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姆 徐

http://t.sina.com.cn/damuxufan 达姆徐帆

转自《口述凤凰1996-2006》

口述时间：2006年3月2日、12日；口述地点：凤凰影视（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凤凰会馆。

 

记者：众所周知，凤凰卫视所有的人都称呼您“院长”，这个称呼因何而来？

王纪言：来凤凰卫视之前，我在北京广播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当过十年的电视系主任和六年的副院长，“院长”的称呼由此而来。说起“广院”，大家都知道它被称为“中国广播电视人的黄埔军校”，在这里我曾经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求学和工作生涯。所以，对“院长”的称谓我挺喜欢，它既是二十多年学院经历的代名词，又有点“师长学长”的意味，就是解释起来要多用点口舌。

记者：您哪一年考入的广院？

王纪言：1974年。我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广院招收的第一批学生。我的人生在那个充满了动荡和变数的年代因为一次不自觉的选择发生了改变，就是我报考了当时刚刚恢复招生的北京广播学院。

记者：那时您的身份是什么呢？

王纪言：我家乡是在内蒙古，当时我在农村当了四年农民以后，就到呼和浩特一个报社当记者，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我们不论受过多大的痛苦和磨难，从来没有丧失过对未来的向往和信心，这是“老三届”的那代人非常宝贵的品格。在报社我是招聘进去的记者，主要跑农业新闻，当时在内蒙古当农业记者，到农村采访是很艰苦的，而那时候农业的情况和农村的状态也比较混乱。天气变化无常，风沙很大，我记得我们常常顶着大风骑着自行车采访，如果到较远的地方要先坐长途车到县城，然后再租自行车下乡，有一次采访一个场院的老人，我就睡在他的炕上，炕上没有被子，我就穿着老人丢给我的皮裤，吃的饭是拿羊油熬的糊糊。田头炕沿上的采访虽然艰苦，但我的基本的记者采访本领和基本的新闻职业训练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记者：什么时候萌生了报考广院的念头？

王纪言：报考广院完全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这和当时的政策和体制有关系。那时候各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要到当地招生，这种招生体制是把某一个专业分给某一个单位，我所在的报社分的是播音专业，由于我在报社的工作比较出色，发了大量农村的稿子，大家推荐我去，我最想考的是和新闻报道有关的专业。但是只有播音专业可以报考，怎么办呢，我决定也要去试一下，于是我和另外一两个人，到内蒙古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试音，就是唱一首歌、朗诵一首诗、念一段新闻稿，好在当时的老播音员挺负责任的，认为我虽然声音很大，但是z、c、s和zh、ch、sh分不清，另外呢还有口音，所以他们没有同意录取我。假如他们不负责任录取了我，那么在后来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里，就会多了一个不合格的播音员，少了一个合格的做电视的人。在那种情况下，招生委员会突然发现，像播音这种有较强专业特色的人，应该在一个范围内选，而不要只在一个单位选，于是就把这个名额拿出来了，放到全市的范围里选，重新给报社调换了一个电视摄影专业名额，这样我就成了一个学电视的人。

人生的有些事情，有时是很偶然的，但是马克思曾说过：当你走向社会之前，实际上你的生活轨道，已经大约被确认了。偶然中其实蕴含有必然，结合我的这个人生转折点也可以说明其辩证道理：我几年间一直在新闻方向上努力做事，又经过一段社会锻炼，青年时期的职业经历与国家高考招生这个机会相遇并结合，这就是我进入广播学院学电视的一个偶然之中的必然。

当然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后期，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传媒业和电视业在高等教育中并不是那么火爆和时尚，考生主动在第一志愿里报传媒，特别是广播学院这样的学校不多，后来毕业的师弟、师妹里可能像我当年不自觉与电视结缘的人有一大批。

记者：当时广院毕业以后就留校直接当老师了吗？

王纪言：毕业之后，当时我也想到新闻机关去工作，比如到当时的北京电视台，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我还是想到第一线去，我认为在第一线可以接触火热的生活，但是我们那时候的招生是定向的，我来自内蒙古属定向招生，特别是内蒙古属于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学校向中央电视台也推荐了我，他们也愿意要，但是分配的人事部门不同意，就说我这样的学生，应该回到边疆去，回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但有一个例外，就是留下当老师。这样我就被留在学校了。

 

王纪言：筹办凤凰卫视的时候，和长乐总裁一起用了较长的时间，跟国际上很专业的新闻集团的主管们进行研究、探讨，并规划未来的合作模式，当时新闻集团总裁叫戴格里，他就向老板询问：“谁是办电视的？”老板就跟他说：“是这位王纪言先生，他是大学教授。”戴格里是默多克的小同乡，从在家乡办小报开始，当过报童、印刷工，他的新闻才能是从层层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后来他退休离开了新闻集团总裁的位置，在送别他的酒会上，戴格里对我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实际上是最看不上在传媒界工作的教授，特别是聘用教授管理传媒业。”他认为教授是不能做电视的，教授可以做学问，不能做电视，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当长乐总裁向他介绍我是一个教授的时候，他心里就打鼓，他认为事情可能要糟糕。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些在学业方面有专攻的教授们是不操作像传媒业这样事务的。不过当年准备当电视学老师的我，却经过了较多兼具专业和实务相结合的系统锻炼，这是广播学院形成的一种传统，就是在电视上从事教学的和在传媒业进行教学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传播业者，是一个传媒业的精通者。

我当时留在学校里，没有立即投入教学，而是参加了一些电视实践，比如中日首次合拍的《丝绸之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第一个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后来若干年间，从拍新闻到拍纪录片，到做特别节目，我在教师的岗位上始终没有离开一线实践，在精力体力最棒的时候，在电视前沿“过了把瘾，练了把活，认了把人”，好处颇多。就说认人这一条，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当初参加中日合拍电视实践的一批人，后来成为电视大发展过程中一些关键人物、一些著名的传媒人，或者传媒业者，这样我就和第一线的资深传媒业者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对教学很有帮助。广院“教学相长”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使得学界和业界的优势我们都能兼而有之，并能互相补充，这对我的电视生涯起了相当重要的更新和提升作用。

 

记者：您在广院任教有多长时间？

王纪言：1976年到1995年。回首这段岁月，我很自豪，因为我20年的教学生涯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电视人的成长保持了同步。这个时间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赶上了中国电视发展最蓬勃的一段时期，我当老师培养出来的一批人，他们都成了今天中国电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时代催生了人才。在上个世纪后二十年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电视成为强势媒体”，中国人对电视的情感和对电视的热情，在世界上没有其它国家可以比拟。当时我担任广播电视部艺术委员会委员，一次艺术委会的主任到上面开会，回来以后他向我们传达会议精神，就说了十个字，前五个是“电视很重要”，后五个是“重要是电视”，他说整个会议全部话题都在电视上，当时“电视”成为强势媒体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非凡影响力，电视关注改革开放中的现象和话题，可以很快变成街谈巷议，引导着人们去解放思想，“电视很重要，重要是电视”十个字很有代表性。

在做完广院40年校庆的时候，我想，是不是还应该做点什么？

王纪言：北京广播学院是1954年成立的，到1994年是40年，1994年9月份我做完了40年校庆大典。如果从1974年进入广播学院算起我在那里有20年了。那时候我已经担任了好几年的教授，当过十年的系主任，也当过六年的副院长。所以我的脑子里总是想应该改变一下自己，想做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新事情。当然在学校我挺喜欢老师这个工作，特别是从事传媒教育很容易令人满足，因为可以跟学生取得的社会成就紧密相联，所以在广播学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跟第一线很紧密，跟别的学校不一样，有很大的满足感。

但是我想的是，在做完了40周年校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改变点什么，有没有新的事可做？当时已经有了一些新情况出现，就是中国广播艺术总团缺团长，后来广播电视部在找干部的时候，我是其中人选之一；教育电视台缺台长，寻找干部的时候，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两个地方对我来说都可能不是特别合适或者说特别恰当的地方，但是我也没有反对，于是国家教委有人来找我，广电部也有人来找我。我在广院的时候，曾经和广播艺术总团、CCTV合作过一个节目叫《艺苑风景线》，现在还有呢，那时候第一个主持人就是陈鲁豫，这个节目就是我那时候开办的。后来凤凰卫视庆祝建台五周年做了一个比较大型的演出，我们请了广播艺术总团的民乐团现场演奏凤凰旋律，广播艺术团的几个团长都到了，他们还很亲近地称呼我为“老团长”，因为当时我已经被广电部任命了，只是没有去上任。我现在都不好推测，假如当初到了艺术团，我的活儿会练得怎样。

我认为在凤凰创立的过程中，有几个志同道合有抱负的人，因为一个偶然因素走到了一起，这个偶然因素发生在北京广播学院。

记者：您和刘长乐首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

王纪言：刘长乐是广播学院的老毕业生。那是1994年的秋天，广院刚过了40年校庆，他回广播学院来看他的老师新闻系主任曹璐教授，并顺便到学校校园看看。那时我在广播学院除了管理日常事务以外，还在做学院跟电视台及其它组织的合作事宜，广播学院已经建了很多的演播馆，具备了一定的制作能力。我陪同不同的客户沿着广播学院一条相同的线路参观这些设施，向对方宣讲学院的软硬件优势成为我日常的工作。比如说《我爱我家》这部经典情景喜剧为什么上面老有我的名字，因为《我爱我家》是在广院的演播馆录制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对广院很实惠，学生既可以在这里当观众，又看到了中国第一个情景戏的制作。当时长乐总裁来的时候，我就领着他到学院转了一圈。他是一个做新闻出身的人，他在部队里做新闻，在广播学院里读新闻，后来虽在海外做产业，但他脑子里血液里始终活跃着“做传媒”的念头。他走了以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想在海外办电视，现在是好时机，希望我也参加，找时间聊聊。就在长乐总裁邀请我和他一起做“这件朦胧的海外事情”的过程中，我那几个方面的进程还没停，就是所谓的教育电视台台长和广播艺术总团的团长。不过长乐总裁的召唤更呼应了我渴望挑战自己的创造欲望及人生追求。我们为什么都想“办电视”呢？前面有原因，“电视很重要，重要是电视”，就是这个，不是做报纸，不是做广播，而是做电视。

王纪言：在海外办电视，怎样办呢？大家都很朦胧，我们想海外办电视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在海外选择什么地点，用什么人，用什么传输方式，我们脑子想象的是很初步的，也是常规的。比如我们从哪儿买设备、我们买什么设备、我们怎么发送信号、我们要多少人、我们怎么排列节目等等，在酝酿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遇到困难，电视实在是一个太复杂的系统工程，实在不是几个人工作的工作坊，实在是一个不好做的事，这不像办一份报纸，办一个刊物，电视是跟高科技紧密相关联的一种产业，是跟高投入紧密相关联的一种产业。1995年春天，我和长乐、崔强几个朋友到香港考察，我们就考虑是不是把我们未来的电视媒体建立在香港，因为香港通讯业很发达，香港金融业很发达，香港的位置很好，香港人才也很多，而且香港即将回归，从香港整个的情况来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点，比选择澳门和新加坡都要好许多，最终我们就把创办电视媒体的地点定在香港。当然，在香港办电视的困难也接踵而至。

 

记者：地点定下了，以后的工作进行得顺利吗？

王纪言：在海外做电视很复杂，很难自己包打天下，你把所有人都找到，你把所有的设备都找到，从一张白纸到高楼大厦都包下来，这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或者是需要时间、需要准备，或者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纸上谈兵，这就要求我们在香港筹办电视台首先要找到海外特有的办事情的方式。后来一个最基本的点遇到的实际困难启发了我们：我们准备租一个卫星，我们发现香港卫星播出的平台，或者亚洲区最好的卫星平台，转发器的数量是有限的，这些转发器大部分被中国政府租用，另一部分就被刚刚在亚洲立脚的美国新闻集团租用，这个卫星集团呢，由于占有转发器较多的使用量，他们对新加入的客商有要求，就是新加入的客商如果也是以亚洲地区为主要覆盖区域，就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这样就逼迫我们不得不和拥有转发器投票权的人来交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找到新闻集团合作的起始原因，我们就这样接触到了现在的合作伙伴新闻集团。

记者：你们因此想到合作？

王纪言：我们庆幸遇到了困难，这个困难带领我们跳出了“常规思维”。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办电视应该自己从头创业，自己找人，自己买设备，自己搭台子等等，这种思维不适用我们这样的情况。长乐总裁带领我们顺势转变思维非常明智，起点没有从原始做起，而是按照国际商业惯例，用股权重组的方法进行高端海外合作。寻找转发器使我们与新闻集团相遇，此时新闻集团的默多克先生恰好也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寻找懂得中国、了解中国的人进行合作，我们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就是双方的一个契机、一种缘分。从1995年春天到1996年3月份，大约经过一年的反复讨论磨合，双方终于走到一起。

　

记者：离开广院这一决定对您意味着什么？

王纪言：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不是有了“凤凰卫视”我才离开广播学院，1995年春天如果说有“凤凰卫视”，它也只是存在于脑子里的一个萌芽状态的东西。离开广院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是一个校领导，我将不再担任校领导职务，我是一个教授，我的教授职称将不再被教学单位所聘任，离开学校，“教授”失去了它所有的实际意义。告别我所熟悉的教育环境和教育状态，我实际上从一个体制内的干部系列、正在“进步”的干部系列走向民间系列，广电部说我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准备跨世纪，1995年距离跨世纪还有五年，我下决心和这样一些基础说再见，去做一个新事，如果说那时的凤凰卫视是现成的大媒体，还可以说服身边的朋友，但当年一切从零开始，我是去创业，去招兵买马，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个决定真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历史选择。

记者：对你的这一选择，周围的人反应怎样？

王纪言：我离开了广院，在我正如日中天的时候成了民间人士。我是财务副校长、好几年的教授，而且才四十多岁，还有我熟悉的教育岗位和学术研究行业，因为这一决定都变成了过去。许多关心我的朋友询问我是不是在胡闹，是不是选择得有一点草率，或者叫轻率。那时长乐总裁的乐天公司在紫金宾馆，也是我们创业的聚集地，是北京崇文门附近一个欧式风格的建筑，很多朋友到里边去看我们做什么，他们询问我：“你做的电视在哪里呢？”我们那时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电视在哪儿呢？我回答他们：“电视在我们的头脑里边，在眼前的演示板上面，在翻阅的纸卷上面。”就在他们疑惑的目光中，我们却一步步将这个“朦胧的想法”用超越常规的思维变成了现实。

创业中的一个故事挺有意思，1995年夏天我已不在学院任职，四川国际电视节仍以专家资格聘我出任纪录片奖评委。评奖期间有一天，组委会把中外评委请到峨嵋山休息，当地的文化人前来题诗作画助兴。此时我的身份中已经没有学院的职务，名片上只写着“王纪言教授”五个字，一位老先生端详了我们的名片少许时间，提笔写下了一首诗：
江南草长 群莺乱飞 红雨满岸 风情万种

这四句诗有意思，朦胧之中似乎预见了我正在走向海外办电视的人生路程。我生肖属牛，“江南草长”，属牛的人要下江南。未来的事业有很多人才将聚集，其中当然少不了“俊男美女”，于是身边“群莺乱飞”，这个“乱”字用得好，飞得让人眼花缭乱。九七回归将至，红色的大雨将溢满维多利亚港两岸，1997年香港回归那几天，每日大雨如注，真是应验了预言。最后一句点题，说我的新事业、新生活将“风情万种”，令人欣喜又令人羡慕，在场的仲呈祥先生大叫道：“院长，风情万种呀，给我们一两种好不好？”

 

记者：“凤凰”这个名字是如何得来的？

王纪言：现在已经很难说了。起名的时候在场的应该是长乐总裁、崔强和我，我们三个人1995年春天到香港考察，在这个过程中决定我们要办的电视台叫“凤凰”。电视台起名可按地域来叫，比如叫长城、黄河，那时候已经有黄河电视台，山西省的，如果再叫长江有点搭着黄河走，好像内地地方电视台，长城和龙的名字也想过，好像都不那么靠谱。我们当时一致觉得不如叫“凤凰”，这个概念好，什么“百鸟朝凤”呀，什么“植桐引凤”呀，什么“凤凰于飞”呀，很美妙，“凤凰”的概念不仅一听是中国的，再一个让人感觉新鲜，于是就决定叫“凤凰卫视”。

与新闻集团最后的签约仪式在香港，我拿出了私藏的1972年的英国高级红酒

王纪言：1996年3月，和新闻集团最后的签约仪式在香港，仪式小范围饮用的那瓶红酒是我提供的，品酒助兴的时候我没有在场，忙着北京方面开台的最后筹备。关于这瓶酒还有一段故事呢。1994年的时候我还在北京广播学院任职，我代表学院的亚环影音有限公司，以董事长的身份去英国和皮尔逊集团谈判合作事宜，皮尔逊集团总裁是个建筑商，家里有自己的私人酒窖，藏有很多高级红酒，他送给我一瓶1972年的高级红酒，我知道红酒品相不错，就一直留着。凤凰诞生的第一天，红酒被派上了用场，我很开心。经过一年辛苦的谈判，双方高层在欢声笑语中共同举杯预祝合作愉快。我当时就祈福刚刚诞生的凤凰能有一个和浓郁的酒色一样“红红火火”的前程。

记者：当时凤凰如何招兵买马？

王纪言：我们和新闻集团的合作是股权转换的一种合作，现成的香港卫视中文台整个的架构班子都进入了凤凰。不瞒你说，由于凤凰建立时已经有了完整的框架，我们实际上只带来了几位基本的骨干和几位准备出镜的人。比如主持人方面第一个找的是在体制外的许戈辉，因为我们在体制内很难找到人，凤凰没有影响力，无法吸引人加入；后来从美国回来的陈鲁豫也出现了，她们当时都是属于既有一定的媒体经验，又一身轻，很顺利就加入了凤凰，另外她们英语水平比较高，在香港这地方工作英语用得着。由于香港的居民讲粤语，我们在南方主要找会讲广东话的人，所以窦文涛就冒出来了，窦文涛当时是体制内人士，我们就采取了另外的方法，在一个小屋子里头，向窦文涛描绘凤凰的未来，他被我们说动了心，加盟了凤凰。现在回头看，我们努力创造了媒体业的一个奇迹，我们当初只带着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到香港，用“借船出海、借鸡下蛋、借梯上楼”的方式，把我们的理念和创意嫁接到合作股东现有的架构班子及运行经验之上，所以，凤凰成长和成熟很快。

 

记者：这种机遇是个人的加入给凤凰带来的，还是时代为凤凰造就的？

王纪言：两方面都有。在香港回归之前，香港这个地方产生着一种蓬勃的思维，被它聚合起的个体都有一种对未来时代的激情，对新世纪的一种打算和设想，在这样一种大时代到来的前夕，我们带领一批人捷足先登。于是事情就成了，并且成的起点很高，不是说在我们前后没有别的媒体出现，但它们没有借到一个势，没有找到这样一种起点，就是在国际媒体业的高点上出新，在东西双方互补性上出现，在两岸三地华人智慧的嫁接点上出现。我们进来的时候，原来的基础叫卫视中文台，它已经有几年的历史，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和品牌。有一些管理经验，有一些香港和台湾的传媒人，还有个别大陆到香港来发展的，比如张铁林。

 

