大，今天在央视，明天可能在凤凰；今天在北京，明天可能在香港；或者今天在湖南，明天可能就跳到上海——于是，一个职业性的人际网络就此交织了起来。
那么，在这样一个不大的圈子里，怎么样攒一个策划的“局”呢？习惯之中有深意，在此还是把这种习惯以某一种假设的流程推演出来：比如，某制作人想要做一档新的栏目，找到我。他/她为什么会想到我呢？可能是因为“此人是80后讲师，虽然之前了解不多，但估计想法挺新的”。而我被“点将”且有档期之后，该制作人很可能会让我再叫上我认为合适的朋友，那么我可能会推荐给他/她业内的一些朋友，也可能会推荐一些电视业外的、但对于未来栏目选题较为熟悉的专者、达人，比如在城市研究、军事、历史等不同领域的朋友——这也就是说，在一个策划会的“局”中，可能只有核心的两三个人是制作人自己寻觅到到的，此外 还有若干参会者可能是由这两三个人引荐来的。当然，有些经常参与且擅于出谋划策的达人，比如苗棣、石述思、刘春等，只要报上名号，会直接被邀请参会。
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被列入邀请参加策划会名单的人，是如何决定参与的呢？一、时间的考虑。电视圈的人，往往都很忙，档期较满，所以 合适的时间很重要；二、空间的考虑。这里面就有地域的接近性、便捷性问题。当然，此间的“大腕”，可以到处“打飞的”到各地去参与策划；三、金钱的考虑。这个因素虽然特别关键，但是也比较隐晦。不过，由于圈子不大，合作了几次就会很清楚某位制作人乃至各家电视机构是不是很抠门，于是如果之前的“记录”不好，那么，以后自然就可以寻各种理由婉转拒绝邀约——这里的三个因素放在一块，也导致了：对于某位制作人或每个电视机构而言，常常合作的，也就是那几位之前合作愉快、印象良好的策划人以及他们的朋友了。
策划新栏目或进行节目改版，最初的大致轮廓从何而来？ 个人以为，这里面是因人而异的，偶然性很大。比如，某位业者之前都是做晚会的， 于是，他很自然想再做一档新的晚会类节目；或者，某位业者之前是做访谈的，那么，他也就很自然就想新上一档脱口秀。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做访谈的，做着做着就绝望了，突然想大转型，去研发一档舞蹈类选秀也说不准。但无论怎样，一个基本的预设是“新节目，是好节目；同时，好节目，是新节目”： 第一句话的意思是，电视业者准备新上的栏目或改版后的节目，应该是比他之前做的要好的；第二句话的意思是，怎么样才算是好节目呢？应该在形态或内容上看起来是新的。
什么是好节目呢？在当下的电视竞争格局中，其实很现实，基本上约等于收视率好、广告表现好。从好节目中，制作人可以在名利方面有所收获。当然，好的策划不是好的节目的充要条件。甚至在很多情况下的节目成功是很偶然的，“无心插柳柳成荫”。 从这个意义上说，成功节目的制作人在事后对于该节目的成功所总结的经验，有时也会显得有些可疑；也就更别提某些研究者身处其外地对某些成功节目作出的分析与总结的真实性了。
在样片观摩以及策划会头脑风暴之后，制作人做出的新栏目或改版节目样片，如何获得“准生证”呢？这就需要制作人的节目推销了，此流程也是颇有理路的：跟电视机构的“领导”们（频道、台等各级）汇报，在汇报时也要看领导的风格，某些领导是做业务上来的，那么，最好从具体的电视操作实务方面汇报并讨教；而某些由行政口或其他文职出身的领导，那么，要多多从主题、立意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来解读。而跟广告赞助商这块谈合作，则主要要提到该品牌在栏目里出现几次、出现在哪里以及可能的收视人群与市场覆盖等等。

前几日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从电视系同事那里得知一个令人难过的消息：叶家铮先生于上个月去世了（1937-2009）。叶先生是我们系的老前辈，50年代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在新华社、中新社干了近20年的新闻编辑，然后到广院当了近30年的电视教员。他虽然并没有直接给我上过课，但是我作为他的小字辈同事，当年读书时还是读过他写的《电视传播理论研究》等书的。叶先生是一个很典型的南方人，清瘦、谦和，我刚开始工作时还去他家给他送过考卷之类的东西，记得在他家吃了一个橘子......

最近翻出书架上他的那本《电视传播理论研究》，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作为电视专业的教研人员，我有机会经常参加全国性的各类电视节目评奖活动，以及各级电视台主办的研讨、策划活动，使我时时感受到业中人士探索前进的脉搏，理解他们在电视理念方面的实践和追求”——我们作为他的后辈、作为正当年的“青椒”，无论是做研究、还是教学，其实都应该把这条“贴地飞行”的路子继续走好，既不被业界牵着走、也不被象牙塔所局限，从而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点，将一种风范进行到底。

 

今天我讲的内容是新闻学研究的东西，实际上是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的一部分，我把这块内容作了拓展。刚刚王老师向大家介绍我时，谈到我的一个学科背景就是社会学，我自己做的研究一直以来就跟社会学有一点关联，因为我想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新闻传播问题，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至少看的角度不同，这是我今天讲的内容。我今天讲的很多内容都不是我的个人研究成果，只是做一些简单的介绍，介绍这样一个研究的方向，它在国外的一些进展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方向可能在中国这样一个语境之下做一些什么反思，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我最近刚刚访问的一个杭州媒体的新闻从业者，他的日常生活形态，来看他一个新闻人在媒体能做些什么。