记者：在凤凰卫视初创期，两岸三地人的磨合很重要吗？

王纪言：是的。当时凤凰的初始构架是已经有了一些人才，已经有了一些经验，这种经验是以香港和西方为主的经验，那么面对华语世界最大的一块地区中国内地，面对这一地区20世纪最后时机的发展需求以及跨世纪的未来设计，非常需要新诞生的凤凰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中国内地的概念和经验的推广。我们引进具有内地媒体从业背景的传媒人士就弥补了这一点，他们携带着厚重的知识底蕴和扎实的职业功夫，和香港、台湾及国际上的人士的经验结合起来，这个就是秋雨先生后来说的“完整的中国人概念和完整的中国人意识”。我认为凤凰这样一个品牌的出现，在完整的中国人概念中，单纯依靠哪一部分传媒人都不是单独能够做好的，凤凰要面对亚洲，面对整个大中华区域，面对世界华人，完全依靠香港的传媒人士，或者完全由台湾或大陆传媒人在香港的舞台上驰骋，都不会像现在这样具有包容性和创造性。所以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整合，即完整的中国人意识，不过其中以大陆为主要的观念，以大陆为主要的判定点，就是两岸三地组合，以内地思维为主。
凤凰发展初期，力量很有限，但是为什么能够较快地创造品牌，原因就在于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合作机制、合作态势，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它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边，把个性张扬起来，把品牌树立起来，其中搭着别人的经验，搭着别人的力量，搭着别人已经取得的基础。展示凤凰，这是一个捷径。

 

记者：凤凰的定位从创台开始经过了什么样的变化？

王纪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只能简洁地归纳几条。凤凰创台开始原来基础的媒体形象是以娱乐为主，我们把都市的、青年的、时尚的风格延续了下来并加入新的内涵。凤凰要想在整个华人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提供更大的推力，仅用娱乐越来越强做不到，需要成长资讯的力量，于是我们在九七回归之前，逐渐喊出了“资讯越来越棒”的口号，频道上逐渐加强了资讯的力量，加大了新闻的力量，加入了主题纪录片的力量，因此，频道受众面越来越向高端人群拓展。

“高端”这个用词是北京市的一位主要领导人说的。SARS期间他对北京电视台的同仁们说：“北京老百姓抗SARS的故事，不要仅在北京台报报就完了，应找找凤凰，据我了解，在京的高端人群主要看凤凰。”后来我们问这个领导：“高端人群一词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不是始于金融界？”他告诉我们：“在许多界都有，不过最典型是电讯业，电讯业的手机高端用户处于所有用户三角形金字塔的顶端，这些人一个手机的通话量比底端几千人的通话总量还多。”“面向高端人群，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是凤凰办台定位变化的根本。

因此，归纳起来我们有如下的变化：娱乐越来越强到资讯越来越棒；综合越来越强到个性越来越棒；主题越来越强到主持人越来越棒；制作越来越强到技术越来越棒；速度越来越强到现场越来越棒等等。凤凰十年啦，当然会越强和越棒，这里的越强和越棒都围绕着凤凰的两个办台要素来提升，一个是媒体责任及使命，另一个是媒体影响力。所以，凤凰要不断地超越自己和改变自己。

　　

记者：大家都知道凤凰员工不多，但效率非常高，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王纪言：和一般的媒体比较，我觉得凤凰比较强调的是创造性劳动。凤凰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一个比较精干、比较小众的媒体队伍来承担一个很大的媒体责任，所以在这里提倡创造性的劳动。我们认为最大的尊重应该是对人的创造力的尊重，最大的浪费可能是对人的创造力的浪费，原来我认为媒体里浪费主要是对经费的浪费，一分钱不能掰做两半花。在凤凰的管理中，我觉得重要的是对人的创造力的尊重。我们过去的一些管理方式中，浪费、压抑和损害的是人的创造力，人的创造力最有活力，应该在基层和第一线，本来就是这样的，最能够产生效力的东西也应该是第一线的。但是由于体制上原因、管理上的原因，由于决定权的原因，于是出现了“谁更聪明”这样一种误判，就是往往责任越重大的人仿佛越聪明，那么第一线的创造人员，他们的创造力和能力，常常会一次一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这种管理方式就使得主要的创作人员创造的激情和创造的劳动被多多少少浪费掉，在媒体这种主要是精神劳动的行业里，人的创造性受挫是最大的浪费。

所以，凤凰就形成了了一种独特的工作方法，我们叫做个人工作方法。比如《纵横中国》，主要的工作状态是调动了王鲁湘的工作状态；《文涛拍案》是调动了窦文涛的工作状态；《小莉看世界》主要是调动了吴小莉的工作状态。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把比较复杂的问题，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使第一线的创作人员尽可能没有负担地进行工作，特别是在两岸三地的人员走到一起以后，减少磨擦能够融合得比较好，就产生了我们叫做的媒体效果，所以有好些人来凤凰参观的时候，他们首先注意到一条，凤凰是多么的小，在一个局限的舞台上，拓展了一个世界的视野，过后他们会注意到，凤凰的人是多么的少，他们怎么在这么少的人力下，发出如此强大的声音呢？我们实际上在很多地方，一个人就能带出一个品牌来，比如资讯台出现之后，像驻法国记者阎明，还有驻莫斯科记者卢宇光，都是典型的个体品牌凤凰工作法。这样的工作方法跟我们的一个理念有关，就是要出类拔萃，这种对出类拔萃的追求，在凤凰的媒体运行和整体形象设计上都潜在地起了作用。

　　

记者：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听到很多一线的编导说，有时会接到老板和院长打来的问候电话，这让他们感觉温暖，这是凤凰的一种独特的管理方法吗？

王纪言：一般的情况我们都不这样做，非常特殊的事情才会这样。凤凰有一些方式是一竿子插到底的，比如老板也直接过问，但是绝大多数情况我们不过问，只是在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组成一个独立的团队单独承担一件特别任务的时候，就需要最直接的、越过其它转达环节的问候和建议，这样有几个好处，一种好处是可以直接而避免偏差，再一个好处就是把鼓励直接传达给他们。现在媒体的发展已经提供了这样一种快速传递的可能性，特别在第一线的情况下，比如像阿富汗前线、伊拉克前线啦，像《凤凰号下西洋》、《千禧之旅》、《两极之旅》有许多特殊情况，我们会采取这样的方式。
记者：这种方式更多包含了感性的成分在里面。

王纪言：凤凰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包括老板和我，有的时候会把“感染力”作为管理武器。准备做《凤凰号下西洋》时，我们在华人的视野里寻找航海家，于是把翁以煊找出来了，但是光有翁船长，不足以把凤凰的概念加进去，我们就寻找凤凰号的参与者，谁有可能参与？在我们有限的人员里面，首先考虑他的电视能力，独立报道、摄取、采录的能力，还有体力和他的事业状态，事业状态中的一些人血管里天生奔流着探险、挑战的血液，比如郑浩。这个激励机制不是用很公司化的方法，用多少钱、上多少保险，这些东西在说出来以后有时会让人泄气，当你动员一个记者去伊拉克的时候，你不能说这些事情，说这些事情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价值好像不应该这么衡量，促使我的那些可爱而英勇的同伴去挑战自我极限的动力是给予他们最大的“精神激励”，是媒体从业者之间很容易共通的一种语言，要“出类拔萃和不同凡响”，他们以富有创造性的劳动成就了凤凰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也使他们个人的阅历和视野不断丰富和拓展。

王纪言：凤凰这种故事比比皆是，我认为一个媒体要有一个精神状态，这个精神状态除了媒体本身的责任以外，它是媒体人日常的一种律动，它会让受众感觉到这个媒体不是平平淡淡的，而是波澜壮阔的，总有一个事情，让你觉得被人羡慕，这是媒体人最自豪的幸福感。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为什么是你在介入，而不是别人？是因为你的品牌具有影响力。去年法国雷诺汽车《向东方》走丝绸之路，今年春季俄罗斯冰原大跨越，怎么都能找到我们合作，这就说明我们作为有影响力的媒体能带动他们整个行为的提升，于是他们就认可你。

所以凤凰在发展过程中，特别强调一种不断超越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一种不同凡响的个性张扬、一种团队默契协作的精神。无论世界哪个角落发生了什么事情，凤凰都想去瞧瞧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不断地以天下为己任，以世界为眼光，以全球为舞台，以这样一种胸怀和情怀，我们奋力秀出美妙的舞姿，尽管有时我们觉得不堪重负，但谁让我们喜欢此道又乐此不疲呢？

我总觉得有一种力量始终在佑护着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困难和艰险中杀出一条血路，能够创造业绩的辉煌。其中赵群力最难忘。

记者：凤凰十年了，您最难忘的人是谁？

王纪言：每到凤凰创台的“3·31”纪念日，我常常想到赵群力，不仅仅因为他是为凤凰殉职的，还因为他同时带走的永远无法再复制的“赵群力精神”。

和群力相识是在我当年拍《丝绸之路》的时候，当时他还是甘肃电视台的记者。《丝绸之路》中的那个经典画面“朝霞里驼队由东向西”中坐在骆驼上的人就是群力，下面拍摄的人就是我。我们跟随摄影队坐火车路过武威的时候，群力去站台上看他女朋友，我都在场。他后来跟着西藏考察组去了可可西里，差点迷路，后来到北京看我，跟我讲那个地方藏羚羊被猎杀的情景，并把他捡拾的一个藏羚羊头骨送给我，那个藏羚羊头骨现在还存放在我家里。

记者：赵群力高超的航拍技术给凤凰留下了很多经典画面。

王纪言：可以说，赵群力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电视航空摄影的第一人。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很多地方是穷乡僻壤，很多飞机不可能飞到那个地方去，我参加了《丝绸之路》的航拍，参加很多航空摄影的拍摄，航空摄影一个困扰是续航的问题，就是飞机持续航行的时间长短。飞机马力大载油多续航时间长，但马力大的飞机不能低飞，低飞就会破坏中国老百姓的茅草屋和地上的庄稼。能够低飞必须马力小，马力小续航时间短，中国有很多地方农村远离飞机场，这给航空摄影带来很大的难题，这本身就是一套学问。群力用自己的秘方，把小蜜蜂飞机翅膀卸下来放在车上拉着走，然后在拍摄点很近的地方，利用一段公路，大概二百米就能飞起来，由于是“小蜜蜂”，马力不大，所以低空可以掠过，甚至可以在牛背上掠过，他于是把摄影机绑在飞机上，一按快门是30分钟，与其说他扛着机器拍摄，不如说他让飞机拍摄。他利用自己的感觉来操纵飞机摄影，这些镜头都成了绝唱。拍到了很多经典画面：三北防护林、草原、沙地、古镇，还有凤凰车队。

记者：《寻找远去的家园》却真正成为赵群力的“绝唱”。

王纪言：他出事以后，我第一个到达浙江楠溪江现场，因为我正在去华东的路上，从上海机场一出来，电话就响了，刘春给我打电话说“群力出事了，可能很严重”。我立刻从上海飞到宁波，第一个到达现场。事故原因是由于当地违章建筑把高压线杆掩藏在树林里头，群力没有发觉，不幸遇难身亡。事后当地的老百姓选了一块地皮，要建“赵群力纪念馆”，清华大学一位建筑学教授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在那个村子里，如果建设不好的话本身就违背了群力先生当时拍摄的理想，就是要保护好家园，不要破坏家园。所以教授建议不要在那儿修，我跟老乡说了专家的意见，老乡也同意了。乡亲们在楠溪江边群力遇难处为群力修了一个纪念公园，在一块大青石里放入了群力的骨灰，让群力与青山长在，见绿水长流。我最难忘的人应该是赵群力，一方面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另一方面他是一个能够不断创造奇迹的“凤凰人”，他在电视航空拍摄方面的创意和壮举至今没有人继承，没有人填补这个空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特别艰难、充满挑战的事情，我们总觉得始终有一种力量在佑护着我们，在祈福我们，使我们在困难艰险中能够杀出一条血路，能够创造业绩的辉煌。群力是最值得纪念的。

记者：作为传媒界的前辈和凤凰的高层，您认为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成为优秀的“凤凰人”？

王纪言：我经常和大学生们交流，从专业的角度讲，做电视人最基本的本领就是“用笔记录生活，用口述来描述生活，用镜头来呈现生活”。“9·11”直播很多片断我们处于完全没有画面的情况下，我们是用口述来完成报道的。首先一点，要有很好的书写记录能力、很好的口头表达能力，听见什么，看见什么，皮肤感觉到什么，都要用你的手记下来，用嘴流利地表达出来，另外还要有很好的镜头感，这种能力的培养要跟摄影师一起训练，带着观众行走，带着观众记忆，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感觉夹叙夹议，用镜头夹叙夹议。闾丘一个人去了阿富汗，自己做了新闻报道，还做了3小时的专题片，体现了一个电视工作者的全面素质。

从做人的品格来讲，就是要让大家喜爱上你，要在团队中与大家用一种力量和精神共同前行，同时展示自己独特的个性。我们鼓励这种创造，鼓励这种出类拔萃，其中原动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对世界的责任和目标。我跟很多年轻人说，凤凰十年了，凤凰绝不是短暂的十年，它已经成为一个品牌，要一代一代人去做，凤凰会不断创造新的经验，用新的形象来刷新自己。一位资深媒体领导人说，有一个话题可以研究，“假如没有凤凰”。凤凰不会没有，要年轻人接续做下去。媒体业一个基本特色就是要有本领，它会给你提供各种可能性，它会在各个地方考验你，并且你很容易会被凸显出来，但最后经得起时间考量的是“专业”和“做人”两方面的本领，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让“凤凰”这个品牌继续发展。

1999年为了声讨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我们在48小时多、不到64小时之内，在深圳做了“中国人今天说不”的晚会，晚会集中了我们的艺术家，集中了我们的主持人，主持人是两岸三地的，艺术家也是两岸三地的，把中国人的怒吼和中国人的声音发出来。我在现场的动员是这样的，声音没有了，再推上去，灯光灭了，再打亮，语句忘了，再想起来，我们是在做一个现场的声讨晚会，我们大家都是参与者，而不是表演者。我们做完节目的那一天夜里，也就是美国的白天，美国总统克林顿到中国驻美使馆留言簿上签了道歉的字，于是我们的阶段性任务和历史任务就完成了。在晚会现场，我们参加电视转播的一位主管，就是深圳影视的陆总陆志杰，已经说不出话来，声音全哑了。

后来我给这种付出弄了一个外号，凡是在重大的事件中出现这种“失声”状况的人，我们会亲切叫他“活着”，在凤凰“活着”真的不容易啊，也真光荣。

　　

记者：您作为多次凤凰大事直播的策划，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件？

王纪言：直播大事，目睹历史事件在眼前爆发，是令一个媒体业者最感满足和最兴奋的。世界有很多事情不是在媒体生涯中都能够碰到的，如“9·11”、伊拉克战争，作为媒体指挥者，能够必然或者偶然，使你在第一时间点和一个历史事件碰撞，并且能够用一个媒体的力量对这个事件保持同步报道，对我真的是最刺激的感觉，或者说是最大的欣慰。“”爆发的时候，我和钟大年正在高尔夫练习场外，那时是晚上八点多钟，我们到达球场以前已经在一个小饺子馆里把肚子填饱了，可以说我们提前为直播的“9·11”做好了物质准备。大年正在球场办理手续的时候我接到总编室的电话，我马上向老板报告并商议了对策，钟老师拿着条子出来，我说我们打不成了，要赶到直播间，在路上我们已经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边行车边部署，从晚上九点钟《时事直通车》就进入了直播状态，九点半中断正常节目，在小莉播出过程中，我们把第一现场第二架飞机撞大楼的瞬间直接播出。所以当“9·11”改变世界的时候，“9·11”也在世界面前改变了凤凰的形态。媒体行为里有一个“第一介入点”，你对事件越贴近，你将越可能有最好的状态。“9·11”的时候由于当时情况限制，我们有好多媒体同行都没有能够进行同步报道，我听说有些媒体同仁们恨不得把自己的脑袋撞到墙上。真的，作为媒体人，在职业生涯中很难赶上世界性的事件，当世界性事件在眼前爆发而又不能参与报道，它绝不仅仅是一种短暂的遗憾，而是永远的心痛。

　　

王纪言：凤凰卫视直播伊拉克战争也很有意思。伊拉克战争打响是在北京时间的半夜，那天正好是中国足球队在沈阳赢得世界杯出线权，整个北京沸腾了，沈阳沸腾了。我们边研究如何连线直播沈阳和北京的庆祝活动，边部署第二天《凤凰早班车》如何播出新闻，比如我们要采访教练，采访主要运动员。大约在12点钟，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习惯在资讯台看看各个频道，突然发现西方一两个频道突然中断正常节目，美军在伊拉克的战争打响了，五分钟之后我们就启动了直播。大事件可能发生，媒体正在期待着和它同步，它正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赶上了很多，包括美国解除伊拉克武装这次，事后大家都在评论到底谁赢得了这场直播，特别是北京广播学院老师、媒体学者都在研究，谁表现得更出色，我觉得第一个判断就是媒体在什么时间点、通过什么方式、什么时候启动的直播。我们不知道在哪一个时间点美国能够开始战争，但我们认为美国宣布最后通牒50个小时结束后那一刻，每一分钟都有战争开始的可能性，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在直播状态中等候。有些媒体，特别是不少香港媒体也在最后通牒50个小时后开始直播，但是它们没有挺住，最后播了别的。我们坚持了这个大胆的决策，虽然广告商告诉我们，只有战争打起来，他们才投广告，我们顶着压力坚持直播，就是为了避免错过“第一时机介入事件”的瞬间，就是要把状态反映出来，要把形势分析出来，因为我们认为美国或者准备行动的盟国不能再等待了，果真在我们播出大约两小时之后，白宫就出现了历史上最短的那个新闻记者会，白宫新闻发言人突然出现在记者面前，只说了一句话“解除伊拉克武装的战斗已经打响”，很简单。历史瞬间被我们直播进去了，在这句话说完之后，我们的广告标板也出来了。

什么是满足？就是这样的感觉。此后的凤凰直播形式不断丰富，对一件大事我们不仅仅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是做出了“深度”：最关键的时候，直播可以在多个演播空间里进行同步多场景直播，主播台在资讯台，《时事辩论会》在一个棚里，《军情观察室》在另一个棚里，有三到四个棚，因为我们技术改造，可以同时发布信号，主播台变成主控部分。当说到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把《时事辩论会》切出来，由评论员进行辩论，谈到军事问题，就把问题甩到《军情观察室》，主播还可以提问。于是三到四个棚同步直播，并把战场内容的丰富性通过不同演播调度展示出来，能够为观众提供多视点的解释、图像、信息，并且和事件发生保持同步报道，我们把直播技术多样发挥出来的同时，媒体人的满足感也油然而生了。

　　

记者：院长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是哪一幅？

王纪言：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我在凤凰莫斯科演播厅抓拍到的连续四幅照片，是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为主办城市的那一瞬间，窦文涛、周星驰、陈鲁豫和李纹激情拥抱的照片，前两张焦点是实的，后两张是虚的。为什么焦点“虚”了？因为我流泪了，作为凤凰人，我的泪水里包含了太多的滋味。

申奥直播，本来我们是和内地一个媒体合作进行的，但是当我们把所有卫星、所有场地、所有主持人流程已经研究完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要求我们分开做。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把已经租好的卫星线路、已经租好的演播馆、已经商量好的流程全部留给内地伙伴，凤凰必须完全重新开始。我们在一个不可能的时间内把卫星信号通过各个国家转接，通过不同公司服务把它们衔接起来，在一个大家都没有发现的非常好的莫斯科酒店顶楼上找到了理想直播地点，并找到了俄罗斯的转播车和个个都像艺术家的俄罗斯电影制片厂的大制作人来为凤凰打工。当我们的信号从莫斯科顺利地没有偏差地传递出去，当鲁豫第一次开场白说完的时候，我在现场带头鼓掌。为什么？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克服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终于迎来了最好的结果，那就是“北京”两个字。酒水、泪水、汗水交织在一起，我们欢呼雀跃，每一个人都说不清楚自己流了多少泪，自己流了多少汗，自己呼喊了多少次，自己跳了多少回。我竟然在现场还记录了凤凰人的瞬间表情，现在《凤凰私家相册》中那个拥抱的过程是我记录的，四张连续拍摄，虽然后两张焦点虚了，但记录下来的却是历史的真实瞬间。跟随诺曼底登陆的美国著名的摄影师在盟军登陆的一刻，拍摄的照片全是虚的。后来，世界摄影界分析照片时认为，这几张登陆的片子不虚就不对了，并纷纷撰文分析此作品“虚焦点”的魅力。所以你看，在宣布北京胜出之前，我的焦点是实的，但是宣布了之后，我的焦点是虚的，这说明我拍的这些照片也是“大师级作品”。哈哈。

　　

记者：凤凰做过的最难的事是什么？

王纪言：最难的事太多了，很难说哪个最难。如果有“最难”，在海洋上最难的就是《凤凰号下西洋》，我们是在用挑战极限的方法来追寻郑和的足迹，而这个挑战极限的过程中，很多事情是未知的，比如我们在整个的南中国海不能靠岸，要长途行驶，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在我们试图靠岸休息的时候，越南守军还用枪来扫射，所以最后我们决定不靠岸了，继续前行。发生大海啸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凤凰号具体方位在哪里，实际上他们停留在了印度洋的一个小岛，很危险。在海啸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船不仅化险为夷，并且我们的船长和记者还能到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一带参加救助活动，这是很难想象的。凤凰号要和风向下赌注，和潮汐下赌注，和寂寞和孤独作斗争，对于个人是个巨大的考验，另外他们还要在规定的时间里到达一个地方，帆船是很难有规定时间的，海上航行最艰难的就在这里。路上最艰难的要属《千禧之旅》，现在没有媒体可以操作，沿这条道路再走一遍。

记者：《千禧之旅》经历的故事能讲一下吗？

王纪言：故事挺多，最有意思的故事是《千禧之旅》团队在冬季穿越世界屋脊，当时队员们经过长途跋涉，已经消耗了大量体力，对于他们在冬季逾越世界屋脊我们不抱太大的希望。我跟老板到印度去迎接他们，计划是送他们返回巴基斯坦，由帕米尔经丝绸之路返回。经过尼泊尔时我们了解到，在冬季喜马拉雅山是可逾越的，喜马拉雅山的樟木口岸是开通的，一种力量又把我们激励了一下，于是我们在印度跟队员们开会，决定不返回巴基斯坦，从印度到尼泊尔，翻越樟木口岸，在冬季进入西藏，通过青藏路翻越唐古拉山口、昆仑山口，再走蜀道，回到北京。这是《千禧之旅》已经要走到尾声时候的一个重大决策，我们的队员真是好样的，他们在冬季穿越世界屋脊，春节期间到达了北京。

　　

记者：凤凰与学者联手做节目，从建台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在进行中，您作为一名学者，怎样看待与凤凰合作过的学者和专家？
王纪言：说起《千禧之旅》，我想起了秋雨先生，就是他这样一位儒雅的江南大学者伴随凤凰走完了全程。前段时间总有一些文化界的人，对秋雨先生爱品头论足，我认为秋雨先生是一个最好的媒体合作者，当年秋雨先生写完《行者无疆》的时候，有些出版商、出版界的人让我说说秋雨先生书中的文化含量是什么，我都没说，我说这用不着，一个文化学者在行走过程中，把他的文化传达出来，不仅通过电视，还通过著作传达出来，他应该是最成功的。秋雨先生在不同的文章中，已经讲到过很多合作的事情，但是他没有讲他自己。我在跟秋雨先生谈合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跟秋雨先生说过给他多少待遇；秋雨先生也从来没有问过给他上了多少保险。作为自幼生长在江浙一带的文化学者，他不像我长在内蒙古，吃羊肉出身，来自鱼米之乡的他在全程和凤凰员工一样克服异域带来的饮食方面的不习惯，尤其是《千禧之旅》沿途经过的几乎全是阿拉伯世界，他没有对自己的饮食生活待遇提出任何要求。坐车秋雨先生从来是坐4号车的后座位，谁都知道，在长途行军中的吉普车，前座舒服，视野好，颠簸也少，可他从来都是坐后面。凤凰的几次电视行动邀请秋雨先生参加，他没有一个助手同行，我曾提出说在北京给他搭一个班子，帮助查资料，因为所有讲述，所有的文字，都即时出现在路途中，但秋雨先生没有答应。一个大学者，与媒体同行，我先不说写出什么文字来，他的勇气和毅力就值得我们电视人钦佩。所以他跟《千禧之旅》的摄制组成了患难朋友，成了生死之交。另外凤凰还和很多文化学者建立了很好的伙伴关系，像《穿越风沙线》中的徐刚先生，他带领着我们行走三北防护林；还有葛建雄先生等等，一直到台湾的李敖先生。

　　

记者：怎样评价凤凰和李敖的关系？

王纪言：李敖先生有他独来独往的性格特征，由于他独特的语言方式、行为方式和表述方式，他在凤凰开办《李敖有话说》很受欢迎。凤凰用品牌力量和人文魅力吸引了李敖先生，直到《神州文化之旅》带着李敖回家乡，在这个过程中，跟李敖一步一步地沟通商量，如何让他这位远来的高僧大德在内地大学的不同舞台上把经念好，这是一个挺大的学问。凤凰和李敖之间是一种心灵的互动，是一种朋友之间的信任。

记者：《神州文化之旅》期间您和李敖先生是如何配合的？

王纪言：这个期间我配合长乐总裁，策划李敖先生大陆行的每一次亮相，是高智商的顶级劳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种劳动不断被高质量的、大规模的、高密度的曝光所检验，并且要在短暂的时间里做得具有文化、社会、历史含金量，在这样的状态下出彩儿，我感觉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记者：李敖很配合凤凰吗？

王纪言：李敖先生跟很多媒体都有合作，也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我们和李敖先生合作了这么长时间，越合作越愉快。凤凰卫视邀请李敖50年后重返大陆，先不说他有没有这想法，首先表明他是喜欢和信任凤凰的。做媒体，先做人，这是凤凰之道。我们现在说十年磨一剑，实际上我们做的就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功夫。

　　

记者：好多凤凰人说，这十年对他们来说是最难忘的十年。对您来说，十年又意味着什么呢？

王纪言：我不知道我后半生还能做什么，但是我人生的主要脉络呢，是做电视，所以我觉得凤凰十年是我最满足的十年。这个满足主要是，原来我培养学生，当我看着学生生龙活虎的状态，我很满足的，很欣喜的，不论学生们现在的头发是不是日渐比我稀疏，肚子是不是日渐比我大，但仍然是学生，仍然是那样一种情感，经常有电话过来，排着队等着和我们吃饭，现在该吃谁，得赶紧吃，因为排队吃的这个事太多，学生都在不同的岗位建立了业绩，他们成了这个制作人，成了那个主任，那么我们和这个制作人要吃一下，和那个主任要吃一下，这样很满足。现在我自己来做电视，不跟原来一样，现在这个满足是媒体搏击的满足，是与历史同步的满足，是带领着亿万观众去感应世界的一种满足。

第二个我觉得凤凰十年对于我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十年。过去呢，我是教育学者，是在一个教育岗位上，观察媒介现象有一定的客观性，于是我在中国电视界成为一个主要的发言者，包括评奖、研讨和策划，在各类场合，常常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中央电视台有一个领导朋友说：“你们做学者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确实做学者的不知做电视实际工作的艰苦，我可以指出节目有三个不足、五个需要改进、八个方面可以再研究，我们为什么站着说话呢，因为我们是学者，所以我们指点。我到凤凰卫视一段时间后，还是这位中央电视台的领导朋友说：“王纪言不大说话了，为什么不大说话了，他腰疼了。”媒体界最难的不是策划，而是操作，操作层更难，自己办电视就知道了甘苦、艰辛、不容易、具有挑战性，没有人能够替代你，特别是当我成为一线主要操作人的时候，我要非常冷静地考虑到各种问题，非常冷静地考虑到各种趋向，非常加小心地防范各种陷阱，非常警觉地避免可能遇到的困难，或者是灾难，然后使项目获得成功，所以非常富有挑战性。而这种挑战性呢，使你不堪重负，因为电视这个行业，我老说这句话，电视没有昨天，只有今天和明天，昨天再大的辉煌到今天早晨都已经过去了，观众绝不会因为你昨天晚上的那一个辉煌来原谅你今天早晨的一个失误，所以你马上需要非常冷静地来面对今天，这就是和电影和其他行当不一样的地方，电影呢，辉煌的昨天能长时间地供你回味，留恋，畅想，研究，反复咀嚼，因为大家知道，电影是作品，全世界都承认。没有人说，去年我们做的《非常凤凰在北大》是一个经典作品，因为今年的十周年的晚会已经迫在眉睫，令我大伤脑筋，因为又要等待人们品头论足，所有的电视工作者，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对问题，这样电视人就穿上了跳个不停的红舞鞋，我为什么不断地激励一些年轻的传媒学弟学妹们要投身电视媒体，就是因为像我们这样的老家伙，穿着红舞鞋已经跳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希望有更好的舞者出场。凤凰又是在一个特殊的地域、特殊的舞台上跳，这个舞又是戴着枷锁、戴着镣铐的舞蹈，你还要在戴着枷锁戴着镣铐的情况下把它跳好，所以就更难。我已经不大愿意再说了，因为我的“腰疼”毛病的确是存在的。

也有遗憾：一部未竟的凤凰影片

记者：在凤凰，您有过令您感到遗憾的事吗？

王纪言：有啊，最新的一件事就让我感觉非常遗憾，我和老板早就谋划想凤凰十周年的时候拍一个电影。实际上我们去年在做完凤凰九周年台庆的时候已经想了这件事情，在北大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主持人评论员跟大学子们，包括我们纪念八周年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做的马来西亚吉隆坡之夜，发现我们跟海外的华人已经建立了很密切的亲情关系、友情关系和文化关系。于是呢，我去年就在北大做完九周年台庆的时候有了一个想法，想做一个电影，在今年3·31放映，这部电影就想让我们的主持人、评论员成为主要的演员，那时候正在上演十八罗汉，就是美国的一个大片，大腕们集中起来演出，偷盗拉斯维加斯的珠宝，实际上大家闹一个乐呵，这种事情是利用观众熟悉的明星形象集体出场，达到一个对大众的娱乐。我本来想请凤凰的老朋友成龙、刘德华、张艺谋、冯小刚等人都在影片中客串一个角色，和我们的主持人、评论员一起出演，剧本也写好了，我就想在十年台庆的时候在现场放映，大家一起回味凤凰人的十年。但由于时间紧迫，电影无法诞生，以后如果再拍呢，就没有了“十年”这个最好的契机，真是遗憾啊，但遗憾又是人生的最常态的东西，没有遗憾的人生也不尽完美，就让这部“凤凰电影”与许多已经上映的凤凰节目在我的脑海里一幕幕放映吧。

　　

记者：您和老板从相识到创业已经共处了十多年，您眼中的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王纪言：首先我觉得老板是一个有魅力的人，“魅力”这两个字很值得研究，他有一种感染力或者吸引力，或者是凝聚力，或者是向心力，那么老板就是这样的人。魅力是由综合素质构成的，比如大家愿意跟他在一起，愿意跟他谈天论地，愿意跟他逛高级酒店的顶楼和最杂乱的电脑市场，他可以在半岛酒店沉静地坐一个时辰，也可以在混乱的电脑市场里走来走去，告诉你最新问世的电脑和手机在哪个柜台，他这个人活得很开心很丰富。第二，老板这个人很有趣，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人。日常我们接触有些人，比如你不愿意多跟他说话，因为说说就不投机了，你不愿意多跟他玩，玩玩就玩不到一起，你不愿意跟他同行，行行你就发现别扭。但有另外一些人，你眼睛一闭上，这个人就能生龙活虎地出来了，老板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他总是懂得照顾到他人，总是会带着大家去分享什么，你总是发现他高也成低也就。他曾经说：“真正的贵族，我们这些人是造就不出来的，因为我们往上追溯，不出三代都是农民。”但是中国社会在快速进步和发展着，我们要追求高端的生活，我们周围已经出现高端的人群，这是中国走向进步开放的一种开明的生活状态，我们需要学习和追求。比如老板这次政协开会，我问他政协提案写的什么，他说提案已经发出去，一个提案是关于中国政府领导人在外事交往活动中的着装问题，第二个提案是关于中国领导人如何运用媒体进行新闻发布、新闻预警和新闻通告。就这两条。老板的这个意识来自他对中国现实的长久的思考，他有丰富的中国基层生活经历，在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他关注社会底层的生活形态，我们不论出多远的差，无论在哪儿，他都愿意在“鸡毛小店”吃饭，比如走到河北他就到小吃店吃焖饼。我说的他这个人很有趣，就是通过和他这个人交往，我们发现他非常坦然、非常敞开地让我们融入他的生活里，所以你跟他干事很有趣，这个老板不像老板，这是我的感觉，生活中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一个有趣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

记者：那么您眼里的工作中的“老板”呢？

王纪言：当然我们要谈凤凰，从工作角度来讲，他这个人有远见，我认为这是他作为凤凰老板、做凤凰领头人的一个核心价值，凤凰的发展壮大主要是他的远见卓识，这一点是不可替代的。像我们这样一些人在完全还没有凤凰这个实体确切模样的情况下，就能够受他的感召来跟他一起干，或者跟他一起来创业，不能不说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人品魅力，还有他的远见卓识使然。另外我对老板的一个感觉是他“不屈不挠”的奋斗状态。凤凰在发展、成长的每一步里面都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和近期的目标，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之间都有反差，都极不协调，都有一个我们的发展速度、我们的成长业绩与别人对我们的理解、对我们的呼应不太合拍，或者是不太搭调的这样一种状态，遇到困难时有一个精神状态，这个精神状态用朴素的话说是“不可为而为之”，在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上前行，作为老板他不屈不挠的精神就非常重要，因为他是最后一道防线，老板要说不做，老板要说退下来就兵败如山倒了，在疾风知劲草的时候，他就是一棵挺立的大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伊拉克战争白热化时，我们看见西方工作者还在巴格达工作，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那里，华人的观众们也期待着有中国记者的声音，我向老板报告要不要派人进去，闾丘已经在边界那儿等候指令了，我现在可以说，是他做决定之后我才发出指令让闾丘进去，因为进去意味着他要担负对重大决定所要承担的所有后果。凤凰十年不能说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惊涛骇浪，老板始终是目光炯炯的掌舵人。凤凰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重大行为的最后决策人一定是他，最后的主心骨一定是他，最后为大家做担保的，为大家下决心的一定是他。海若的故事是不屈不挠的典型例子。万里之外的伦敦，在一个外科医院的病房里，遭遇车祸的海若被外国医学专家宣布为不可救治，甚至是脑死亡，我们的作用是很有限的，那是在我们不熟悉的地方；二是事件很严峻；三是正在接管治疗海若的是英国医生。但老板的意志力是他的决心要把这件事情尽可能地向我们期待的方向、向我们所能创造的奇迹方向努力，我们最终做到了。

记者：凤凰员工来自五湖四海，您认为老板依靠什么样的理念管理他们？

王纪言：先从管理层说起，凤凰人事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十年凤凰的管理层一个人也没变动，而我身边其他做媒体的高层，不能说变化像走马灯，都变化很大，当然“人挪活”，不断地变化未必不好，但在凤凰，这种情况是极少的。凤凰高层之间也有争论，我们在讨论问题时是各抒己见，我跟老板、崔总之间，过去都来自同一个系统，思维及行为方式都比较接近，但还有别人呢，凤凰高层之中包括香港的高层主管，还有来自海外的高层主管，在这种架构之下老板的包容很重要，他作为班长让每个人在工作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责任点和价值点，使大家心情舒畅，从而让大家接受他的感召和他的思维，齐心协力做好每件事情。凤凰是在香港原来的卫视中文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始就有香港本地人和台湾人，我们在办欧洲台的时候，欧洲台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我们就接受一些旅居在欧洲的华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人加入凤凰，老板这个人是一个可以团结五湖四海弹出和声的人，凤凰能够成为今天全球华人圈有影响力的媒体，和老板极大的包容心和宽容力有很大关联。

记者：老板遇到犯了错误的员工，他批评人的时候很严厉吗？

王纪言：他批评人还是很严厉的，但是他不迁怒于人，这是两回事。动不动就换人，这不是一个成熟老板的工作方式。我们员工说老板有时“刀子嘴”，但从来都“菩萨心”。比如公司一个司机犯了很大的纪律错误被解聘，但是当另外有地方准备聘任这位司机的时候，别人来查，老板还是很有力度地帮助他找到了出路。这很难得，有人情味，所以我认为这是很宝贵的。当然我认为我上面说的这些事情，说到他的情况，老板这个人有人情味，他爱员工并以员工自得，他为什么是这样，我也不说他有民族的使命感和事业的责任感，原因之一是他对生活充满了喜爱和好奇心，所有新鲜的资讯、新鲜的动向，他都往往“春江水暖鸭先知”，并以先知为荣以大家分享为乐，而且他的好奇心是永不休止的，他用很多时间去研究新东西，充满了高度的好奇和精力。另外的原因是他对生活和身边的朋友充满了善意的关怀，热心为朋友办事，排忧解难，分享一下别人的愉快，或者是分析一下别人“倒霉”的事，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总之，老板对生活的高度热爱和对事业的执著源自他的人生理念，那就是“永远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这不是一句空话，他用这个理念和理想带领着和他同行的凤凰人一起奋力创造，才成就了今日凤凰的“不拘一格”和“不同凡响”。

 

 