这是一个在我看来比较乖巧的新闻从业者。在中国这样语境之下生存的状况以及思维的方式，你会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我要谈的是一个权力之间的关系，你会发现新闻从业者他在思考一个报道的时候，思考一个选题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在做考量，比如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报道？我可不可以去写？我怎么去写？有很多力量在那里交锋，其实这只是一个微观权力的运作问题，那我今天不详细地谈权力的概念，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读福柯的东西，因为福柯的权力观念跟马克思不一样，马克思要强调的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是一种力量对另外一种力量的强制性压制，这确实是社会中存在的一种主要的权力形态。但在福柯看来权力的概念不止于些，它应该是各种博弈力量之间协商的一个过程，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有规训，也有反抗，这种相互作用的力量也可以称之为权力。在我看来，从这种意义上理解权力可能对我们更有启发性，更有意义，尤其是在我们对新闻生产过程观察中，从微型权力的角度进行考察是比较有穿透力的。

比如说这个新闻记者，他在考虑一个新闻报道时就会考虑政府允不允许这个东西做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一个报道如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根本发表不了，这个新闻写了也等于白写，现在还有很多的新闻从业者，比如说《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在这几年它们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去把新闻报道出来，像行话里的“出口转内销”——在中国内陆不行，我先把它拿到海外去发展出来。当年浙江温州的一条新闻，就是通过这种手段在国内被揭示出来的。可能也记得，当年北京大学的教授焦国标老师写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最后结果是他无家可归，但不管怎么样他觉得知识分子就应该说出去。然后就写了那一份东西，虽然他写那篇文字也有点过火，比如说里面写河南人没有什么好东西，其实他要骂的是河南中空部副部长吉XX，但是由河南人都不是什么好人由此来论证吉XX也不是好人。这是不合适的。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焦国标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权力说真话，这样的坚守和微型的反抗，是当下不得以的一种选择。

再回过头看我们分析的这个记者的日常生活景象，我们发现，这个作者考虑同政府之间，其他的同行之间，还要考虑自己所在的城市的所在媒体的定位问题和覆盖问题，还要考虑新闻价值，这个里面的新闻价值我们要去重点考量。到底是我们教科书上提供的那样几个标准还是他说认定的其他几个要素来考量，什么是新闻价值，还要考虑这个报道是否能过编辑，所以能看的出来一个记者在决定一个报道选题和怎么去报道时，要面对很多的力量，这些力量我们称之为权力博弈。

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谈一下我们这个几年，中国也好，世界也好，媒体发展很快，尤其是中国，一方面是要大量新鲜血液，另一方面来讲他又在紧缩。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的过程，但是不管怎么样，媒体的从业者越来越多，队伍在膨胀，像我们现在高校新闻专业的学生也是越来越多，就是有十几万人我都不知道这么多人到哪里去工作了，最后真正在媒体工作的人比例十分之低。我们高校至少像我就不同意我的学生在来读我的研究生，所以逼着他们去别的学科什么去。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新闻从业人员的队伍在膨胀，这支队伍的专业化素质怎么样都是我们需要追问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他们的身份怎么认同：新闻人到底是什么角色，怎样看待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只有认同自己的身份。你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

现在对媒体的批评越来越多，这种类型的批评确实有很多的影响，像“超级女声”，每个人都在骂，我也骂过，我骂的方式与别人不同而已，我就是写一篇文章说它培养了一溜子的中性人，像昨天有个教授说未来人是没有性别的。新闻从业者的价值怎么评价，他们如何面对政治的压力和商业的压力，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摆在我们这些新闻从业者面前，那我们中国的新闻专业化是怎么过来，西方又是怎么过来的？我们需要作一番知识社会学的追寻。

比如说客观性理念问题，以英国美国为代表，早期的都是一样的，那时候的新闻谈不上任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这个问题。1830年前，在美国从来没有这样一种理念，新闻媒体只要会讲故事就行，至于讲的故事有多少事实依据是没有人会去追究的。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媒体编造了美国一个非常知名的大学通过望远镜在月球上发现人的报道，连续报道了十几天，结果证实是假的，然后做了一个公共调查，结果是：有什么关系呢！真的，假的，只要好玩就行了，所以说连公众本身对媒体也没有那样期待，他们并不要求媒体所给的都是真实的。