准备节目改版或者准备做新栏目的制作人，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某栏目节目收视、社会影响、广告表现欠佳，为此其制作人希望通过改版或干脆上马新栏目在激烈竞争的电视市场上“翻身”；还有一类正好相反，某栏目各方面的反馈很好，于是可以用同一团队或者进一步扩张团队来经营一档新的栏目。
参与栏目/节目策划会的人员，其构成基本上是由制作人的媒介资源决定或进一步延展开来的。通俗地说，就是“媒体圈的朋友”以及“媒体圈朋友的朋友” ，所以“找人开会”是一件比较私人的事儿。并且，中国电视是个小圈子，甚至中国传媒圈子也并不大，制作人只要稍稍动员一下自己的媒介资源、发挥一下自己的媒介能量，总归是能够找到一些达人、智囊的，不过这里面的标准往往也不是量化的，而是取决于口碑、关系等软性要素。
策划会的经费，一般都是由牵头的制作人及其团队自己来出，或者要么向其所在的电视机构申请经费，要么通过前期的运作拉到广告——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想做大型节目、特别节目；但这也是一个灵活的问题，毕竟能够上新栏目或准备改版的节目制作人，要么是电视台里比较支持的、 要么是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的，总归是比较有能量的。
电视圈（或者哪怕是整个媒体圈）真的很小，而且其本身就是容易形成圈子的行业，这是因为：一、做电视的人，既然是从事一种社会性的“做媒”工作，为此要求且需要多交朋友；二、电视业者人员，相对来说其流动性较大，今天在央视，明天可能在凤凰；今天在北京，明天可能在香港；或者今天在湖南，明天可能就跳到上海——于是，一个职业性的人际网络就此交织了起来。
那么，在这样一个不大的圈子里，怎么样攒一个策划的“局”呢？习惯之中有深意，在此还是把这种习惯以某一种假设的流程推演出来：比如，某制作人想要做一档新的栏目，找到我。他/她为什么会想到我呢？可能是因为“此人是80后讲师，虽然之前了解不多，但估计想法挺新的”。而我被“点将”且有档期之后，该制作人很可能会让我再叫上我认为合适的朋友，那么我可能会推荐给他/她业内的一些朋友，也可能会推荐一些电视业外的、但对于未来栏目选题较为熟悉的专者、达人，比如在城市研究、军事、历史等不同领域的朋友——这也就是说，在一个策划会的“局”中，可能只有核心的两三个人是制作人自己寻觅到到的，此外 还有若干参会者可能是由这两三个人引荐来的。当然，有些经常参与且擅于出谋划策的达人，比如苗棣、石述思、刘春等，只要报上名号，会直接被邀请参会。
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被列入邀请参加策划会名单的人，是如何决定参与的呢？一、时间的考虑。电视圈的人，往往都很忙，档期较满，所以 合适的时间很重要；二、空间的考虑。这里面就有地域的接近性、便捷性问题。当然，此间的“大腕”，可以到处“打飞的”到各地去参与策划；三、金钱的考虑。这个因素虽然特别关键，但是也比较隐晦。不过，由于圈子不大，合作了几次就会很清楚某位制作人乃至各家电视机构是不是很抠门，于是如果之前的“记录”不好，那么，以后自然就可以寻各种理由婉转拒绝邀约——这里的三个因素放在一块，也导致了：对于某位制作人或每个电视机构而言，常常合作的，也就是那几位之前合作愉快、印象良好的策划人以及他们的朋友了。
策划新栏目或进行节目改版，最初的大致轮廓从何而来？ 个人以为，这里面是因人而异的，偶然性很大。比如，某位业者之前都是做晚会的， 于是，他很自然想再做一档新的晚会类节目；或者，某位业者之前是做访谈的，那么，他也就很自然就想新上一档脱口秀。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做访谈的，做着做着就绝望了，突然想大转型，去研发一档舞蹈类选秀也说不准。但无论怎样，一个基本的预设是“新节目，是好节目；同时，好节目，是新节目”： 第一句话的意思是，电视业者准备新上的栏目或改版后的节目，应该是比他之前做的要好的；第二句话的意思是，怎么样才算是好节目呢？应该在形态或内容上看起来是新的。
什么是好节目呢？在当下的电视竞争格局中，其实很现实，基本上约等于收视率好、广告表现好。从好节目中，制作人可以在名利方面有所收获。当然，好的策划不是好的节目的充要条件。甚至在很多情况下的节目成功是很偶然的，“无心插柳柳成荫”。 从这个意义上说，成功节目的制作人在事后对于该节目的成功所总结的经验，有时也会显得有些可疑；也就更别提某些研究者身处其外地对某些成功节目作出的分析与总结的真实性了。
在样片观摩以及策划会头脑风暴之后，制作人做出的新栏目或改版节目样片，如何获得“准生证”呢？这就需要制作人的节目推销了，此流程也是颇有理路的：跟电视机构的“领导”们（频道、台等各级）汇报，在汇报时也要看领导的风格，某些领导是做业务上来的，那么，最好从具体的电视操作实务方面汇报并讨教；而某些由行政口或其他文职出身的领导，那么，要多多从主题、立意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来解读。而跟广告赞助商这块谈合作，则主要要提到该品牌在栏目里出现几次、出现在哪里以及可能的收视人群与市场覆盖等等。

前几日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从电视系同事那里得知一个令人难过的消息：叶家铮先生于上个月去世了（1937-2009）。叶先生是我们系的老前辈，50年代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在新华社、中新社干了近20年的新闻编辑，然后到广院当了近30年的电视教员。他虽然并没有直接给我上过课，但是我作为他的小字辈同事，当年读书时还是读过他写的《电视传播理论研究》等书的。叶先生是一个很典型的南方人，清瘦、谦和，我刚开始工作时还去他家给他送过考卷之类的东西，记得在他家吃了一个橘子......

最近翻出书架上他的那本《电视传播理论研究》，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作为电视专业的教研人员，我有机会经常参加全国性的各类电视节目评奖活动，以及各级电视台主办的研讨、策划活动，使我时时感受到业中人士探索前进的脉搏，理解他们在电视理念方面的实践和追求”——我们作为他的后辈、作为正当年的“青椒”，无论是做研究、还是教学，其实都应该把这条“贴地飞行”的路子继续走好，既不被业界牵着走、也不被象牙塔所局限，从而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点，将一种风范进行到底。

 

今天我讲的内容是新闻学研究的东西，实际上是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的一部分，我把这块内容作了拓展。刚刚王老师向大家介绍我时，谈到我的一个学科背景就是社会学，我自己做的研究一直以来就跟社会学有一点关联，因为我想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新闻传播问题，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至少看的角度不同，这是我今天讲的内容。我今天讲的很多内容都不是我的个人研究成果，只是做一些简单的介绍，介绍这样一个研究的方向，它在国外的一些进展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方向可能在中国这样一个语境之下做一些什么反思，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我最近刚刚访问的一个杭州媒体的新闻从业者，他的日常生活形态，来看他一个新闻人在媒体能做些什么。

这是一个在我看来比较乖巧的新闻从业者。在中国这样语境之下生存的状况以及思维的方式，你会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我要谈的是一个权力之间的关系，你会发现新闻从业者他在思考一个报道的时候，思考一个选题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在做考量，比如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报道？我可不可以去写？我怎么去写？有很多力量在那里交锋，其实这只是一个微观权力的运作问题，那我今天不详细地谈权力的概念，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读福柯的东西，因为福柯的权力观念跟马克思不一样，马克思要强调的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是一种力量对另外一种力量的强制性压制，这确实是社会中存在的一种主要的权力形态。但在福柯看来权力的概念不止于些，它应该是各种博弈力量之间协商的一个过程，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有规训，也有反抗，这种相互作用的力量也可以称之为权力。在我看来，从这种意义上理解权力可能对我们更有启发性，更有意义，尤其是在我们对新闻生产过程观察中，从微型权力的角度进行考察是比较有穿透力的。

比如说这个新闻记者，他在考虑一个新闻报道时就会考虑政府允不允许这个东西做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一个报道如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根本发表不了，这个新闻写了也等于白写，现在还有很多的新闻从业者，比如说《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在这几年它们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去把新闻报道出来，像行话里的“出口转内销”——在中国内陆不行，我先把它拿到海外去发展出来。当年浙江温州的一条新闻，就是通过这种手段在国内被揭示出来的。可能也记得，当年北京大学的教授焦国标老师写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最后结果是他无家可归，但不管怎么样他觉得知识分子就应该说出去。然后就写了那一份东西，虽然他写那篇文字也有点过火，比如说里面写河南人没有什么好东西，其实他要骂的是河南中空部副部长吉XX，但是由河南人都不是什么好人由此来论证吉XX也不是好人。这是不合适的。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焦国标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权力说真话，这样的坚守和微型的反抗，是当下不得以的一种选择。

再回过头看我们分析的这个记者的日常生活景象，我们发现，这个作者考虑同政府之间，其他的同行之间，还要考虑自己所在的城市的所在媒体的定位问题和覆盖问题，还要考虑新闻价值，这个里面的新闻价值我们要去重点考量。到底是我们教科书上提供的那样几个标准还是他说认定的其他几个要素来考量，什么是新闻价值，还要考虑这个报道是否能过编辑，所以能看的出来一个记者在决定一个报道选题和怎么去报道时，要面对很多的力量，这些力量我们称之为权力博弈。

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谈一下我们这个几年，中国也好，世界也好，媒体发展很快，尤其是中国，一方面是要大量新鲜血液，另一方面来讲他又在紧缩。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的过程，但是不管怎么样，媒体的从业者越来越多，队伍在膨胀，像我们现在高校新闻专业的学生也是越来越多，就是有十几万人我都不知道这么多人到哪里去工作了，最后真正在媒体工作的人比例十分之低。我们高校至少像我就不同意我的学生在来读我的研究生，所以逼着他们去别的学科什么去。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新闻从业人员的队伍在膨胀，这支队伍的专业化素质怎么样都是我们需要追问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他们的身份怎么认同：新闻人到底是什么角色，怎样看待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只有认同自己的身份。你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

现在对媒体的批评越来越多，这种类型的批评确实有很多的影响，像“超级女声”，每个人都在骂，我也骂过，我骂的方式与别人不同而已，我就是写一篇文章说它培养了一溜子的中性人，像昨天有个教授说未来人是没有性别的。新闻从业者的价值怎么评价，他们如何面对政治的压力和商业的压力，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摆在我们这些新闻从业者面前，那我们中国的新闻专业化是怎么过来，西方又是怎么过来的？我们需要作一番知识社会学的追寻。

比如说客观性理念问题，以英国美国为代表，早期的都是一样的，那时候的新闻谈不上任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这个问题。1830年前，在美国从来没有这样一种理念，新闻媒体只要会讲故事就行，至于讲的故事有多少事实依据是没有人会去追究的。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媒体编造了美国一个非常知名的大学通过望远镜在月球上发现人的报道，连续报道了十几天，结果证实是假的，然后做了一个公共调查，结果是：有什么关系呢！真的，假的，只要好玩就行了，所以说连公众本身对媒体也没有那样期待，他们并不要求媒体所给的都是真实的。

在1830年之后，也就是本杰明在创造《太阳报》之后，“便士报”成熟之后，要求媒体提供更真实的信息，大概那个时候哲学上也有这样一种思念，我们这样一种时政哲学在美国变成一种主流，你说什么话，做什么样的评论都要求要讲证据。你说这个人是坏蛋，你就要拿出理由来，这种类型的思考对媒体也变成了一种期望，你所报道和评论的事实依据是什么，你讲的这些观点是不是客观的，都是这样一种理念。客观上理念实际上是20世纪末期才开始逐渐形成的，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开始有李普曼这样一些非常伟大的思想家开始思考新闻和娱乐之间的这样一些关系，来考虑新闻和娱乐之间的这样一些关系，来考虑新闻报道过程中原来存在那么多偏见，我们的报纸者本人原来是带有有色眼镜的，同时在新闻从业者中间也有人在反思比如说普利策，他是一个双面人格的人，一个方面玩低俗的、凶杀的，玩的比谁都起劲，另外一个方面他又觉得新闻再这样弄下去就玩完了，当他资本变得雄厚的时候就开始考虑道德问题，觉得这样弄下去是不行的，就告诫手下的员工，想到要办新闻教育，非常搞笑的是他拿着一大笔钱到美国高校要求办一个新闻系，但没有人要，跟现在完全不同，那时侯的美国高校对新闻的概念就是流言家以及不入流的文学家的代名词，所以没人愿意办这种专业。截止到现在为止，说实话美国许多有名的高校也还没有新闻专业的，比如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像英国很长时间内也只有专业硕士培养项目，而没有本科专业。

正是这样一个过程，慢慢形成一个客观性理念。中国也是一样，中国早期，像梁启超这些人和国民党之间非常有名的争论之中都没有客观性、真实性。在我党的新闻宣传理念中，客观性也不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比如说平型关大捷，到底死了多少人没有人知道，谁知道呢？从我小学开始就知道有很多日本人被我们打死了，我们以极小的代价获得胜利。所以我们在做这种类型现场报道时没有真实或客观的理念，毛泽东提到说，我们在做新闻报道、做宣传时一定要讲究事实，这种理念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说真正的客观理念，一种职业的理念我们并没有，因为长期以来政党竞争的这样一个过程，作为政党的一个过程，我们当然要维护，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一种集体荣誉感。读研究生一年级时有一个读历史系的同学说新闻乱七八糟，新闻专业就是培养造谣的人。我说历史有什么好的呢，也是造谣的，而且造得更深，而且还是古谣子，也不告诉你真相，与新闻一样。

但不管怎样，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为代表的新闻从业人打出了独立报业或是独立新闻人这样一种理念。但在中国的无论哪个领域都不能说“独立”这个词，但是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看到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把新闻踢出国家财政支持体制之后，媒体要自谋生路养活自己，这就是矛盾的一个过程。当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时就会谋求自己身份的独立，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比如说那些富豪有钱了要干嘛？就捐个政协委员当当，政协委员不过瘾，又会弄个人民代表干干，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此新闻从业人员也是一样的。

我自己将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分成四类，从某种意义上讲分成五类更合适。一种是像梁启超这样的为代表的，他们把自己当新闻事业用作传道，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目的是通过这样一种平台来传播自己的思想，毛泽东早期也是这种人，他们脑海中所呈现的就是“帝王之师”形象：我不做帝王，但我要做帝王的老师，我告诉你天下应该怎么治理。这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梦想。还有一种人是其他什么事也做不了，只适合从事政治，进入媒体就是一种重要的渠道。大家知道，媒体的老总往往会是宣传部的副部长，一旦当了部长他就是常委级的领导：它是一个比较快速通入官场的通道。比如说徐光春之类的，他是一个普通的报道员，慢慢地变成一个记者，副主任，变成总编，现在变成河南省委书记，这是成长过程。有一批人以仕为业，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想成为像梁启超那样的人，年纪大了之后，发现知识分子完全没用，还是自己亲自统领天下，当然他也都做到了。这是和浓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印记。还有一种人是把新闻作为赚钱的工具，这种人被称为是商业人，像杨澜、刘长乐之类的，当然更典型的是像默多克，新闻什么都不是，它只不过是众多生意中的一种方式而已，那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归到这一类，这些人有更多更大的梦想。很多人只是把新闻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大概这种人在我们当下中国之中占为更多数。

我不知道你们在座同学是怎么选择的，我在浙江大学时，曾经做过小规模的调查，发现同学的回答两大类是令人关注的：一种是我要做一个社会改革家，我要做一个棘手记者，还有一种是觉得新闻专业还不错啊，很热门，工资也还不错啊，所以我就到这里来了，这是两个最典型的回答。还有一种人回答因为我很会写作，我的写作水平不错，这个工作很适合我做。当然前两种是最典型的，现在可能占第二种的同学会更多，选第一种的同学大幅度地下降了。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把新闻作为一种事业，作为一种职业，作为一种专业性的事来做，他们是真正理解什么是新闻的人，这是我们所要谈到所谓新闻专业理念的这样一些人。如果我们要在身边找这样一些人，可能能找到一些，但是也不可能全部是这样。比如我自己在交往过程中比较欣赏的一些人，比如说像新闻调查团的一些人，尤其是像张洁、柴静这样一些人，或是像《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的几个人，这些人把新闻当作一种事业，真正理解新闻应该是为整个社会提供信息、交流思想的这样一个平台，把媒体当作一种社会工具的人，慢慢开始在成长。如果你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些论坛就要发现确实有人在做这种类型的事情，比如说报道艾滋村，报道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悲惨生活，甚至因为报道去坐牢的高新荣。像这些人，他们知道这么做有很不好的结果，比如揭露兰州股市黑幕的那位老兄，他知道这个报道必须冒极大的风险，他在做报道之前就要把自己的老婆孩子安顿好，离婚协议书都签好了，要做报道会得罪很多有钱有权的，义无返顾地去做了，结果做了８个月的时间内，单位不敢看他，让他干脆别到单位里来，变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当然报道出来造成了的影响，最后这个人好歹到一个国务院下的经济报去工作，然后又跑去采访一个艾滋村。艾滋村的很多事都是不能被报道出去的，很多的负面东西不能被报道，所以他说还是冒着很大的危险去的，所有的官员、武警很多人都防着他去透露信息，所以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农民的样子，抹着灰，脏兮兮的样子，头发也不理，把采访录音资料藏在鞋底，把它带出去一部分，兵分两路，然后让一个老农，那个老农愿意作出一些贡献，把那些东西藏在一个马拉的车子里，走出３公里以外的地方才逃出去了。用这样一种方式，想起来还蛮恐怖的，想不到中国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以前没有想到。这些人仍然愿意为揭露真实、挖掘真相而献出生命，像我刚才谈到的高新荣就是为揭露运城水窖的工程造假，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平反，被抓住坐了８年牢。对这个判刑，每一个媒体都说他是对的，政府从某种意义也默认他讲的是对的，但是由你讲出来就是不行的，所以很多时候明明知道我这个东西讲的不对，所以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知道自己不对希望自己默默去改，而不希望由别人指出来不对的。这个东西分析毛泽东和彭德怀就是这样。在反右开会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认识到自己的不对，准备在会上检讨，但彭德怀未能分清毛的心理，他自己先来骂毛泽东干这么多坏事。毛自然受不了了，要保护自己的面子，先把你灭了再说。虽然说历史是不可以推论的，但如果彭德怀不写那封信，那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不是他们两个的命运不同，整个中国人民的命运也不一样了。如果他让毛泽东自己去改，那历史就会有很多不同。

中国确实开始萌生了这样一群人，我称之为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人，他们来从事新闻工作。这里我谈到的新闻专业主义实际上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国际性的前沿研究课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有一个很大背景就是我们的传媒受到很大的商业化的冲击。在这样一个冲击之下，媒体的所拥的道德底在开始崩溃。中国另然一回事，因为中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用马克思讲的话就是“传统的已经构建的所有系统都崩溃了，而新的系统还没建立起”。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的思想很混乱，我们的人很焦虑，我们的整个操作没有一个完备的规则出现，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媒体因为在道德上出现的问题被很多人指责，我们媒体在社会上所应享有的声誉和地位也有所下降，比如说就像没有医学、法学、建筑学、商学那样的一个很高的社会评价，这个我自己做过一个调查――新闻从业者自己把自己看作是什么。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地位怎么样”。在工程师、护士、医生、警察之类，大概在我们列的12种身份地位中，新闻从业者自己认定大概是排在了第六位,觉得自己比不过医生,律师,工程师,甚至比不过护士。这个发现是很”有趣”的，但是他们认为自己的专业化程度或者是职业尊严程度不是很高,这个不止是中国的通病,西方也一样。美国学者觉得媒体的形象也不怎么地,以至美国的一个教育学家觉得现在的新闻教育也出问题了。现在的新闻教育老是教人该做什么，怎么处理公关，比如一个现在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新闻教授凯瑞，他就觉得新闻和传播应该严格的分开，传播是教人技艺的，,比如说怎么做广告、营销、怎么沟通更有效；而新闻不需要考虑这一些，新闻更大程度是和民主有关的，如果搞新闻传播专业考虑效果和赚钱问题，他就觉得新闻已经腐败了。

但不管怎样新闻和我们的新闻从业者在社会上受到批评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的国内的媒体曾经做的一个专题<病态媒体>,这个文章中的追问”媒体从业人员是否是无冕之王”我们的媒体到底是印钞机还是承担社会良知和公德的,媒体是不是一个企业,实际上这个问题讲清了我们媒体有所面临的很多困境,这个确实是我们媒体有很多的不规范的地方,比如是说争夺客户的问题,跟广告商的问题。

甚至是有一些我们没有听说过的,比如最近报道的中国新闻界奖评奖的丑闻,有一个媒体写了新闻报道评得了“好新闻”奖。但最后被揭露假的，就是专门为了评奖而去印了200份这样的报纸，还有一个温州非典时候的非常婚礼的一个照片，其实也纯粹是假的，在非典的时候，也没人敢办的婚礼，去评世界新闻大奖中初审通过了，结果被揭露了。

你看一只老虎弄得我们全中国人民发神经了，每个人都关注，我昨天就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中国的科学界不知道在干嘛，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很容易就鉴定出来了，为什么就弄不出来了，所以就写了一篇文章把我们科学界大骂了一顿。从这个时候起，我就变成了一个反科学主义者。你会发现一旦有认真的法律案件中间，关键的一些，比如说法医鉴定往往是各执一词，你不知道哪个讲的权威。比如说那个黄静教师的裸死案，３个不同的法案鉴定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知道信谁的。还有很多这种类型的鉴定，但有时候他们又好像特别的有效率，比如说杭州的茶叶水事件，这是我们杭州新闻人的创造，把茶叶水弄到及格医院去鉴定一下，最后查出里面发炎了，这份结果中国从医疗卫生局到以下所有的300个机构做了同样的试验，最后证实新闻记者完全是假的，所以就用这个来骂新闻记者。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群体利益得到高度的统一，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医院机构做出来的鉴定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觉得看来我们的人文科学者另外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拖住那些科学家的后腿，让他们速度慢一点，这样我们可能活得更长些。最近看到说已经人工合成精子了，然后过几天可能又人工合成卵子了，再过几天我们又创造高度智慧的机器人了，你说我们以后会在哪？可能偶尔机器人高兴他会造两个人来玩玩，像我们这些人都没了，就是机器人统治天下了，我可能讲话有点偏激，但有时候就是要用偏激的语言来反击，我承认自己讲得是很偏激，不够客观，因为我也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这是一种策略。

那在这样背景之下，我们就有很多问题摆出来了，但批评媒体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媒体为什么会这样？根源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弄清楚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没有弄清楚，我们这样一种批评又有多大意义，每一个人都在骂媒体，当然也包括我自己也在骂。我有很多学生在新闻媒体工作，有一天接到一个学生的电话说：“吴老师，你以前教导我们事实要交代得很完整，可是编辑不同意啊，他说只要发一个观点就可以了，那我怎么办啊？”其实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毕竟我在媒体也工作这么久。

再一个，我们从研究的角度讲，我们现在的新闻学研究和传播学研究，很多是应该怎么样，已经怎么样或是应该怎么样，这种类型的研究，比如说新闻是什么，媒体的功能是什么，什么是新闻价值，什么是党性原则，什么是客观性等之类的研究，这种研究当然也是有价值的，但是我说从概念的推论到哲学的反思对我们去考虑一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帮助，所以从这一点我可能受马克思影响，关键的问题还是解决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另外一种思考的方向，另外一种思考新闻传播问题，那我们怎么思考？这我们借用一个背景，借用布尔迪厄的一个观点，把新闻作为众多社会场域中的一种。他是一个有名的社会学家，其实又不止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写了很多东西，很多概念，每一个概念都不清楚，这可能是这个思想家非常有穿透力的地方，有很多概念他连自己也弄不清楚是什么，但是他提出的想法非常有启发性。其实作为学者也好，老师也好，有时候不能有太完美的东西，让别人一看就觉得太完美，没什么事好做，应该让别人有发挥的余地才是一个很好的理论，即有延展性。布尔迪厄讲社会学的目的在于揭示构成的社会空间的不同的社会人民生活的这样一个结构，我们社会上有很多这样一种空间，有很多不同的场域，这些空间和场域都是由我们人来构成的，但是人是怎么来构建的？它们之间是怎么结合在一起？它们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是我们社会学所要做的事。马克思讲“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话讲的非常有道理，是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在每个场域里，都存在这样一种社会的结构，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里，它往往有一些自己的小空间和小世界来构成的，这种小空间和小世界都有自己的运作规则，如果我要理解这种类型的社会，我就要理解这种小空间和小的场域，再理解它们基本的运作规律，我才能真正了解这样一个社会的整体状况，这些场域包括经济场、法律场、宗教场、意识场，当然还有新闻场。

那么场域到底是什么？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个，场域实际上是一个关系系统，一个关系网络。又这样一些不同要素组成的占有者、行动者，或是体制上这样一些联系之间所建立的关系。

第二个，是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其实不是一个实有的物，是一个想像的空间，它好像离不开物，又不纯粹是那个物，比如说媒体，你说它是一个社会空间吗？好象是，有好象不是，而是这样一种自主的社会空间。在这些空间里面，我们的关系才可能看得很清楚。每一个人在这个空间里都有自己相对应的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他承担自己的一些义务和角色。

第三，要强调的是场域是一个充满斗争的空间。这个空间不是很常见的空间。就象我在一开始在给大家提供的哪个记者的日记一样，在那里面做的很多事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争斗的过程，要考虑写的东西政府`编辑是否同意发表，要考虑是否符合当地受众的需求，还要考虑同行在写什么。所以它是一个相对在争斗的过程。这种空间，布尔迪厄用了“GAME”这个词，是可以当成游戏。你如果不按照游戏规则出牌那你这个人也就不太好玩。

第四个强调的场域的边界是经验性的。场域的关联也是复杂的。比喻说我要划分一个经济场。你说经济场的世界在哪里？是讲不清的。比如讲到浙江大学在哪里，它好象是地理空间，又好象是社会空间，又好象是一个符号空间。我们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又比如说浙江大学新校区四边上有一条河，河的那边也就不是我们学校。但河的水面那点地方能分的清吗？这种经济场也是分不清的。比如我在美国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写温家宝同志，说他看起来是一个很清廉的同志，其实不是。当然这是谣言。写这个东西好象是政治领域的东西，又好象是经济领域的东西，所以分不清。

但不管怎么说按照布尔迪厄这样的一个观点。社会总是围绕着经济，文化，权利之间的一个对立的结构。但总体上来说文化的权利微弱一点。他的影响力看起来很大，实际上并不那么大。每一个社会领域都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这样一些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的新闻产生过程也是一样的。就象布尔迪厄在他的《关于电视》中贬低电视，觉得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东西通过电视之后就变得没有思想。他讲了很多理由，觉得在那样一个时间之间设法把一个很深奥很深刻的理论理解清楚。但当他年纪大了以后，他的思想有开始有变化，他觉得学者应该更多进入电视。电视是一种很好的场域，让这样一种深奥的思想来传播给公众一种非常好的通道。一个思想人的思想想要改造世界必须先武装大众。所以他从一开始的反对电视，到后来他自己一天到晚在电视中露面来传递自己的思想。不能说电视没效应，电视的效应太大了。

比如说像易中天、于丹，陈述的一些看法观点就变成一种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这是电视和知识分子共鸣的结果。所以在中国的新闻场域受了很多力量的影响。比如说政治`经济。政治的当然毫无疑问，你们随便到记者的案头上就会发现“近期不能报道的25个主题”。美国人都有宣传手册。而现在我们的管制手段则更为先进，开始发短信了。“XX，今天发生的事不能报道。”像我自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宣传部的管理者会很客气地跟我说：“吴老师，您那个网上有一篇什么文章不适合刊登，把它删除。”其实是有人让我转贴的《共产党的子女都在做什么》。我自己也不想要删除。更多的是一种口头的指定。比如说我们浙江大学的负面新闻，往往一个电话全灭了。大家都可能听说过和我们浙江大学带研究生要付钱的事，我们历史系的一个教授公开写了这样一封信：“请你们以后不要考我们浙江大学的文科博士，至少不要考我这个历史系的博士，因为我没钱，我付不出钱给你们。”因为现在老师带学生要补给他几百或几千。我真的很奇怪，我们带学生不但没好处，还要出钱给他。但是按理工科的思路是很正常的。他带的一个学生其实就是一个打工仔，他们是给这些理工科教授创造利润和论文的人，但文科不一样。谁帮谁也还搞不清楚呢？那理工科老师能接受，对文科来讲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校长，副校长都是理工科来势，他说很不理解这个问题：“如果你们还要给学生打工，那你们带学生干嘛？我们不就是靠学生来写的吗？”许多理工教授们的文章主要是博士生帮他们写的，这样做，对大学、对导师都是有价值的，他的价值在哪里？他可以申请课题然后拿钱。钱拿来了，学生干嘛呢？每年也有10万收入。这一情况如果不及时更正，我看迟早会出事的。

像前不久上海交通大学闹了一个很大的新闻。九个博士生将导师开除了。他们给他干活，给他们的工资却都很低。这是理科和文科的不同。其实就是这样。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决定大学的生产过程，新闻的生产过程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富士康事件。当时我是希望这个事件打出来，打成一个震惊中外，名垂青史的案子。从此中国也可以保护新闻自由了。当然只是我做梦而已。结果变成了《第一财经》和富士康之间的一个协议，双方都OK。你这个媒体向来都是为公众服务的，你很有道德，我们这个富士康认为你做得非常有道德，然后《第一财经》认为这个富士康从来都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企业，它做了很多社会财富。从此就和好了。我看了这个东西就恶心了半天。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经济主导着新闻场的游戏规则。

从某种意义上讲，富士康是一个赢家。为什么呢？它成功吸引了全部媒体的视线。这也是它要弄一个3000万官司的原因。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媒体去关注它这个公司是否有剥削员工这回事了。每个人都会关注它这个3000万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个官司怎么打。比如说举个例子，吴老师今天干了什么坏事。抢劫了，杀人了，然后一个媒体说吴老师50刀砍死一个人。然后我说，不对，你这个报道不真实，我要控诉你1000万。其实这个人确实是吴老师砍死的，可能只花了30刀，而没有用50刀。但所有媒体都在那里报道说1000万的官司太厉害了，至于这个人是不是吴老师砍死的，没有人再会去关注了。这是一个成功的危机公关案例。所以学广告的同学好好记一下。所以以后你到企业去干受到这种事情就这样去干，然后所有的负面东西别人就看不见了，这就是一个经济利益的过程。新闻在这场战役中失败了。

除了经济，还会与其他一些社会权力力量之间的冲突。比如说茶叶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为什么在这种事件中中国新闻媒体是注定要失败的呢？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可以应对。每一个人都知道医护领域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不透明的。谁能想清楚他哪个东西是不对的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妇保医院的。他就告诉我妇女在生产的那个手术中间，手术风险的是很高的。但是他们从来都不认为这个东西是手术导致的。按理来讲是一个医疗事故。官司当然会很久，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失败。最多也就赔点钱，因为找不出证据来。我关注的就是医疗这样一个领域和新闻场域之间权力争取的过程。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事件之所以闹的这么大，我当时站在新闻媒体这个角度看，我跟浙江省委宣传部一个副部长说，你们在茶叶水这个事上弄的太过敏感。因为最后把那些记者，副主任全都撤职，换岗位了。在中国，不是我们记者把一些医护关系给搞糟了，而是他们本身有问题。然后弄到媒体头上去。

那么新闻生产的社会学分析，我们讲了这样一些背景，介绍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的基础。那么新闻的生产过程，我们简单介绍国外的一些研究情况。就是新闻传播是一个很大的领域。但是有一些记者把这些放在一个新闻生产的过程。在这个领域里面，已经决定了这个新闻媒体是怎么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一个很关键的领域，有很多的学者开始于这种领域。新闻的生产过程不是少数那几个人在决定它的生死。这和早期怀特所做的研究是不一样的。大家知道，怀特跟踪了一个电台编辑一周。在一周的时间内来看他是怎么选用新闻的，和他不选用的原因是什么。在那一周中，决定了2000多篇文章。比如说那个编辑看完以后说“狗屁”，理由就是“狗屁”。然后他就记录下来。然后还有一篇文章是因为没有新闻价值，又写了下来。全部由原话记录下来。然后他去仔细追问一下它的学理在什么地方。比如说你这个文章狗屁，这个狗屁到底是怎样一个概念。你总要有些依据。最后发现编辑选择稿件是站在一个个体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有的时候又会发现所有媒体编辑认为比如“911”是最重要的，都先做它做头版头条。

所以看来要站在更宽更广的范围来考虑一个编辑的选择过程慢慢地发展成了我们所说的媒体生产社会学这样一个研究方向。集体的意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灌输在我们的中枢神经中。比如说我前面，说到那个记者有一句话：“如果我发表这个新闻，可能会被境外的敌对媒体所使用。”这个概念其实很有意思，他已经在脑子里建构了敌对的印象。这是一种冷战模式下的思维。按理来讲媒体去使用你那个新闻有什么不好呢？怕的是被敌对媒体所使用。所以说已经把媒体分为我的媒体，朋友的媒体，敌对的媒体了。这个敌对的媒体指的更多的当然是美国的媒体了。在中国来讲，最大的敌人就是美国。像现在最有名社会影响很大的学者吉登斯的一些观点，他也强调这一点。集体意识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它更多的是影响的是你的实践，你的行为，你的心智结构。

下面讲讲他的几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媒介生产社会性的研究有参考意义的社会学理论。

第一个就是符号互动论。这个概念实际要强调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所做出的那个选择都是基于其他人的行为来做出判断的。米德讲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小鸡”。那些小鸡的成长过程中它怎么知道这个东西能吃，这个不能吃。实际上是它的母亲在教它，在带它。如果把小鸡放在一个镜子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人也一样。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小时候站在那个镜子面前的时候，也不清楚里面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反正我是有的。我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很好奇，其实鸡也一样。所以人的成长过程跟那个小鸡是一样的。他站在别人的反应中来行动自我的。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你的自我评价不完全是你自己所作出的结论，是借着同学判断的一个结果。你会在同学的批评或是表扬之中然后知道原来自己是这样的。完全靠自己的心理建构是不可能的，慢慢地会按照别人想象的样子，他们所评价的那个样子，变成你自己的评价。如果不是这样，就像少数像马加爵那样的人，同学说他不对，他自己认为很对。结果他就受不了了。这种人就是社会的极少数，大多的人会认同别人的评价，慢慢就变成了一种自我的评价，这是符号互动的过程。这样一个交往过程。那么我们的媒体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就是建构社会这样一种静像，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里面交流或交往，然后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关系，但是媒体能够做到这些吗？

媒体真的是一个客观的镜像的呈现吗？从理论上上来讲不是，那他到底是什么呢？另外一个理论的派别认为所谓的真理是建构的，真相是被建构的，真相只是被建构着的东西，听起来好像还是挺对的。我就记得有为学者曾经说过，所谓的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在某一个场景之内，外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之内，大多数人认为是对的，那个东西就叫真理。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么多人，指定这种颜色是白色，然后我们认为这种颜色就是白色，就像我开玩笑，只要你能够认同，把这个符号的关系，如果符合的能指和所指是任意建构的，我们都说送玫瑰是代表着爱情，只要我们都认同这样一个规则，它就是代表爱情的，但如果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认为玫瑰以后不代表着爱情，而是代表着分手，可以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如果我们在座的有两个是恋爱关系，一个人送另一个人玫瑰你也知道我们是表示我们分手了，所以说规则是什么，他是被建构的，有时候真相也是被建构的，其实你说我们这个大千世界，现在我们脑海中建构的形象，比如说对美国的现象，对伊拉克的想像，我们大部分人没有去过伊拉克，如果要你们想像伊拉克到底是什么样子，你得出来的可能就是道路两旁灰蒙蒙的、破旧的房子，偶尔有一个燃烧的坦克，可能有一个母亲抱着尸体在哭泣，这就是一个伊拉克的形象，这种形象是怎么来的？是通过少有的电视镜头告诉我们的。

但电视和新闻报道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骗我们的，大家都知道一个很经典的报道，一个体育比赛，来看的人很少，但集中在一块儿下面坐了200个人，电视镜头就拍这200个人，有人鼓掌欢呼，几万人的场地竟然只有200多人，但镜头给人的感觉就是：哇！这是一个很热闹的比赛。如果把镜头换到另外一个地方，一个人，拍着那个地方，很没有表情的看比赛，你又是什么感觉？你说这不真实吗？都是真实的，所以说事实是什么？是可以看我们媒体选择去建构的，议题有时可以通过媒体来设置的。

有学者会认为新闻是知识的一种，知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我们所说的表象或者认知的这样一种知识，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另一种就是一个更深的推论，理解和分析的这样一种知识，这两种都是知识。从这种意义上讲，新闻其实就是一种知识。告诉你今天上午气温是多少度，这也是一种知识，记住这种知识来告诉你穿多少衣服的典范，如果告诉你我们周边的房子到底要不要倒架或接架这种很深度的分析，它也是一种知识，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我认为新闻是一种知识这说法还是对的。那知识是什么呢？知识并不是人们所发现的客观的存在，也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通过和他人人交流获得的，就是和别人交流中获得的这样一种东西。它不见得就是一种纯粹被发现的一种客观存在，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说法。比如说另外一个学者讲到报纸上所刊登的远远不是对新闻事件的一个真实反映，它们实际上是在建构一个有关于这个事件真相的一个符号化的定义，新闻已经完全不能等同于这样一个事实，它是被符号化了的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是可以打引号的。大量的证据表明，当新闻记者进行的选择和报道新闻的日常工作时候，他们所扮演的就是建构我们世界认知的关键局势，这里可能隐含着建构并且组织我们认知世界的能力的这样一种功能。从新闻的组织建构过程，来看看新闻是怎么回事情，所以有些学者认为，一方面我们可以把新闻做成生产的一个现实，另外方面也可以看出某种社会制造的产品，就和其他的产品制造一样的，新闻其实也是一个生产车间，所以新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的产物，它不是一个人自己的想象在那里建构出来的，它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产物，是由很多的合力所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新闻的内容反映了并且孕育了新闻的这样一个社会的现实，其实新闻也是一个组织性的产物，新闻是有专门收集、整理、传播的这样一些人来制造出来的，所以说新闻是一种社会化的生产物。

那对新闻生产的过程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有学者认为至少有三种角度：第一种是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就是把这样一个生产过程放到一个更宏大的地方，去跟国家的经济结构的做法联系起来，跟我们的经济基础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新闻生产过程。第二种是来自社会学，主要是对我们的社会组织、行为、职业以及意识形态的建构来进行研究。第三种是文化研究，强调一个广泛的文化传统和符号生产过程分析，不考虑经济的问题，也不考虑行业的一些惯例。这三种角度都认识到新闻是一种文化形式，是一种结构了的，有公众意义的一种形式。简单介绍几个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个是社会学家塔其曼，用了10年左右时间来跟踪很多不同的媒体，来亲自观察和深度访谈，得出的一本著作《制作新闻》，这是一本有标杆意义的研究著作。她所强调是新闻业是一种富有意识形态的架构（框架），透过新闻产生的时间时空分布以及记者的专业精神构成的新闻网。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说左右新闻其实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政治、经济和我的专业精神。其实现在有加了一个力量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她非常有意思的分析就是提出了“新闻网”这样一个概念，分析了新闻网，分析了新闻类型，分析了事实的网络。她的新闻类型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我们要强调经济新闻、法制新闻、医疗新闻，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分类？其实这就是新闻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的产物，这样很方便。比如说很多都是政府机构、一些部门很容易出新闻的地方，比如说警察机构，比如说议会，专门有很多人去采访报道。

第二个非常有名的学者叫甘斯，观察美国一些主流媒体选择新闻报道时所隐含的价值理念或意识形态。他用了８个关键词，比如说民族优越感、民主、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小镇田园主义、个人主义、中庸主义、社会秩序以及领导素质。这些观念主导了美国新闻选择过程。你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都是隐藏观念的，他认为记者保持客观从某种意义上是作不到的。

第三个学者是费诗曼，他选择的是一些地方性的媒体，在这些媒体中来调研，来采访，研究新闻从业者消息来源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个是吉特林，可以说是新闻传播的顶尖级学者之一，他观察了在新左派运动中媒体的报道和学生运动之间怎样的一个互动过程。

华人学者中，潘忠党教授做得很出色，他做过大量相关的研究，比如他通过田野观察，分析出指导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念理念之一是“成名的想像”，应该说是有启发性的。在他的影响下，复旦大学的陆晔教授和我本人，都在进行这一方面的进行了一些研究尝试。还有复旦的张志安博士、洪兵博士分别观察和分析过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他们的成果——博士论文——都是值得关注的。

在中国，怎么来考虑这种问题，我最后简单说一下。是不是刚才我认同的这我样几种不同类型？我们需要做长时间的深度观察，也需要做一些量化分析。比如说，你到一个编辑部，看看不同的编辑部，我指空间结构，什么人坐什么位置，都是讲究的，在中国来讲他体现他的权力地位，很有意思。每个新闻的生产过程都是和人有关的，你站在那个人的场景之下去观察去分析，可能容易找到答案。场域里面有惯习，但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利益。你只有进入这样一个场域才能了解这种场域。所以你要做这样的研究时，你不能是一个他者，你要变成你自己是这个场域里的人，你才能知道新闻是这么产生的，用行话讲，你要变成那个新闻从业者，由他们的思维去思维，由他们的想法去思考，你才能知道原来新闻是这么制造出来的，这就是我做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吴飞附言：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一篇我的去年在浙江工业大学的一场演讲的内容，没有想到有学生将我演讲的东西记录下来并弄成了文本性的东西。我看了一下，虽然有不少错误的地方(许多地方是因为我的普通话不好，同学们没有办法搞清楚所至),但他们整理出来的文本总体是清晰的。现将同学们的记录的文字转录于此（转贴时仅对少数明显的错误作了修正），也算是一个纪念吧。愿借此机会感谢整理我演讲内容的郁利聪、李莹两位同学,谢谢!