在1830年之后，也就是本杰明在创造《太阳报》之后，“便士报”成熟之后，要求媒体提供更真实的信息，大概那个时候哲学上也有这样一种思念，我们这样一种时政哲学在美国变成一种主流，你说什么话，做什么样的评论都要求要讲证据。你说这个人是坏蛋，你就要拿出理由来，这种类型的思考对媒体也变成了一种期望，你所报道和评论的事实依据是什么，你讲的这些观点是不是客观的，都是这样一种理念。客观上理念实际上是20世纪末期才开始逐渐形成的，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开始有李普曼这样一些非常伟大的思想家开始思考新闻和娱乐之间的这样一些关系，来考虑新闻和娱乐之间的这样一些关系，来考虑新闻报道过程中原来存在那么多偏见，我们的报纸者本人原来是带有有色眼镜的，同时在新闻从业者中间也有人在反思比如说普利策，他是一个双面人格的人，一个方面玩低俗的、凶杀的，玩的比谁都起劲，另外一个方面他又觉得新闻再这样弄下去就玩完了，当他资本变得雄厚的时候就开始考虑道德问题，觉得这样弄下去是不行的，就告诫手下的员工，想到要办新闻教育，非常搞笑的是他拿着一大笔钱到美国高校要求办一个新闻系，但没有人要，跟现在完全不同，那时侯的美国高校对新闻的概念就是流言家以及不入流的文学家的代名词，所以没人愿意办这种专业。截止到现在为止，说实话美国许多有名的高校也还没有新闻专业的，比如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像英国很长时间内也只有专业硕士培养项目，而没有本科专业。

正是这样一个过程，慢慢形成一个客观性理念。中国也是一样，中国早期，像梁启超这些人和国民党之间非常有名的争论之中都没有客观性、真实性。在我党的新闻宣传理念中，客观性也不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比如说平型关大捷，到底死了多少人没有人知道，谁知道呢？从我小学开始就知道有很多日本人被我们打死了，我们以极小的代价获得胜利。所以我们在做这种类型现场报道时没有真实或客观的理念，毛泽东提到说，我们在做新闻报道、做宣传时一定要讲究事实，这种理念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说真正的客观理念，一种职业的理念我们并没有，因为长期以来政党竞争的这样一个过程，作为政党的一个过程，我们当然要维护，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一种集体荣誉感。读研究生一年级时有一个读历史系的同学说新闻乱七八糟，新闻专业就是培养造谣的人。我说历史有什么好的呢，也是造谣的，而且造得更深，而且还是古谣子，也不告诉你真相，与新闻一样。

但不管怎样，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为代表的新闻从业人打出了独立报业或是独立新闻人这样一种理念。但在中国的无论哪个领域都不能说“独立”这个词，但是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看到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把新闻踢出国家财政支持体制之后，媒体要自谋生路养活自己，这就是矛盾的一个过程。当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时就会谋求自己身份的独立，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比如说那些富豪有钱了要干嘛？就捐个政协委员当当，政协委员不过瘾，又会弄个人民代表干干，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此新闻从业人员也是一样的。

我自己将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分成四类，从某种意义上讲分成五类更合适。一种是像梁启超这样的为代表的，他们把自己当新闻事业用作传道，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目的是通过这样一种平台来传播自己的思想，毛泽东早期也是这种人，他们脑海中所呈现的就是“帝王之师”形象：我不做帝王，但我要做帝王的老师，我告诉你天下应该怎么治理。这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梦想。还有一种人是其他什么事也做不了，只适合从事政治，进入媒体就是一种重要的渠道。大家知道，媒体的老总往往会是宣传部的副部长，一旦当了部长他就是常委级的领导：它是一个比较快速通入官场的通道。比如说徐光春之类的，他是一个普通的报道员，慢慢地变成一个记者，副主任，变成总编，现在变成河南省委书记，这是成长过程。有一批人以仕为业，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想成为像梁启超那样的人，年纪大了之后，发现知识分子完全没用，还是自己亲自统领天下，当然他也都做到了。这是和浓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印记。还有一种人是把新闻作为赚钱的工具，这种人被称为是商业人，像杨澜、刘长乐之类的，当然更典型的是像默多克，新闻什么都不是，它只不过是众多生意中的一种方式而已，那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归到这一类，这些人有更多更大的梦想。很多人只是把新闻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大概这种人在我们当下中国之中占为更多数。