精读 深描 经验  参与

 

      http://www.cuhk.edu.hk/ics/21c/

　　如果我們把新聞生產視為一種社會過程，那麼，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路徑，就是分析新聞生產過程當中的權力實踐，這種權力實踐主要通過信息傳播的所有參與者和新聞機構組織內部實現1。基於此，本文將關注的重點放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生產領域的制約／影響因素及其相互關係。與以往常規的研究不同，本文並不主要進行制度分析，相反，研究重點在於通過深入細緻地描述媒體的新聞生產實踐過程，來考察其中種種權力關係的非正式和動態的特徵。

　　從理論上說，這個關乎媒介控制的權力實踐問題是十分寬泛的。塔克曼（Gaye Tuchman）認為新聞生產依賴於將新聞專業理念內化為編輯部內部日常運作的常規行為，而外部的媒介控制力量則往往來自政府、大企業等相關組織2。也有相當一些學者研究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的權力關係3，或者媒介的意識形態控制4。

　　那麼，在如此豐富的已有研究基礎上，本文為甚麼要研究與中國社會轉型相關聯的新聞生產過程中的權力實踐？90年代末英國相關的媒介與文化學者曾著力描述社會轉型中媒介的制約力量，認為政治家、商人、媒介組織的所有者和他們的僱員均在新聞生產過程中起到不同程度的制約／影響作用5。由於這類研究大多更接近媒介與社會的制度分析，因此新聞生產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即權力實踐本身，卻往往不經意地被忽略掉了。對於中國現階段的新聞生產環境而言，由於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媒介正處在巨大的變動過程當中，媒介的雙重性質和功能導致新聞生產中宣傳導向與市場效益之間的矛盾突出，新聞價值標準模糊不清，編輯部的運作規則缺少制度化保障，新聞從業者個體與新聞媒介組織的身份認同渙散6。以上種種因素造就了當前中國新聞生產過程中，宣傳政策、媒介組織運作邏輯、消息來源及其他社會力量與新聞從業者自身的權力博弈。我們在這裏面對的是一個開放的問題，即考量這些權力實踐和權力關係究竟是一般意義上的轉型社會的臨時特徵，還是中國社會的固有特徵？

　　本文採取的是社會學家稱為「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7。選擇這樣的研究策略的理由之一，是中國新聞業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高度不確定性以及其中非正式因素的作用，即被有關學者概括為「臨場發揮」的特徵8。只有將研究的著眼點放在微觀的動態的實踐行為（而非宏觀的結構）之上──正是這些流動的「微小實踐」9構成社會生活的基礎和重大歷史場景的社會過程，我們才能超越因果關係的傳統視野，理解和解釋新聞實踐活動中具有不確定性的權力關係的「深層遊戲」（deep play）邏輯，並將「支配的微觀結構加以理論化」10。

　　本文從宣傳管理、媒介組織、消息來源三個方面來分析新聞生產過程中的權力實踐，從中透視這些權力實踐形態與社會轉型特徵和中國社會形態的關係。與西方新聞業不同，包括新聞生產在內的中國媒體改革的一切微觀實踐過程，都是在宣傳管理的控制機制之下展開的，因此，這個領域的權力實踐行為，構成了我們研究的第一個層次；由於媒介組織是新聞生產的具體實踐單元，而其中最能夠體現媒介組織內部權力關係的場域，就是通過「新聞判斷」來建構作為新聞業共同標準的專業邏輯，於是我們把這個場域作為研究的第二個層次；第三個層次是關涉新聞生產實踐過程中資源與利益分配的媒介組織與消息來源的關係；這三個層次體現出新聞生產過程中權力實踐的動態的微妙情景。

　　文中使用的所有資料，均來自2000－2001年作者、合作研究者和研究助理在京滬粵等地不同媒介的參與觀察，包括田野日記和深度訪談記錄11。與「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相一致，這些田野調查資料把研究對象轉化為動態敘事的故事文本，並構成對當前中國新聞生產實踐與社會轉型關係的厚重描述。

 

　　儘管不同的研究取向都有可能在各自的理論架構下使用「權力」、「控制」或「影響力」這樣的概念，但是，在我們的分析框架裏，只有將權力視為一種具有較高同一性的概念，才有可能在涵蓋不同層面社會影響因素的同時，指涉當今中國社會轉型的動態特徵──歸根結柢，通過新聞生產的實踐活動，考察權力是如何被接受、軟化或抵制的。因此我們沿用科利佐娃（Olessia Koltsova）對當代俄國的新聞實踐進行研究時採用的分析框架12：1、權力是實踐活動本身，其特徵在於「行使」（exercised）多過「控制」（possessed）；2、權力不單意味著單一的壓制，而且是可以生產的13。

　　以此為起點，我們把作為實踐活動本身的權力視作新聞活動的生產和約束機制。在這裏，新聞產品的生產過程被簡約為一個互動系統，其中某些資源足以改變整個新聞生產實踐活動的情狀和走勢。

　　宣傳管理在中國新聞生產實踐活動中，就是這個互動系統中權力行使和運用的重要場域。宣傳管理中的權力是通過新聞生產的主體的實踐而得以表達、實現的。

　　美國社會學家布里德（Warren Breed）在關於編輯部內部的社會控制機制的研究中，揭示了新聞生產的權力行使方式14。其中很重要的是，來自業務上司的權力行使過程，使得具有專業規範特性的社會控制得以實現。而在中國現有的新聞體制下，行政命令往往代替了以新聞專業主義為基礎的社會控制機制15。一個實例是新聞審稿。儘管實際操作中審稿通常由編輯部的新聞主管進行，但最終如何定奪一篇報導能否刊載或播發的所謂終審權，則視題材而定。在某中央級媒體，遇有重大題材，往往部門主任審完了，還要主管新聞的副總編和總編審，有時候，「還得中宣部、公安部、高檢、高法等部門合審，有些特殊題材，涉及特殊人物，甚至可能驚動副總理、總理、政治局常委」16。

　　由此可見，作為媒介的直接管理者，來自宣傳部門和其他行政管理部門的權力，構築了邊界明確清晰的新聞生產的有形控制空間。除了針對具體事件的「宣傳通知」、相關的審稿制度和由宣傳管理部門直接下達宣傳任務等外，還包括各種並不一定見諸文本但在新聞機構內部盡人皆知的邊界，比如，對批評報導的行政級別的限制，對新聞媒介異地監督的限制，等等。面對這個有邊界的控制空間，一般的媒介會盡量採取退讓的辦法。筆者曾對某城市新聞界十多名中層幹部和資深記者進行訪談，他們對於這類新聞生產中有形的權力控制空間，都持大致相近的看法，即盡可能以退讓的姿態應對：「不管你是想實現自己的專業追求，還是想掙錢，學會避開宣傳政策的雷區，都是必須掌握的基本功」17。一位媒介學者認為這種退讓的態度與新聞機構的人事制度有關，因為所有新聞媒介的領導幹部都是由上級宣傳管理部門任免，因此在新聞生產過程中，無論是專業訴求還是市場訴求，一旦遭遇宣傳制約的瓶頸，媒介主管「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烏紗帽」，退讓自然就是唯一的選擇18。

　　值得關注的是，在新聞生產的權力行使過程中，媒介組織常常會感受到一種無形的控制空間。這一無形的控制是由宣傳制約當中的意識形態、行政命令、社會關係和人情等複雜因素交織而成。調控這個無形空間的是社會學家稱之為「非正式」的制度，它與表達在法律、規章、宣傳紀律中的「正式」制度有相互補充、相互抵觸的依存和張力關係19。在某個以輿論監督著稱的新聞部門，一位實習生問部門某主任，為甚麼對××地方的批評很少涉及，主任回答這個地方「一是×書記的家鄉，二是本媒體×領導的家鄉，自然反映得少一點」；實習生再問，難道會有這樣的規定嗎？主任笑答：「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20。一位記者抱怨，「問題是沒有哪個記者能記住這麼多無形的條條框框。」他說他一年中，有過兩次因為批評報導惹惱主管領導而導致總編、副總編、部門編輯和他本人都要寫檢討的情況。他說：「這種事兒讓我更加聰明、膽小和本份。如果再犯錯誤，那一定是我沒想到，而不是別的。」21

　　但這並不意味著宣傳管理一路暢通，或者媒介在宣傳管理的控制空間內一味退讓。「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向是當今中國社會各個領域規避、軟化和抵禦上級政令的有效方式，媒介行業也不例外。由於媒介自身經濟訴求在市場競爭中顯得越來越強烈，而太多來自宣傳部門的要求，無疑會大大制約媒介的市場能力，因此，一些媒介就會採取相應的變通辦法。在一個黨委機關報內部，有人總結「在一個集團裏把不同報紙分割，母報對上，子報對下；在一張報紙上把版面分割，一部分版面對上，另一部分版面對下」，以此來做到所謂的「兩老滿意」22。

　　這一類的變通方式，是十分有效的規避手段，既不冒任何抗拒宣傳管理的風險，完成自上而下的宣傳任務，又最大限度地保護了媒介自身的利益，儘管所謂的利益包括專業訴求和市場訴求兩個不同的、有時甚至是相互抵觸的層面。

　　規避對無形空間的宣傳制約有效，並不意味著媒介在面對有清晰邊界的宣傳控制的有形空間時就完全無所作為。事實上，打「擦邊球」的情況在各個媒介內部都時有發生。某媒介的一位宣傳主管在訪談中告訴我們，在接到主管部門的各種「通知」時，寧願自己在審稿時嚴格把關，也不願意層層傳達，因為「怕太多限制了編輯記者的採寫新聞的主觀能動性」23。

　　必須注意到，有時候主動與宣傳需要掛，也是拓展業務能力和尋求市場賣點的有效途徑。一位多產的報社資深記者告訴我們，他的訣竅是要懂得在版面十分緊張、內部競爭很激烈的情況下，充分利用各種宣傳需要發稿，「要靈活地利用這節那日寫自己想寫的東西」，比如，在六一兒童節時寫一組關於兒童玩具市場的問題報導，「有時候，應景文章做得好，事半功倍」24。

 

     二　媒介組織：「新聞判斷」作為權力實踐中心

　　在新聞機構內部，新聞生產的過程具體表現為記者編輯和各種資源的權力互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新聞判斷」是權力互動的目標和結果。事實上，「新聞判斷」即是從業者對於新聞信息是否值得報導的評估，其核心在於「共識」25。「共識」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源自包括新聞專業訓練以及在新聞從業實踐中的專業控制在內的職業社會化過程。在布里德的研究當中，編輯部內的權力關係，體現在新聞生產過程中，資深、地位高的編輯會在業務指導、指示中，將組織的價值取向傳遞給每一個新手，而每個新手又都有專業的和物質的動因而遵從組織內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定、規範和標準。布里德所揭示的實際是一個體制內權力運作的常態26，這種常態是形成「共識」的重要前提。

　　那麼，在中國現階段，編輯部的內部權力運作，卻遠遠不是布里德所描述的「常態」，更多的時候，權力互動是以非制度化的方式體現出來。造成這種局面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是，新聞改革質疑甚至打破了一些原有的成規，但新的遊戲規則卻仍在建構之中。在這種新舊共處的情況下，在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探索中，「共識」不具有靜態的實在，而是滲透在實踐的運動過程之中。以下一個實例可以充分說明「新聞判斷」是如何通過權力互動在編輯部內部形成「共識」，以及在不同的情景下又是如何飄忽不定。在某電視台新聞欄目內部，每天播出前一小時，部主任、幾位製片人和當班編輯審片，會在一起討論片子，其他編輯有空也會在旁邊聽，多聽幾次，大體可以揣摩出一些道道。但是，當不同製片人的「新聞判斷」無法達成共識，編輯們就無所適從。一個製片人當班時，要聞特別多，「除了政治局常委的事一樣不少以外，他還喜歡把他認為特別重要的時政內容加進去」。另一個製片人則不然，總爭取把要聞做得越簡潔越好。他認為「要聞不是重要的新聞，而是要人的新聞，因為不值得多報但又不能不報，所以用三言兩語來處理」27。

　　這種情形也存在於其他新聞機構之內。更重要的是，「新聞判斷」的基礎是由行業內部共同的專業經驗日復一日培養出來的新聞價值共識，而它的背後，則是一整套影響媒介秩序新聞價值觀與新聞社會功能的外在因素。其中宣傳控制、專業控制和以市場訴求為目標的商業控制之間的權力關係，以及在媒介組織內部的權力實踐中的矛盾，也越來越凸顯出來。一位曾在海外主流媒介工作的省級電台新聞部主任認為，新聞判斷的標準首先是受眾關心的程度，他覺得他工作中最重要的兩件事是「了解我的聽眾和怎樣開拓這個聽眾市場」。但他同時也認為「媒介對社會是有責任的」，有些新聞類節目儘管賠錢，但他覺得「有助於樹立媒體和新聞節目的社會形象」。當談到記者與主管部門在新聞觀念上的矛盾衝突時，他毫不猶豫地說：「沒甚麼可協調的，聽領導的」，可又說：「但長期聽領導的會讓記者喪失動力，變得沒有自己的想法。」28這裏所顯示的矛盾正是「共識」的匱缺，也是在改革過程中無法產生「共識」的窘景。

　　缺乏「新聞判斷」的共識，常常給編輯部內的新入行者帶來極大困擾。某城市一條文化街商家生意清淡，某報一位實習生想就文化與商業之間的平衡寫一篇分析文章，與某編輯商量，這位編輯說：「你可以去採訪一下，我本人對文化街並不看好，當初某些領導拍腦袋想出這個主意來，下面只能跟著叫好。」但另一位編輯「一聽就搖頭」，他告誡：「文化街是市裏×領導看著建起來的，你寫批評性報導，誰敢給你見報？」實習生寫完稿子讓部主任看，主任說：「市政府定的項目怎麼好批評？」建議她去問另外一位「對這種東西比較熟悉」的記者。結果那位記者認為改改可以發掉，「現在甚麼事兒都扯到×領導！其實不過是文化街開放時去剪了個彩嘛。沒事，我跟他很熟的」，又補充道：「是跟他夫人很熟」29。一位資深記者認為，能適應具體的環境，包括適應不同的新聞判斷標準，才算是好記者，「要不然，連記者都幹不成，更別說『好』了。」因為「在這個單位、這種情況下你這麼寫，可能會是好記者；在那個單位、那種情況下你這麼寫，就可能通不過」30。

 

     三　消息來源：利益和資源的衝突、協商與互換

　　在媒介與社會學者眼中，消息來源是媒介一項功能性的需求。一般來講，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充滿著利益衝突與協商，因為消息來源在為記者提供消息的同時，既可能為自身利益服務，又可能是一種操縱媒介的行為31。這亦是新聞生產在另一不同層面上的權力實踐關係。

　　然而，在中國的新聞生產過程中，這類權力實踐關係要比西方商業媒介複雜和微妙得多。

　　首先，相當一部分消息來源就是媒介的直接主管部門。最典型的莫過於宣傳部門直接下達的報導任務。

　　其次是有重要領導參加的各種黨政和商業活動，尤其是會議新聞，只要有比較重要的黨政領導出席，就能夠發稿，而且還可以上很重要的版面。但報導黨政領導的講話，是必須慎而重之的。一位實習生參加一個商業會議，當地領導出席並講話。這位實習生寫稿時老編輯提醒他，領導講話內容一定要讓會議主辦方提供，並送相關部門審過，切不可只依據自己在會場上記下來的筆記。因為「沒有送審，誰敢隨便發稿？如果出了問題，市委責怪下來，誰負責？！」32

　　另外，在政府職能和社會各種保障機制不健全不完善的情形下，新聞媒介往往被受眾看成類似於政府的信訪部門。每天接到大量群眾來信來電，大多是要求媒體介入以解決那些政府職能部門長久無法解決的問題。中央電視台一個著名的輿論監督欄目，每天會接到上百封觀眾來信，但這其中「大概能作為新聞選題的只有兩到四個」，除了反映的事情太小，或者缺乏時效性以外，更重要的問題是，每當該欄目播出一個批評性節目，大量反映類似問題的信件和電話就會接踵而來，而同類題材在短期內重複報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對於一些敏感地區或敏感問題，一般會告訴對方：「我們會把您反映的情況向領導匯報，但能不能做節目是要有一定程序的。」33一家地方電台的新聞欄目，每天都會把聽眾反映問題的來電記錄下來，轉到有關部門，該欄目的編輯說：「老百姓打電話來，就是希望我們去報導，認為只要我們去了，問題就解決了一半。可我們畢竟不能代替政府，我們有自己的報導需要，也面臨各種限制，老百姓對我們這種做法很失望，甚至有人打電話來說，你們如果播不了沒關係，你們只要來個記者，採訪一下，問問情況，他們就會怕，我們就有指望了。但我們唯一能做的，只是把這些事反映給相關的部門去處理。」34這種利益衝突是媒介和作為消息來源的受眾之間最明顯的矛盾。

　　其他媒介已經報導的內容也是重要的新聞來源。這種情況在新聞界很普遍。從表面上看，這無非是媒介在議程設置過程中的相互炒作，但也有部分從業者持完全不同的看法，認為尤其是針對批評性報導而言，別的媒介報導過的題材，「觸雷的可能性相對比較小，風險也小」35。還有就是如果一個比較敏感的新聞由幾家媒體互為消息來源，都報導了，那麼，即使冒犯了甚麼人或機構，被追究的程度也會相應減輕，「法不責眾嘛，這是中國社會民間最實用的智慧」，一位記者如是說36。這是一種典型的利益協商，從新聞從業者的職業群體認同中得到正當化的保護。

　　和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媒體不同，一些記者還習慣於「每天很大部分時間在辦公室，等有關單位的簡報、來稿、邀請函」。這一類消息來源對自身利益的保護性很強，記者為發稿而受到的壓力也比較大。如北京某報應邀採訪一個海外企業的投資洽談會，記者就被告知「不能提問題，不能說壞，因為是統一規定」37。

　　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或曰「交情」在報導中的作用是非常微妙的，尤其是那種帶有廣告嫌疑的報導。一般來說，對於有軟廣告之嫌的報導，媒體的新聞主管往往會在審稿時指出，並要求修改，而且不太容易發到好的版面。但如果消息來源和主管領導有私交，則另當別論。一位黨報工業交通部記者帶一位實習生去參加某連鎖超市的簽字儀式，實習生問：這種新聞價值不大而且有替該超市宣傳之嫌的報導如何才能發稿？記者說：「沒事，這活動是咱報社老總幫忙策劃的，稿子肯定可以在很好的位置發出來。」儘管整個活動十分沉悶，次日稿子還是在顯著版面上刊出38。獨家新聞的報導也常常有賴於記者和消息來源的交情。在某著名黨報內部實行對獨家新聞的獎勵政策後，一位年輕記者向資深記者討教如何才能抓到獨家新聞，資深記者笑著說：「這可得靠關係。」他說他剛發的一條「市中心將開闢新綠地，數十家門面會搬遷」的獨家新聞，就是市商委的朋友給他透露的，否則，「沒有關係，誰會來通知你。」這家報紙的關係稿在平時並不多，而且新聞主管在編前會上也總是三令五申，但仔細觀察會發現，關係稿雖數量不多，但也會見報。有記者認為，「如果不發些這類稿件，『關係』就難以穩固和加深；而『關係』不穩不深，以後人家有獨家新聞也不會給你。」39

　　反過來，有時候記者站在媒介與社會公共性的立場，也會從不同的利益視點想問題。北京某報記者在報導風沙時，就想過是不是可以把災情報得嚴重一點，損失報得大一點，「這樣政府會給（受災地區）一些補貼。」40