我不知道你们在座同学是怎么选择的，我在浙江大学时，曾经做过小规模的调查，发现同学的回答两大类是令人关注的：一种是我要做一个社会改革家，我要做一个棘手记者，还有一种是觉得新闻专业还不错啊，很热门，工资也还不错啊，所以我就到这里来了，这是两个最典型的回答。还有一种人回答因为我很会写作，我的写作水平不错，这个工作很适合我做。当然前两种是最典型的，现在可能占第二种的同学会更多，选第一种的同学大幅度地下降了。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把新闻作为一种事业，作为一种职业，作为一种专业性的事来做，他们是真正理解什么是新闻的人，这是我们所要谈到所谓新闻专业理念的这样一些人。如果我们要在身边找这样一些人，可能能找到一些，但是也不可能全部是这样。比如我自己在交往过程中比较欣赏的一些人，比如说像新闻调查团的一些人，尤其是像张洁、柴静这样一些人，或是像《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的几个人，这些人把新闻当作一种事业，真正理解新闻应该是为整个社会提供信息、交流思想的这样一个平台，把媒体当作一种社会工具的人，慢慢开始在成长。如果你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些论坛就要发现确实有人在做这种类型的事情，比如说报道艾滋村，报道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悲惨生活，甚至因为报道去坐牢的高新荣。像这些人，他们知道这么做有很不好的结果，比如揭露兰州股市黑幕的那位老兄，他知道这个报道必须冒极大的风险，他在做报道之前就要把自己的老婆孩子安顿好，离婚协议书都签好了，要做报道会得罪很多有钱有权的，义无返顾地去做了，结果做了８个月的时间内，单位不敢看他，让他干脆别到单位里来，变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当然报道出来造成了的影响，最后这个人好歹到一个国务院下的经济报去工作，然后又跑去采访一个艾滋村。艾滋村的很多事都是不能被报道出去的，很多的负面东西不能被报道，所以他说还是冒着很大的危险去的，所有的官员、武警很多人都防着他去透露信息，所以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农民的样子，抹着灰，脏兮兮的样子，头发也不理，把采访录音资料藏在鞋底，把它带出去一部分，兵分两路，然后让一个老农，那个老农愿意作出一些贡献，把那些东西藏在一个马拉的车子里，走出３公里以外的地方才逃出去了。用这样一种方式，想起来还蛮恐怖的，想不到中国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以前没有想到。这些人仍然愿意为揭露真实、挖掘真相而献出生命，像我刚才谈到的高新荣就是为揭露运城水窖的工程造假，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平反，被抓住坐了８年牢。对这个判刑，每一个媒体都说他是对的，政府从某种意义也默认他讲的是对的，但是由你讲出来就是不行的，所以很多时候明明知道我这个东西讲的不对，所以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知道自己不对希望自己默默去改，而不希望由别人指出来不对的。这个东西分析毛泽东和彭德怀就是这样。在反右开会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认识到自己的不对，准备在会上检讨，但彭德怀未能分清毛的心理，他自己先来骂毛泽东干这么多坏事。毛自然受不了了，要保护自己的面子，先把你灭了再说。虽然说历史是不可以推论的，但如果彭德怀不写那封信，那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不是他们两个的命运不同，整个中国人民的命运也不一样了。如果他让毛泽东自己去改，那历史就会有很多不同。

中国确实开始萌生了这样一群人，我称之为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人，他们来从事新闻工作。这里我谈到的新闻专业主义实际上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国际性的前沿研究课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有一个很大背景就是我们的传媒受到很大的商业化的冲击。在这样一个冲击之下，媒体的所拥的道德底在开始崩溃。中国另然一回事，因为中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用马克思讲的话就是“传统的已经构建的所有系统都崩溃了，而新的系统还没建立起”。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的思想很混乱，我们的人很焦虑，我们的整个操作没有一个完备的规则出现，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媒体因为在道德上出现的问题被很多人指责，我们媒体在社会上所应享有的声誉和地位也有所下降，比如说就像没有医学、法学、建筑学、商学那样的一个很高的社会评价，这个我自己做过一个调查――新闻从业者自己把自己看作是什么。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地位怎么样”。在工程师、护士、医生、警察之类，大概在我们列的12种身份地位中，新闻从业者自己认定大概是排在了第六位,觉得自己比不过医生,律师,工程师,甚至比不过护士。这个发现是很”有趣”的，但是他们认为自己的专业化程度或者是职业尊严程度不是很高,这个不止是中国的通病,西方也一样。美国学者觉得媒体的形象也不怎么地,以至美国的一个教育学家觉得现在的新闻教育也出问题了。现在的新闻教育老是教人该做什么，怎么处理公关，比如一个现在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新闻教授凯瑞，他就觉得新闻和传播应该严格的分开，传播是教人技艺的，,比如说怎么做广告、营销、怎么沟通更有效；而新闻不需要考虑这一些，新闻更大程度是和民主有关的，如果搞新闻传播专业考虑效果和赚钱问题，他就觉得新闻已经腐败了。

但不管怎样新闻和我们的新闻从业者在社会上受到批评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的国内的媒体曾经做的一个专题<病态媒体>,这个文章中的追问”媒体从业人员是否是无冕之王”我们的媒体到底是印钞机还是承担社会良知和公德的,媒体是不是一个企业,实际上这个问题讲清了我们媒体有所面临的很多困境,这个确实是我们媒体有很多的不规范的地方,比如是说争夺客户的问题,跟广告商的问题。

甚至是有一些我们没有听说过的,比如最近报道的中国新闻界奖评奖的丑闻,有一个媒体写了新闻报道评得了“好新闻”奖。但最后被揭露假的，就是专门为了评奖而去印了200份这样的报纸，还有一个温州非典时候的非常婚礼的一个照片，其实也纯粹是假的，在非典的时候，也没人敢办的婚礼，去评世界新闻大奖中初审通过了，结果被揭露了。

你看一只老虎弄得我们全中国人民发神经了，每个人都关注，我昨天就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中国的科学界不知道在干嘛，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很容易就鉴定出来了，为什么就弄不出来了，所以就写了一篇文章把我们科学界大骂了一顿。从这个时候起，我就变成了一个反科学主义者。你会发现一旦有认真的法律案件中间，关键的一些，比如说法医鉴定往往是各执一词，你不知道哪个讲的权威。比如说那个黄静教师的裸死案，３个不同的法案鉴定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知道信谁的。还有很多这种类型的鉴定，但有时候他们又好像特别的有效率，比如说杭州的茶叶水事件，这是我们杭州新闻人的创造，把茶叶水弄到及格医院去鉴定一下，最后查出里面发炎了，这份结果中国从医疗卫生局到以下所有的300个机构做了同样的试验，最后证实新闻记者完全是假的，所以就用这个来骂新闻记者。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群体利益得到高度的统一，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医院机构做出来的鉴定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觉得看来我们的人文科学者另外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拖住那些科学家的后腿，让他们速度慢一点，这样我们可能活得更长些。最近看到说已经人工合成精子了，然后过几天可能又人工合成卵子了，再过几天我们又创造高度智慧的机器人了，你说我们以后会在哪？可能偶尔机器人高兴他会造两个人来玩玩，像我们这些人都没了，就是机器人统治天下了，我可能讲话有点偏激，但有时候就是要用偏激的语言来反击，我承认自己讲得是很偏激，不够客观，因为我也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这是一种策略。

那在这样背景之下，我们就有很多问题摆出来了，但批评媒体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媒体为什么会这样？根源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弄清楚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没有弄清楚，我们这样一种批评又有多大意义，每一个人都在骂媒体，当然也包括我自己也在骂。我有很多学生在新闻媒体工作，有一天接到一个学生的电话说：“吴老师，你以前教导我们事实要交代得很完整，可是编辑不同意啊，他说只要发一个观点就可以了，那我怎么办啊？”其实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毕竟我在媒体也工作这么久。

再一个，我们从研究的角度讲，我们现在的新闻学研究和传播学研究，很多是应该怎么样，已经怎么样或是应该怎么样，这种类型的研究，比如说新闻是什么，媒体的功能是什么，什么是新闻价值，什么是党性原则，什么是客观性等之类的研究，这种研究当然也是有价值的，但是我说从概念的推论到哲学的反思对我们去考虑一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帮助，所以从这一点我可能受马克思影响，关键的问题还是解决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另外一种思考的方向，另外一种思考新闻传播问题，那我们怎么思考？这我们借用一个背景，借用布尔迪厄的一个观点，把新闻作为众多社会场域中的一种。他是一个有名的社会学家，其实又不止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写了很多东西，很多概念，每一个概念都不清楚，这可能是这个思想家非常有穿透力的地方，有很多概念他连自己也弄不清楚是什么，但是他提出的想法非常有启发性。其实作为学者也好，老师也好，有时候不能有太完美的东西，让别人一看就觉得太完美，没什么事好做，应该让别人有发挥的余地才是一个很好的理论，即有延展性。布尔迪厄讲社会学的目的在于揭示构成的社会空间的不同的社会人民生活的这样一个结构，我们社会上有很多这样一种空间，有很多不同的场域，这些空间和场域都是由我们人来构成的，但是人是怎么来构建的？它们之间是怎么结合在一起？它们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是我们社会学所要做的事。马克思讲“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话讲的非常有道理，是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在每个场域里，都存在这样一种社会的结构，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里，它往往有一些自己的小空间和小世界来构成的，这种小空间和小世界都有自己的运作规则，如果我要理解这种类型的社会，我就要理解这种小空间和小的场域，再理解它们基本的运作规律，我才能真正了解这样一个社会的整体状况，这些场域包括经济场、法律场、宗教场、意识场，当然还有新闻场。

那么场域到底是什么？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个，场域实际上是一个关系系统，一个关系网络。又这样一些不同要素组成的占有者、行动者，或是体制上这样一些联系之间所建立的关系。

第二个，是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其实不是一个实有的物，是一个想像的空间，它好像离不开物，又不纯粹是那个物，比如说媒体，你说它是一个社会空间吗？好象是，有好象不是，而是这样一种自主的社会空间。在这些空间里面，我们的关系才可能看得很清楚。每一个人在这个空间里都有自己相对应的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他承担自己的一些义务和角色。

第三，要强调的是场域是一个充满斗争的空间。这个空间不是很常见的空间。就象我在一开始在给大家提供的哪个记者的日记一样，在那里面做的很多事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争斗的过程，要考虑写的东西政府`编辑是否同意发表，要考虑是否符合当地受众的需求，还要考虑同行在写什么。所以它是一个相对在争斗的过程。这种空间，布尔迪厄用了“GAME”这个词，是可以当成游戏。你如果不按照游戏规则出牌那你这个人也就不太好玩。

第四个强调的场域的边界是经验性的。场域的关联也是复杂的。比喻说我要划分一个经济场。你说经济场的世界在哪里？是讲不清的。比如讲到浙江大学在哪里，它好象是地理空间，又好象是社会空间，又好象是一个符号空间。我们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又比如说浙江大学新校区四边上有一条河，河的那边也就不是我们学校。但河的水面那点地方能分的清吗？这种经济场也是分不清的。比如我在美国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写温家宝同志，说他看起来是一个很清廉的同志，其实不是。当然这是谣言。写这个东西好象是政治领域的东西，又好象是经济领域的东西，所以分不清。

但不管怎么说按照布尔迪厄这样的一个观点。社会总是围绕着经济，文化，权利之间的一个对立的结构。但总体上来说文化的权利微弱一点。他的影响力看起来很大，实际上并不那么大。每一个社会领域都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这样一些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的新闻产生过程也是一样的。就象布尔迪厄在他的《关于电视》中贬低电视，觉得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东西通过电视之后就变得没有思想。他讲了很多理由，觉得在那样一个时间之间设法把一个很深奥很深刻的理论理解清楚。但当他年纪大了以后，他的思想有开始有变化，他觉得学者应该更多进入电视。电视是一种很好的场域，让这样一种深奥的思想来传播给公众一种非常好的通道。一个思想人的思想想要改造世界必须先武装大众。所以他从一开始的反对电视，到后来他自己一天到晚在电视中露面来传递自己的思想。不能说电视没效应，电视的效应太大了。