　　國際性的大型活動，有時候也是凸顯新聞地位和提升經濟效益的重要消息來源。比如，2000年美國亞洲協會年會在上海召開時，由於有亞太地區政界經濟界的大腕參加，當地某電視台的財經報導節目決定在三天會議期間做特別報導，增加四分鐘的專題，下午六點播出的「財經報導」的廣告由平時的四十五秒增加到一分四十五秒；晚上十點二十五分的「夜間財經」廣告也從平時的十五秒增加到五十秒。甚至，平日被普通編輯記者視為無奈之舉的會議活動，也因人因事因地而異，成為求之不得的消息來源。一位責編知道朱鎔基總理將出席該會議並講話後，興奮地說：「朱總理的講話一定會拉動收視率上升」41。這樣的資源轉換在很多情景下都會以不同形式體現出來。

　　網絡新聞也是消息來源之一，但很多時候，對於比較正統的媒體來說，是否發稿並不能以網絡新聞為準，但網絡新聞可以作為背景補充。中歐世貿談判簽字時，新浪網率先報導，但沒有新華社稿子是不能發稿的。某電視台終於在主打綜合新聞開播前等到新華社的英文稿，但只有兩句話，製片人遂決定把新浪網提供的一些背景加進去，以使得內容更豐富42。這可以被看成是另一種利益協商關係。

 

     四　簡短的結論

　　我們在上述三個層面的討論中看到，轉型社會最基本的問題──缺少價值中心、缺少共識、各種利益衝突之凸顯等等，在新聞生產的權力實踐過程中清楚呈現出來，並表現為不同的權力行使形態；而在整個新聞生產活動中，作為中國媒介特殊的生態要素，宣傳管理因素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作為轉型期的媒介實踐，在新聞生產的權力糾葛中，制度化的因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事實上，許多非常規、非正式的影響因素的作用是不可小覷的。我們在這裏所看到的，不僅是宣傳管理、商業需要和專業訴求的簡單的相互矛盾，也看到其中的權力和由權力支配的資源是可以相互轉化的。這是一個流動的、現在每天每時仍然有可能不斷變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考察的各種權力關係，不是靜態、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不斷消解、不斷建構和彼此消長的。這應該是中國媒介改革在今天最值得關注的所謂微小實踐的特徵。 

　　《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一期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研究领域都以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理论为遗憾。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国文明对本身的认识自成系统，藐视其他文明。但是到了近现代，这一认识全面解体，逐渐被西方认识所取代。国内外中国研究也因此普遍从西方理论出发，不少学者甚至把它们硬套于中国实际，结果使相关研究不时走向歧途。另一方面，反对这种以论带史倾向的学者，或者是提倡本土化的学者，又多局限于经验研究，罔顾理论，或者干脆认同于传统中国文明。有的试图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但一般只能说明中国实际不符合西方理论，却不能更进一步地提炼出自己的理论，与之抗衡。迄至今日，本土化潮流固然相当强盛，但同时又有许多西方理论在中国国内仍被普遍认为是“经典”、“先进”或“前沿”的，是大家都必须与之“接轨”的。

　　这样，中国研究领域其实正被两种对立所主宰。一是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对立，现在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感情化，成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一是与此相关的的理论和经验的对立，等于是把理论和经验截然分开。所以，我们必须要超越这两种对立，做出有目标的选择和融合，并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理论。本文试从认识方法的角度来探索一个可行的方向。

　　本文指出，现代西方的主流“形式主义”（formalism）1理论多从理性人的构造出发，把它作为一切理论的前提，这是它们基本的认识方法。近年来这种“启蒙现代主义”理论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冲击，对其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科学主义等等提出多方面的质疑。在近年众多的理论之中，又有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Pierre Bourdieu（布迪厄）提出的“实践理论"(theory of practice)对马克思、韦伯以来经典著作的强有力的挑战，它试图超越过去主观和客观主义之间，以及意志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的长期分歧，并且提出以实践为根据的理论的设想。

　　布迪厄的设想其实和中国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形成的独特的认识方法有不谋而合之处。本文因此从这里切入，进而讨论其学术含义。排除其伴随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这套认识方法在理念上接近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在调查方法上，它类似于现代人类学；而在学术研究上，则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于费孝通那样的现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它十分不同于儒家传统中的认识论和历史观，也与现代西方主流认识论迥异。它要求从实践出发，进而提高到理论概念，然后再回到实践去检验。正是这样的方法为我们指出一条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的道路。

 

　　中国现代的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形成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迫使中国革命运动的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它的社会基础也从工人转移到农民。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的认识大多十分有限(来自农村的当然除外)，甚至是一无所知。明清以来，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早已迁入城镇，脱离农村生活。到了近代，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展，这种隔离更加显著，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和乡村里的农民几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加上传统儒家思维方式——一个脱离社会实际的、用道德理想替代社会实际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缺乏实际的、准确的关于农村的认识。正是在这几个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之下，形成了中国革命运动对其知识分子的特殊要求：深入农村学习，了解实际，从那里找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政策。

　　其后形成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儒家传统的历史观。它要求知识分子认同于农民的立场和观点，一反过去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历史观。正是革命的需要迫使中国共产党把历史视作由农民的利益和行动推动的历史。

　　在理论上，它要求从实践的认识出发，进而提高到理论，然后再验之于实践。只有行之有效，才是真正正确地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的认识。这一认识的集中点是村庄和农民的实践，截然不同于儒家集中于圣贤的经书，用道德价值来衡量一切的认识论。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中国革命在其过程中形成的一套认识方法和历史观是十分革命性的，也是现代性的2。

　　当然，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之中，有许多出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而违反这种认识精神的例子，在革命胜利当权之后尤其如此。譬如，土改时强行要求一村村地斗地主而实际上当时可能有一半的村庄并没有地主。又譬如，文化大革命时乱戴“走资派”帽子，而当时其实已经消灭了私人资本。3但我们这里是要拧出革命传统中符合它原先的认识理念的部分。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与其说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如说是出于以实践为先的认识方法对(当时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纠正。

 

　　中国现代的认识方法和西方启蒙现代主义认识论的不同

　　这样的认识方法也十分不同于现代西方的主流形式主义认识论。后者从抽象化了的理性人的构造出发，以之为前提，作为一切认识的基础。如此的认识可见于许多西方近现代的经典理论。这里我将主要以韦伯的社会学和法律学为例，兼及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

　　韦伯本人便很有意识地把从现代人是理性人出发的形式主义和从道德观念出发的实体主义加以区别。无庸说，他把自己看作一个形式主义者，这一点在他对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的一系列分析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至于亚当·斯密，他的出发点同样是理性（经济）人的建构。斯密认为，在市场经济下，理性经济人会做出最合理的选择，追求利润最大化，由此推动社会分工，促进规模效益以及资本积累，伴之而来的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富裕。

　　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认识论截然不同，中国革命的特殊的认识方法产生于对大革命时期所犯过分依赖经典理论错误的反思，以及此后必须获得农民支持才可能生存的历史必要。这样的认识方法不同于形式主义从理论前提出发的演绎方法。(它也不同于归纳方法，因为它不仅要求从经验研究得出知识，更要求把知识提高到理论层面之后再返回到实践中去检验。)

　　中国革命的认识方法和西方现代形式主义认识方法的不同之处可以见于农民学三大传统及其对我们认识的挑战。形式主义的农民学传统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小农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反之，以被剥削而（在适当历史条件下会）追求解放的小农为前提；而实体主义则以追求满足消费需要，亦即生存需要的小农为前提。

　　但我们如果从农民实践出发，并以之为准绳，则小农很明显地同时具有这三种理论所分别投射在他们身上的不同特征（我曾称之为三副面孔），而这三种特征所分别占的比重因各阶层的小农而异，也因历史时期、历史环境而异。现存的三大理论中的任何一种显然都不能涵盖小农实践的全面；它们都是片面的。

　　如果我们的研究从实践出发，提出的问题便会很不一样。我们不会坚持以一种理论压倒另一种理论，也不会长期陷于无谓的意识形态的争论。我们会把注意力集中于悖论现象，承认无论从其中任何一个理论传统来看，农民的实践都有悖论的一面。我们需要了解和解释的是（从西方理论看来是）矛盾的现实，不是争论哪一个理论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同时，我们会注意到上述三种特征怎样并存，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和隔离，而不会去坚持把片面的真实当作唯一和全面的真实。

　　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的出现并不偶然。它是对过去形式主义历史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批评。他要求从认识实践出发，一反过去从理论前提出发的认识方法。他又要求从微观研究的人类学出发，一反过去的宏观认识方法（从马克思、韦伯下来，包括在20世纪美国的历史社会学，从Barrington Moore 到Charles Tilly ，再到Theda Skocpol和Michael Mann，全是宏观的研究）。他试图超越形式主义中的主观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的客观主义之间的长期分歧，以及形式主义的意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间的分歧。从实践出发，他主张同时照顾到象征和物质因素（例如他的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概念）,以及主体与结构（例如他的习惯倾向habitus概念，在倾向predisposition之上另有抉择）。

　　我们应把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与经验主义清楚地区别开来：他要求探索"实践的逻辑"，从实践中拧出它的（常常是未经明确表达的）逻辑，由此提炼出抽象的理论概念，而绝对不是纯粹经验研究的累积。

　　但是，布迪厄本人并没有成功地把他的设想付之于自己的研究实践。在布氏自己关于Kabylia社区的实地调查研究中，他只不过梳理出了该社区在象征领域的一些结构性的构造，其写作的结果是横切面的结构性分析，并没有能够关注到纵向跨时间的历史实践过程和变化。其实，他的理论概念中最贴切的分析是他对（自己的）法国社会中、高层社会阶层的分析，对其中的“象征资本”、微妙的社会区分(distinctions)、以及阶级习惯倾向写得入木三分。但这些也主要是横切面的静态分析而不是跨时间过程的动态分析。

　　我个人认为费孝通那样的研究要比布本人的研究更接近于布的设想。首先，他对开弦弓(江村)的研究非常贴近实际而又能从中提出高层次的概念。譬如，他一开始就根据农民的生产实践而把农村经济看作是由种植业和手工业共同组成的结合体。这个概念看似简单却十分中肯。当时的许多农村研究只关注种植业，也因此忽略了农村经济的一个主要问题和潜能。正是手工业领域才真正显出了当时世界经济大衰落对农村的影响，也正是手工业才具备后来乡村工业化的潜能。

　　费孝通的实地研究之所以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历史变化本身。江村在后来的60年中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型"变迁。这是任何一种现存西方经典理论都不能包涵的变迁，它使得过程性的历史分析成为必要。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的持续接触、交锋、汇合是不能以任何单一性结构来理解的。正是这样的历史情境迫使我们去采取另一种认识方法来理解问题。要把握这一变化，也只有从实际的历史实践过程出发才有可能形成新的分析概念。费孝通的乡村工业化概念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正因为他的研究贴近人民生活实践的多面性，他才能不仅照顾到客观现象（譬如水稻生产）也照顾到主观现象（例如农民对待“科学和魔术”的态度），不仅析述了阶级和亲族的结构也析述了个人意志和抉择（例如江村的治理）。

　　其实费孝通那样的研究从广义上来说正在学术上体现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和调查研究方法。正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长期脱离农村，缺乏对农村的确切的认识，迫使现代的知识分子要深入一个个村庄认识农村。正是因为在革命过程之中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地要依赖农民的支持来与国内外敌人作斗争，才迫使共产党必须准确地掌握农村的实际状况，从而寻找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动员农民的行动路线。也正是在这种必要之下形成了世界上最最重视社区田野调查的社会科学传统。在国外，只有人类学才用这样的认识方法，而它主要用于对其他民族的研究，一般不会使用于本国的社会。但是在中国，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研究方法，不仅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就是在历史学、经济学、法律学和政治学也常常如此。时至今日，国内各个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少同人仍旧会带领学生去做田野调查。这是唯有在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才能看到的现象。即使是在改革和面向西方的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仍然在有意无意中体现出现代中国革命所遗留下来的认识传统。

　　这种认识方法和西方现代人类学方法的不约而同产生于两者的一个基本共同点。现代人类学之所以要用“参与者的观察"的认识方法，是因为它知道要了解一个和自己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我们不可以只依赖宏观分析和数据，否则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运用那些自以为是无须检验的“真理"和“前提”，从而完全曲解了我们要了解的另一个社会。我们需要首先深入那个社会，了解它的不同的组织逻辑和社会成员的心态，也就是先在“感性认识”方面下工夫，然后才有可能把认识提高到分析概念层面。中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经历的认识基础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参与式调查。我们甚至可以说，唯有在中国的现代史中才能看到西方人类学的认识方法被成功地当作革命战略而运用于全社会。

　　但光是经验性的调查研究是不够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不仅是因为对一个个村庄的深入调查，而是因为在相当程度上成功地结合了参与者调查的方法和对社会历史的宏观分析。(当然，其中也有许多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歪曲实际的例子。)同样地，布迪厄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能从人类学的认识方法中提炼出强而有力的对全社会的宏观分析概念。

　　但布迪厄是既成功也失败的。他自己对Kabylia的社区研究并没有能够超越其他人类学著作的局限。而费孝通的著作则能在深入的微观调查的基础之上提炼出跨时间的历史实践演变过程以及强有力的宏观概念，并在其后获得被实践检验的机会。

 

　　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4

　　韦伯的宏观的跨社会、跨时期分析的焦点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明。至于他对非资本主义的一些分析，则主要是用来作为对照和陪衬的，以凸现资本主义的特征。马克思也同样。他们的长处在于结构性的分析，通过与其他类型文明的比较，点出一些资本主义特有的组织性逻辑（例如资本家对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剥削；现代理性在政权、法律以及经济中的体现）。

　　理论界一个常用的手段是通过抽象化和理念化的理想模型（ideal－types）的建构来显示一个整合了的系统的内在联系与逻辑(例如韦伯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度及其一系列的特征：专职化、专业化、以职位而不是以人为主，等等)。韦伯虽然也提到不同于他的理想模型的历史现象——例如他对中国历史上实际的政权组织进行分析时曾经引用自己的两个模型，世袭主义和官僚制度（世袭官僚制度，“patrimonial bureaucracy”）——认为对中国的实际要结合这两个理想模型来理解，对中国的法律也同样地要用实体性和理性(实体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一起来理解，但他并没有充分阐明这两个很具启发性的念头。他的主要的理论分析在于第一种方法，即把中国等同于世袭主义政权的抽象模式和实体主义法律的抽象模式。批评他的后现代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说得对：他主要是把中国当作陪衬性的"他者"来对西方做现代主义的、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化了的概括。

　　而中国（以及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自近代以来却正是长时期混合不同类型的社会，无论是在帝国主义入侵后的清代，还是国民党治理下的中华民国，还是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社会主义中国，还是改革中的中国。结构性的理想模型分析有助于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或信息时代的社会）的一些(尽管是理念化了的)基本的、宏观性的不同。但用来理解一个长期在多种系统、多种技术时代并存下的社会，是远远不足的。人们或用资本主义理论，或用传统社会理论来试图了解近、现代中国，给予我们的只是隔靴搔痒的感觉。

　　即使是在西方入侵之前的明清时代，也不符合马克思或韦伯的理念化了的类型。它充满悖论的矛盾现象。这是我在有关华北和长江两本著作中所要表达的一个中心论点。5在现代工业化初步兴起的民国时期，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后的再次转型时期， 也仍旧如此。

　　正是这样一个多种社会类型并存的社会迫使我们抛弃简单的理念化了的类型分析和结构分析，而着眼于混合体中的历史演变过程本身。“转型”一词，用于中国，不应理解为目的先导的从一个类型转成另一个类型，从封建主义转到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转到资本主义，而应认作是一种持久的并存以及产生新颖现象的混合。正因为现有单一类型理论的不足，我们需要从混合社会的历史实际出发来创建新的理论概念。

　　在这方面，布迪厄试图建立的实践理论是一个有用的方向和尝试。只有着眼于实践过程，我们才能避免理念化了的建构的误导，尤其是意识形态化了的建构的误导。同时，着眼于实践中未经表达的逻辑，正是我们用以把握不同于现有理论框架的新的概念的一条可能的道路。

　　至于后现代主义，正因为它对现代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建构提出质疑，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套思想。同时，它强调非物质的心态领域也是对过去唯物主义的很好的纠正。但我们不能像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否定一切经验证据，以至把所有认识都仅仅看作是不同的建构。那是极端的相对主义。我们知道，对经验信息的真实与否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认识过程之中是非常必要的。现代中国的革命历程充满了正确的和错误的判断的例子。

 

　　一些初步的认识

 

　　中国法律的实践历史

　　根据韦伯的建构，现代西方法律是理性的，是从（天赋）人权前提出发的一套原则，它们独立于政权，并且是施之于任何具体情况而皆准的法则。而中国传统的法律则是非理性的，出于统治者的道德理念（也就是儒家以礼以和为先的理念），实质上是世袭主义统治的非理性手段。

　　国内外有的学者完全同意韦伯的建构，认为今日的中国，如欲以法治国，必须全盘西化，建立和传统完全不同的法制。针对这样的移植论，有的学者则提倡面向中国的本土资源，从传统中发掘和继承可以用于今日的法律原则和制度。其中有的学者特别强调中国的调解传统，认为是中国独有的优良传统。这种意见得到不少西方学者的认可。面对西方的极高的诉讼频率，极昂贵的律师收费，以及极严重的全法律制度危机，他们提倡借鉴中国的调解传统，发展西方（尤其是美国近年）的诉讼外处理纠纷的制度（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用来克制诉讼频率。这样，就形成了全盘西化主义和本土资源主义两种意见的针锋相对，并且造成了现代和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话语环境。

　　中国的法律实践其实并不符合双方任何一面的建构。现代以前的调解其实主要是在国家法律制度之外的社区中进行的。正规法庭的主要手段其实是断案，而不是调解。县令调解其实只是儒家的理念，不是其实践。这是我从相当大量的诉讼案件档案中得出的一个经验结论。6过去许多学术研究都把官方的构造等同于历史实践，其实是歪曲了历史的真实。从实践上来说，法庭调解其实并不是儒家法庭的实际行为，只是它的表达、它的理想建构。中国前现代的法庭，从实践来说主要是一个进行判决而不是进行调解的法庭。

　　法庭这样的实践说明的是清代的法律和治理既有它道德性意识形态的一面，同时也有它非常实际的一面。地方县官体现的其实是两者的结合，我曾称之为“实用道德主义”。结合道德高调的意识形态和十分实际的法庭实践其实是它未经明言的逻辑，也是它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顽强的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这里，让我简短地谈谈相关话语的研究及其与实践的关系。一般的研究只分析官方话语。民间话语，尤其是农民的话语，因为缺乏资料，不容易掌握。但我们不必完全局限于官方表达的分析。如果我们着眼话语实践，区别意识形态化了的官方话语及其实用话语，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官方表达层面底下的运作实际。例如在汪辉祖的著作中，两种话语即并存不悖。其中有当时已经公式化了的一些理想仁政和道德的表达，也有关于实际运作的实践话语。后者显示：调解是民间所为，明判是非的断案乃是法庭所用。儒家仁政理想把民事纠纷当作不重要的"细事"，但地方官员在治理实践中，“细事”的处理其实十分重要。而在处理这样的“民事“案件中，清代法庭实际上经常按法律明判是非。

　　进入现代，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统治下模仿德国民法典的中华民国民法典本身其实也相应社会现实而做了适当的修改。最显著的例子是"典"地制度。西方没有这个制度。德国民法典只有买卖、租佃、抵押和质权的制度，没有“典”的概念。中华民国民法最后是使用了民间原有的词“典”，用来表达这样一个中国的比较独特的保留回赎权的土地买卖和借贷制度。这是法律的实用话语，和它原先全盘移植德国现代法律的用意不同。