比如说像易中天、于丹，陈述的一些看法观点就变成一种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这是电视和知识分子共鸣的结果。所以在中国的新闻场域受了很多力量的影响。比如说政治`经济。政治的当然毫无疑问，你们随便到记者的案头上就会发现“近期不能报道的25个主题”。美国人都有宣传手册。而现在我们的管制手段则更为先进，开始发短信了。“XX，今天发生的事不能报道。”像我自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宣传部的管理者会很客气地跟我说：“吴老师，您那个网上有一篇什么文章不适合刊登，把它删除。”其实是有人让我转贴的《共产党的子女都在做什么》。我自己也不想要删除。更多的是一种口头的指定。比如说我们浙江大学的负面新闻，往往一个电话全灭了。大家都可能听说过和我们浙江大学带研究生要付钱的事，我们历史系的一个教授公开写了这样一封信：“请你们以后不要考我们浙江大学的文科博士，至少不要考我这个历史系的博士，因为我没钱，我付不出钱给你们。”因为现在老师带学生要补给他几百或几千。我真的很奇怪，我们带学生不但没好处，还要出钱给他。但是按理工科的思路是很正常的。他带的一个学生其实就是一个打工仔，他们是给这些理工科教授创造利润和论文的人，但文科不一样。谁帮谁也还搞不清楚呢？那理工科老师能接受，对文科来讲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校长，副校长都是理工科来势，他说很不理解这个问题：“如果你们还要给学生打工，那你们带学生干嘛？我们不就是靠学生来写的吗？”许多理工教授们的文章主要是博士生帮他们写的，这样做，对大学、对导师都是有价值的，他的价值在哪里？他可以申请课题然后拿钱。钱拿来了，学生干嘛呢？每年也有10万收入。这一情况如果不及时更正，我看迟早会出事的。

像前不久上海交通大学闹了一个很大的新闻。九个博士生将导师开除了。他们给他干活，给他们的工资却都很低。这是理科和文科的不同。其实就是这样。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决定大学的生产过程，新闻的生产过程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富士康事件。当时我是希望这个事件打出来，打成一个震惊中外，名垂青史的案子。从此中国也可以保护新闻自由了。当然只是我做梦而已。结果变成了《第一财经》和富士康之间的一个协议，双方都OK。你这个媒体向来都是为公众服务的，你很有道德，我们这个富士康认为你做得非常有道德，然后《第一财经》认为这个富士康从来都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企业，它做了很多社会财富。从此就和好了。我看了这个东西就恶心了半天。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经济主导着新闻场的游戏规则。

从某种意义上讲，富士康是一个赢家。为什么呢？它成功吸引了全部媒体的视线。这也是它要弄一个3000万官司的原因。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媒体去关注它这个公司是否有剥削员工这回事了。每个人都会关注它这个3000万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个官司怎么打。比如说举个例子，吴老师今天干了什么坏事。抢劫了，杀人了，然后一个媒体说吴老师50刀砍死一个人。然后我说，不对，你这个报道不真实，我要控诉你1000万。其实这个人确实是吴老师砍死的，可能只花了30刀，而没有用50刀。但所有媒体都在那里报道说1000万的官司太厉害了，至于这个人是不是吴老师砍死的，没有人再会去关注了。这是一个成功的危机公关案例。所以学广告的同学好好记一下。所以以后你到企业去干受到这种事情就这样去干，然后所有的负面东西别人就看不见了，这就是一个经济利益的过程。新闻在这场战役中失败了。

除了经济，还会与其他一些社会权力力量之间的冲突。比如说茶叶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为什么在这种事件中中国新闻媒体是注定要失败的呢？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可以应对。每一个人都知道医护领域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不透明的。谁能想清楚他哪个东西是不对的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妇保医院的。他就告诉我妇女在生产的那个手术中间，手术风险的是很高的。但是他们从来都不认为这个东西是手术导致的。按理来讲是一个医疗事故。官司当然会很久，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失败。最多也就赔点钱，因为找不出证据来。我关注的就是医疗这样一个领域和新闻场域之间权力争取的过程。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事件之所以闹的这么大，我当时站在新闻媒体这个角度看，我跟浙江省委宣传部一个副部长说，你们在茶叶水这个事上弄的太过敏感。因为最后把那些记者，副主任全都撤职，换岗位了。在中国，不是我们记者把一些医护关系给搞糟了，而是他们本身有问题。然后弄到媒体头上去。

那么新闻生产的社会学分析，我们讲了这样一些背景，介绍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的基础。那么新闻的生产过程，我们简单介绍国外的一些研究情况。就是新闻传播是一个很大的领域。但是有一些记者把这些放在一个新闻生产的过程。在这个领域里面，已经决定了这个新闻媒体是怎么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一个很关键的领域，有很多的学者开始于这种领域。新闻的生产过程不是少数那几个人在决定它的生死。这和早期怀特所做的研究是不一样的。大家知道，怀特跟踪了一个电台编辑一周。在一周的时间内来看他是怎么选用新闻的，和他不选用的原因是什么。在那一周中，决定了2000多篇文章。比如说那个编辑看完以后说“狗屁”，理由就是“狗屁”。然后他就记录下来。然后还有一篇文章是因为没有新闻价值，又写了下来。全部由原话记录下来。然后他去仔细追问一下它的学理在什么地方。比如说你这个文章狗屁，这个狗屁到底是怎样一个概念。你总要有些依据。最后发现编辑选择稿件是站在一个个体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有的时候又会发现所有媒体编辑认为比如“911”是最重要的，都先做它做头版头条。

所以看来要站在更宽更广的范围来考虑一个编辑的选择过程慢慢地发展成了我们所说的媒体生产社会学这样一个研究方向。集体的意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灌输在我们的中枢神经中。比如说我前面，说到那个记者有一句话：“如果我发表这个新闻，可能会被境外的敌对媒体所使用。”这个概念其实很有意思，他已经在脑子里建构了敌对的印象。这是一种冷战模式下的思维。按理来讲媒体去使用你那个新闻有什么不好呢？怕的是被敌对媒体所使用。所以说已经把媒体分为我的媒体，朋友的媒体，敌对的媒体了。这个敌对的媒体指的更多的当然是美国的媒体了。在中国来讲，最大的敌人就是美国。像现在最有名社会影响很大的学者吉登斯的一些观点，他也强调这一点。集体意识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它更多的是影响的是你的实践，你的行为，你的心智结构。

下面讲讲他的几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媒介生产社会性的研究有参考意义的社会学理论。

第一个就是符号互动论。这个概念实际要强调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所做出的那个选择都是基于其他人的行为来做出判断的。米德讲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小鸡”。那些小鸡的成长过程中它怎么知道这个东西能吃，这个不能吃。实际上是它的母亲在教它，在带它。如果把小鸡放在一个镜子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人也一样。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小时候站在那个镜子面前的时候，也不清楚里面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反正我是有的。我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很好奇，其实鸡也一样。所以人的成长过程跟那个小鸡是一样的。他站在别人的反应中来行动自我的。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你的自我评价不完全是你自己所作出的结论，是借着同学判断的一个结果。你会在同学的批评或是表扬之中然后知道原来自己是这样的。完全靠自己的心理建构是不可能的，慢慢地会按照别人想象的样子，他们所评价的那个样子，变成你自己的评价。如果不是这样，就像少数像马加爵那样的人，同学说他不对，他自己认为很对。结果他就受不了了。这种人就是社会的极少数，大多的人会认同别人的评价，慢慢就变成了一种自我的评价，这是符号互动的过程。这样一个交往过程。那么我们的媒体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就是建构社会这样一种静像，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里面交流或交往，然后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关系，但是媒体能够做到这些吗？

媒体真的是一个客观的镜像的呈现吗？从理论上上来讲不是，那他到底是什么呢？另外一个理论的派别认为所谓的真理是建构的，真相是被建构的，真相只是被建构着的东西，听起来好像还是挺对的。我就记得有为学者曾经说过，所谓的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在某一个场景之内，外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之内，大多数人认为是对的，那个东西就叫真理。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么多人，指定这种颜色是白色，然后我们认为这种颜色就是白色，就像我开玩笑，只要你能够认同，把这个符号的关系，如果符合的能指和所指是任意建构的，我们都说送玫瑰是代表着爱情，只要我们都认同这样一个规则，它就是代表爱情的，但如果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认为玫瑰以后不代表着爱情，而是代表着分手，可以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如果我们在座的有两个是恋爱关系，一个人送另一个人玫瑰你也知道我们是表示我们分手了，所以说规则是什么，他是被建构的，有时候真相也是被建构的，其实你说我们这个大千世界，现在我们脑海中建构的形象，比如说对美国的现象，对伊拉克的想像，我们大部分人没有去过伊拉克，如果要你们想像伊拉克到底是什么样子，你得出来的可能就是道路两旁灰蒙蒙的、破旧的房子，偶尔有一个燃烧的坦克，可能有一个母亲抱着尸体在哭泣，这就是一个伊拉克的形象，这种形象是怎么来的？是通过少有的电视镜头告诉我们的。

但电视和新闻报道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骗我们的，大家都知道一个很经典的报道，一个体育比赛，来看的人很少，但集中在一块儿下面坐了200个人，电视镜头就拍这200个人，有人鼓掌欢呼，几万人的场地竟然只有200多人，但镜头给人的感觉就是：哇！这是一个很热闹的比赛。如果把镜头换到另外一个地方，一个人，拍着那个地方，很没有表情的看比赛，你又是什么感觉？你说这不真实吗？都是真实的，所以说事实是什么？是可以看我们媒体选择去建构的，议题有时可以通过媒体来设置的。

有学者会认为新闻是知识的一种，知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我们所说的表象或者认知的这样一种知识，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另一种就是一个更深的推论，理解和分析的这样一种知识，这两种都是知识。从这种意义上讲，新闻其实就是一种知识。告诉你今天上午气温是多少度，这也是一种知识，记住这种知识来告诉你穿多少衣服的典范，如果告诉你我们周边的房子到底要不要倒架或接架这种很深度的分析，它也是一种知识，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我认为新闻是一种知识这说法还是对的。那知识是什么呢？知识并不是人们所发现的客观的存在，也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通过和他人人交流获得的，就是和别人交流中获得的这样一种东西。它不见得就是一种纯粹被发现的一种客观存在，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说法。比如说另外一个学者讲到报纸上所刊登的远远不是对新闻事件的一个真实反映，它们实际上是在建构一个有关于这个事件真相的一个符号化的定义，新闻已经完全不能等同于这样一个事实，它是被符号化了的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是可以打引号的。大量的证据表明，当新闻记者进行的选择和报道新闻的日常工作时候，他们所扮演的就是建构我们世界认知的关键局势，这里可能隐含着建构并且组织我们认知世界的能力的这样一种功能。从新闻的组织建构过程，来看看新闻是怎么回事情，所以有些学者认为，一方面我们可以把新闻做成生产的一个现实，另外方面也可以看出某种社会制造的产品，就和其他的产品制造一样的，新闻其实也是一个生产车间，所以新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的产物，它不是一个人自己的想象在那里建构出来的，它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产物，是由很多的合力所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新闻的内容反映了并且孕育了新闻的这样一个社会的现实，其实新闻也是一个组织性的产物，新闻是有专门收集、整理、传播的这样一些人来制造出来的，所以说新闻是一种社会化的生产物。

那对新闻生产的过程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有学者认为至少有三种角度：第一种是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就是把这样一个生产过程放到一个更宏大的地方，去跟国家的经济结构的做法联系起来，跟我们的经济基础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新闻生产过程。第二种是来自社会学，主要是对我们的社会组织、行为、职业以及意识形态的建构来进行研究。第三种是文化研究，强调一个广泛的文化传统和符号生产过程分析，不考虑经济的问题，也不考虑行业的一些惯例。这三种角度都认识到新闻是一种文化形式，是一种结构了的，有公众意义的一种形式。简单介绍几个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个是社会学家塔其曼，用了10年左右时间来跟踪很多不同的媒体，来亲自观察和深度访谈，得出的一本著作《制作新闻》，这是一本有标杆意义的研究著作。她所强调是新闻业是一种富有意识形态的架构（框架），透过新闻产生的时间时空分布以及记者的专业精神构成的新闻网。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说左右新闻其实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政治、经济和我的专业精神。其实现在有加了一个力量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她非常有意思的分析就是提出了“新闻网”这样一个概念，分析了新闻网，分析了新闻类型，分析了事实的网络。她的新闻类型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我们要强调经济新闻、法制新闻、医疗新闻，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分类？其实这就是新闻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的产物，这样很方便。比如说很多都是政府机构、一些部门很容易出新闻的地方，比如说警察机构，比如说议会，专门有很多人去采访报道。

第二个非常有名的学者叫甘斯，观察美国一些主流媒体选择新闻报道时所隐含的价值理念或意识形态。他用了８个关键词，比如说民族优越感、民主、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小镇田园主义、个人主义、中庸主义、社会秩序以及领导素质。这些观念主导了美国新闻选择过程。你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都是隐藏观念的，他认为记者保持客观从某种意义上是作不到的。

第三个学者是费诗曼，他选择的是一些地方性的媒体，在这些媒体中来调研，来采访，研究新闻从业者消息来源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个是吉特林，可以说是新闻传播的顶尖级学者之一，他观察了在新左派运动中媒体的报道和学生运动之间怎样的一个互动过程。

华人学者中，潘忠党教授做得很出色，他做过大量相关的研究，比如他通过田野观察，分析出指导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念理念之一是“成名的想像”，应该说是有启发性的。在他的影响下，复旦大学的陆晔教授和我本人，都在进行这一方面的进行了一些研究尝试。还有复旦的张志安博士、洪兵博士分别观察和分析过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他们的成果——博士论文——都是值得关注的。

在中国，怎么来考虑这种问题，我最后简单说一下。是不是刚才我认同的这我样几种不同类型？我们需要做长时间的深度观察，也需要做一些量化分析。比如说，你到一个编辑部，看看不同的编辑部，我指空间结构，什么人坐什么位置，都是讲究的，在中国来讲他体现他的权力地位，很有意思。每个新闻的生产过程都是和人有关的，你站在那个人的场景之下去观察去分析，可能容易找到答案。场域里面有惯习，但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利益。你只有进入这样一个场域才能了解这种场域。所以你要做这样的研究时，你不能是一个他者，你要变成你自己是这个场域里的人，你才能知道新闻是这么产生的，用行话讲，你要变成那个新闻从业者，由他们的思维去思维，由他们的想法去思考，你才能知道原来新闻是这么制造出来的，这就是我做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吴飞附言：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一篇我的去年在浙江工业大学的一场演讲的内容，没有想到有学生将我演讲的东西记录下来并弄成了文本性的东西。我看了一下，虽然有不少错误的地方(许多地方是因为我的普通话不好，同学们没有办法搞清楚所至),但他们整理出来的文本总体是清晰的。现将同学们的记录的文字转录于此（转贴时仅对少数明显的错误作了修正），也算是一个纪念吧。愿借此机会感谢整理我演讲内容的郁利聪、李莹两位同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