　　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民间社区调解的正规化以及法律化。同时，法庭开始大规模进行调解，完全不同于前现代的中国法庭。我们可以说，真正普遍地进行调解的法庭，并不是中国法律前现代的传统；它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

　　同时，中国的所谓调解和西方人心目中的调解很不一样。它可以用相当程度的强制性手段，包括法官明确对当事人说明法庭的立场，其隐含的意思也就是如果当事人不接受法庭的调解，法庭就会依法判决。另外法庭也可能动员当地的党、政组织，对当事人施加压力，或者是赋予当事人实质性的利益刺激（诸如安排好的工作、解决住房问题等等），凭这种办法来调解解决纠纷(尤其是离婚案件)。更显著的是法官的调查研究行为——深入现场，访问当事人和社区领导及亲邻，了解实际情况，尽可能在真实确切的知识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这种行为延续至今。在西方的按钟点计算收费的法律制度之中，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本身也是上面讨论的革命认识论传统的一个体现。这些都超出了西方概念之中的"mediation"可能使用的手段，它是现代革命政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独特产物，具有它独特的未成文的逻辑，既不同于任何西方形式主义的理论建构，也不同于反对全盘西化的本土资源论者想象中的中国传统法制。

　　其实，中国前现代法律传统的可取之处不一定在于它对自己的不符合实践的表达。诉讼案件档案显示了清代法律实践中出人意料的一种社会公正精神。上面已经提到了“典”的制度：它赋予不幸被迫典卖土地的小农以相当有利的、几乎是无限期的回赎权，并且是以原价回赎的权利。同时，清代法庭相当普遍地禁止超过月利三分的“违禁取利”。再则是佃农的“田面权”，成文法律虽然没有给予正式认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法律实践对这种保护租地人权利的民间习惯基本是放任的。当然，社会公正绝对不能说是当时法制的主导思想，但这种法律实践所包含的逻辑仍然不失为今日值得借鉴的一个传统。

 

　　中国经济的实践历史

　　亚当·斯密的形式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理性经济人在市场环境下会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我们一旦看到明清时期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发展便会以为伴随它的应是相应的经济发展。最近，国内外有学者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坚持18世纪中国江南的经济是和当时的英国旗鼓相当的，因为两者同样是“斯密型动力"之下的经济。

　　这样的论点正是形式主义理论前提引起对实际情况的误导的又一个例子。18世纪英国的经济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经济。它显示的是前工业社会中极其少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将近）成倍提高。同时，也呈现了新的手工业的发展，它逐步独立于农业，成为当时小城镇大规模成长的基础，并引起了一系列的人口行为的变化。再则是科学革命条件的形成，以及英国当时独特的煤炭业的极早发展，如此等等。英国工业革命的形成实际上是出于好几个相对独立的历史趋势的偶然交叉所致，当时不可见于世界其他地方。18世纪中国的江南既没有成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没有农业手工业的分离，因此也没有英国规模的城镇兴起，更无庸说它的人口行为变迁。把它等同于英国经济有悖于近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所积累的经验证据。7

　　但是，这个明显是错误的论点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我们要问：它为什么会被一些人接受？在美国，部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推动。这些人的用意是把世界上的经济全都纳入到亚当·斯密的模式之内。我们不要被他们在斯密模式上附加的一个花样——英国煤炭资源的偶然性——愚弄。有人因此以为他们并不是简单的市场主义者。但是我们要问：现代经济发展，在"斯密动力"之外，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地只需要煤炭便能促成？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经济是不是真的只要有了煤炭便能像英国那样进入工业革命？

　　他们的另一个附加花样是后现代主义的去欧洲中心化口号。国内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在这一方面他们的论调很有吸引力，因为把18世纪的中国说得十分美好，甚至领先世界，足可使人感到骄傲。(但是，果真如此，我们又该怎样去理解其后的19世纪中国？)其实，无论他们的意图如何，这样的论点和50年代美国保守派反共、反中国的论调客观上是一致的。当时的看法是传统中国文明十分灿烂，因此，共产党革命完全缺乏任何历史和社会基础。现在，美国50年代保守主义的这一套看法，已经被新保守主义完全恢复了。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全盘错误的，直至改革开放，中国终于抛弃了无谓的革命，才正确地走上了像西方一样的市场主义的道路。在本质上这是纯粹的西方中心论：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斯密古典经济的市场主义的抽象化理念化，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推动之下才会使明显错误的论点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起码在美国如此。

　　这里要简略地讨论一下美国知识界今天出人意料、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学者的联盟。表面看来，两者应是水火不容的。前者自视为保守主义者，而后者多向激进主义认同。但是，两者有一些很重要的共同点。第一，无论是指向西方发展模式的古典经济论还是指向前现代传统（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之前）的后现代主义，都同样地无视中国革命传统。同时，两者在认识方法上有一个十分基本的共同点：否认经验证据的真实。正是这样的认识态度使明显违反经验证据的18世纪中英等同的论点得以具有相当的影响。8

　　国内大部分学者并不接受18世纪中英等同的论点，因为多年的经验研究的积累不允许这样。但可能有不少人同意它依赖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我个人以为过去国内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之所以能够领先全世界是因为它同时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研究（虽然当时的意识形态比较倾向生产关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里可以说是体现于吴承明和李文治二位先生的研究，而不是单一的一面倒，因此发挥了马克思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威力。但是今天的市场主义论其实只考虑马克思的所谓生产力，而无视生产关系，抛弃了马克思理论的一条腿，也抛弃了过去多年积累的经验证据。国内农史学传统所积累的关于生产状况的知识就更不用说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之上再加上生产状况这种第三因素。此外是人口问题，虽然可以纳入生产力研究，但国内长期对这个因素考虑不足。再则是环境因素，在前现代农业经济中这明显是个关键因素，过去也考虑不足。像亚当·斯密那样只用市场机制和理性经济人的构造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是一条狭窄的道路，它不能包含中国经济方方面面的复杂历史实际，例如，由帝国主义、阶级剥削或小农生存所推动的市场化。这是我在《长江》书中已经提到的论点。

　　如果我们着眼于中国明清时期农村的生产实践，我们看到的不会是像18世纪英国那样的农业资本化，肥料投入和劳动生产率的近倍增加，以及农业手工业的分离，而是与亚当·斯密理论期待相悖的现象。农民生产实践显示的是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于基本同样的水平，手工业农业长期相互结合于一家一户。即使进入现代，农村生产实践仍然基本维持原来的状态。

　　问题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些悖论现象所显示的是这个经济在实践中的生存逻辑。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之下，小农家庭同时借助于种植业和手工业来维持生存，缺一不可。两者任何之一都不能单独周转，因此长期结合，与英国近代早期趋势相悖。费孝通的江村研究正凸现了这个特点。

　　进入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农村集体化时期，农村的生产单位规模扩大。根据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理论，接下来的应是在农业现代化(包括机械化、化肥投入、机动灌溉、科学选种等等)的同时出现相应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集体单位的生产实践显示的却是在多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之下进一步的内卷化——劳动生产率及劳动报酬并没有相应提高。如此的实际所显示的逻辑是现代投入所产生的发展被高度内卷化的劳动投入蚕食掉，结果是停滞不前的农村收入和生活水平。

　　改革时期，农村工业蓬勃兴起，吸收了一亿多的农村劳动力，先进地区明显有农业生产非内卷化的趋势。其后，城市工业的高速发展以及大量外来资本的投入，又吸收了约一亿农村劳工者。这些都是规模非常大的变化。但是，由于中国的乡村是如此巨大，劳动力是如此密集，以至时到今日，除了沿海一带，农业生产实践基本还是小规模低劳动生产率型的生产。适度规模的设想(具有进一步资本化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生产)仍旧有待于将来。相对国内工业经济以及信息产业经济，农业生产人均收入仍然是那么得低。截至今天，大量农村人口仍然生活艰难，农村经济变迁仍然存在上述种种悖论。中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仍旧有待于将来。

　　这个简单事实，若从西方现代形式主义的认识方法出发，便很容易被忽视、抹杀。他们总是以理论前提的期待来替代实际，认为在市场经济下每个人的理性抉择必定会推动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全面现代化，因此完全无视中国18世纪以来长期的社会危机。然而，现代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方法不允许我们这样去做，它要求我们面对实践、从事实出发。正因为社会现实不符合现存的理论建构，我们必须深入社会去了解它的实际以及其运作逻辑。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从农村人民的生活实践出发的分析和理论概念。若从纯粹得自理论的“假设”出发，很容易完全脱离实际、歪曲事实。大多数农村人口的持续贫穷说明了中国从18世纪以来的长时期社会危机的巨型规模，决不可与英国和西欧相提并论。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三种不同时代、不同技术的经济的共存：9仍旧主要依赖人畜力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使用无机能源的城市和城镇工业、以及后工业时代的信息产业。而在各个系统中人民的待遇和生活(以及心态)又极其悬殊，因为今天在一个经济系统中的阶级分化之上更加上了不同经济系统的分化。这种悖论性的共存造成不同于现存理论的社会实际，也迫使我们对它的不同部分及其之间的交接互动（民工问题便是一个交接性问题）做深入的社会调查。我们需要通过历史实际来建构关于这种混合多种经济的理论概念。

 

　　中国社会的实践历史

　　在市场主义的理论建构中，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一如它的经济历史，是应该相似于英国的型式的。

　　但是，中国明清以来显示的却是一系列的悖论现象。首先是明清时期手工业的社会基础。上面提到，英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是手工业和农业的逐渐分家，使城镇成为手工业中心，脱离农业，也因此降低了结婚年龄（年轻人不必等待继承家庭农场而成家，可以凭手工业收入成家），同时提高了成婚率（更多的次子、三子等可以成家）。但中国江南等地区的手工业兴起却一直和农业连在一起，成为农民生存依赖的“两柄拐杖"（这是我在《华北》一书中使用的形容），缺一不可。我在《长江》一书里称之为农村生产的"家庭化"，这里不再多论。

　　英国和西欧的小城镇兴起是伴随早期工业化的。其大城市的成长见于(其前的中世纪和)其后的19世纪的工业时代。而中国明清时期虽然有一定数量的小城镇的兴起，但真正大规模的小城镇发展要到1980年代方才伴随快速的乡村工业化而兴起。相对英国，也是悖论：近现代出现的先是大城市，而后才是小城镇，与西方的过程相反。这里所包含的经济发展逻辑是以大型工业带动小型工业，先用计划经济的强行高比例资本积累，在大型工业上突破，再由它来带动小型工业，而不是西方的相反的型式。费孝通说得好：西方的模式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模式，起码在其初期，却是“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

　　最近十多年来，随着跨国公司（全球）资本的大规模输入，中国社会又一次显示出悖论性的变迁。上面提到，在当前的社会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历时数千年的三大社会经济系统的同时并存：传统农业及其社会，现代工业的城市社会，以及最近的后工业（信息技术)社会，这不符合经典理论家们的建构。无论是斯密、马克思还是韦伯，他们构造中的西方现代社会是一个由资本主义逻辑整合了的社会，不是一个长期结合多种社会类型的社会。

　　韦伯并且认为，伴随资本主义经济而兴起的应该是越来越理性化的社会。其政治体系应是一个理性法律、理性国家机器以及理性民主制度的体系。但中国今日的实践却又是悖论的：它具有相当部分韦伯称作世袭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的特征，也是一个政治变迁在相当程度上与经济发展脱节的社会。

　　另外，布迪厄虽然很具启发性地提出了象征资本的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权力关系分析延伸到非物质的象征领域，但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在社会转型中象征和物质领域的可能分离，以及其分离之中所可能引发的现象。现代中国的历史经历告诉我们，在转型中的社会极容易出现象征和物质领域的背离，而在两者的背离之中，会出现许多不寻常的与现存理论完全相悖的现象。一个例子见于土改中的农村。有人通过社区研究，说明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10正是在阶级的物质基础被完全消灭的时候，阶级的象征建构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决定性地位。正是在地主失去了土地之后，他的阶级象征标榜对他的社会命运起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同样，在“文革”期间，正是在国内资本主义失去了所有的物质基础（包括国家兑换私人资产的年利五分公券的有效期的终结）的时候，所谓资本主义路线和“走资派”变成了关键性的象征标榜。当前，许多社会主义的论调和全面移植资本主义制度的事实并存，很容易再一次形成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的表达和实践的背离。我们要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它包含什么样的逻辑？

　　这一切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者面临的挑战：怎样从实践的认识而不是西方经典理论的预期出发，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概念？怎样通过民众的生活实践，而不是以理论的理念来替代人类迄今未曾见过的社会实际，来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法律及其历史?我曾经建议：我们要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概念。一个做法是从悖论现象出发，对其中的实践做深入的质性调查（当然不排除量性研究，但是要在掌握质性认识之上来进行量化分析），了解其逻辑，同时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和相互作用，来推进自己的理论概念建构。11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妨借助于有用的西方理论，尤其是针对西方现代形式主义主流的理论性批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实践出发的一系列新鲜的中、高层概念，在那样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实际以及可以和西方理论并驾齐驱的学术理论。这是一个艰难的工程，不是一个或几个人所能完成的工程，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工程，但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走，逐步建立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

 

　  参考文献

　　Bourdieu, Pierr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Bourdieu, Pierre.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Fei Xiaotong [Fei Hsiao-tung],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New York: Dutton, 1939.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Smith, Adam，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Weber, Marx，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3 vols.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8.

　　费孝通：《小城镇 大问题》，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编《小城镇 大问题：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论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年。

 

　　注 释

　　1英语“formalism"和中文译词“形式主义”意义不完全一致。在英语语境中formalism一般不带贬义，比较接近中文“‘形式化’了的理论或认识”的含义。见以下关于韦伯的讨论。

　　2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

　　考》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待刊，很具启发性地提出了“革命现代性”的概念。

　　3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2003年。

　　4 孙立平提出了“实践社会学”和“转型社会学”的设想（孙立平：《迈向对市场转型过程实践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五期），对我很有启发。但我对“实践”概念的使用和孙先生颇为不同（也和布迪厄不完全一致）。他的“实践”是主要相对于制度而言的，我这里的“实践”则更相对于理论和表述（表达）；他的“实践”主要指“过程――事件分析”而言，我这里则更以长时期历史实践变迁为主。我之突出认识论问题，以之为关键，孙先生大概不会同意，但我相信我们的指向是基本一致的，或者起码是相辅相成的。

　　5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2000年重版），以下简称《华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2000 年重版），以下简称《长江》。

　　6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7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8 也正是在这种认识态度的情境之下，才使布什政府无视经验证据而做出伊拉克战争的决策成为可能。

　　9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0 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本》，《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 2003年。参见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

　　11 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有删节），全文转载《长江》。

所谓“结构-制度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是近年来中国大陆部分社会学家所倡导的两种社会研究模式,这两种研究模式的倡导者们之间就两种研究模式的是非优劣所展开的争论也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对这一争论进行分析和评述,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提升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当会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拟从多元话语分析的立场对这两种研究策略及其发生在它们之间的相关争论做一个简要的叙述和评论。

 

什么是“过程-事件分析”? 参照孙立平等人的描述,所谓“过程-事件分析”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分析方法,它试图摆脱传统的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方法,从社会的正式结构、组织和制度框架之外,从人们的社会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之中去把握现实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以下这段话是孙立平自己对这种分析方法的简要说明:“比如,我们来到一个村庄,研究村民们互相之间的社会关系。我们怎么才能发现这样的关系? 这样的关系存在于什么地方? 一些人在一起抽烟聊天,我们从中能够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吗? 在那种场面中,我们甚至无法看出谁和谁是父子,谁和谁是兄弟;我们能够从村民在互相见面打招呼所使用的称呼中洞悉他们之间的关系吗? 也相当困难。我们很快会发现,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人们一般都是以‘叔叔’、‘爷爷’、‘嫂子’、‘大娘’互相称呼着,同姓的是如此,不同姓的也是如此,关系好的如此,关系不好的也是如此。从这里,你能够看出他们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吗? 很难看得出来。怎样才能看出他们的亲疏远近? 农民自己做出了最好的回答:只有当有事情的时候,才能看出谁和谁远,谁和谁近。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有事情的时候’。只在这样的时候,真正的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地展示出来。这启示我们,我们的关注点,也就应当放到这种‘有事情的时候’。这种‘有事情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一种可以展示事物逻辑的事件性过程(俗语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当中的‘打虎’和‘上阵’就是可以展示真正父子兄弟关系的事件性过程) 。关注、描述、分析这样的事件与过程,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动态的解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1 ]7

从上面的引语已经可以看出,在作者看来,之所以要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生活过程,是为了克服以往“静态的”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所固有的一些局限。孙立平说:“之所以要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从方法论上说是由于静态结构分析所存在的局限,这或许可以称之为结构上的不可见性。因为在静态的结构中,事物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这一事物在与不同的情境发生遭遇时所可能发生的种种出人意料的变化,都并不是前在地存在于既有的结构之中。相反,只有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这些东西才可能逐步展示出来。而且,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事物究竟在过程中展示出什么样的状态,甚至有时完全取决于有什么样的偶发性因素出现。这种结构上的不可见性,划定了静态结构分析的边界与局限。‘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则意味着,过程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解释源泉或解释变项。如果说,从结构到绩效结果,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的话,过程因素的加入,则导致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因果关系。而且从一种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它超出了因果关系的传统视野(即动态情境的视野) 。”[1 ]8 - 9概言之,之所以要采用“过程-事件分析”这种研究策略,是因为“能够理解效能的,并不是组织结构的特征,而是过程本身,是作为相对独立的解释变项的过程因素”[ 1 ]19 。

孙立平认为“, 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的最基本之点,就是要“力图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1 ]9 。任何研究策略都包括描述和分析两个方面,而“‘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基础,是对于描述方式的强调,即强调一种动态叙事的描述风格。这就意味着,首先需要将研究的对象转化为一种故事文本。这里的关键,是将研究的对象作为或者是当作一个事件性过程来描述和理解”[ 1 ]9 。他举例说,假如我们要研究“下岗”问题,那么“, 静态的结构分析会告诉我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总共能提供多少个就业机会,现在的劳动力人口有多少,两者的差异就是失业或‘下岗’。而从‘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来看,则首先是将下岗看做是一个事件:在-0 世纪90 年代,这样的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件叫做‘下岗’的事件性过程,这个过程是由许多更小的过程构成的。然后,通过对这个事件性过程的描述和分析,来揭示‘下岗’这样一件事情中那些更为微妙的逻辑和机制”[ 1 ]9 - 10 。

孙立平通过将“过程-事件分析”策略与其他研究策略进行比较的方式来说明前者的特点与优点。

首先,与传统的结构分析策略相比“, 过程-事件分析”能够更好地凸显社会事实的动态性、流动性。孙立平指出“, 过程-事件分析”虽然首先是一种看待社会现象的角度或策略,但实际上则涉及到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涂尔干所讲的社会事实的问题。“在传统上,人们往往将社会事实看作是一种固态的、静止的、结构性的东西。因而,所采用的社会学研究策略和研究方法,也就必须适合对这样的静态特征进行观察和描述。相反‘, 过程-事件分析’则涉及到对社会事实的一种截然不同的假设,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研究策略意味着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1 ]11 。这很像印象派画家在绘画艺术中所进行的革新,“‘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在对待社会现象时,就如同印象派画家将空气和阳光看作是流动的一样,将社会现象看作是流动、鲜活的、在动态中充满着种种隐秘”[ 1 ]11 。

“过程-事件分析”与社会互动理论的研究策略也有重要区别。表面上看,符号互动论等微观社会学理论也强调要从过程当中来把握各种社会现象,这种“对于社会互动过程的强调,体现出这样一种关怀:赋予社会现象以能动的特性,从而克服静态结构分析的死板和僵硬。而在具体的互动过程的分析中,也都非常强调‘情境’和‘场景’的因素。”这和“过程-事件分析”好像非常相似。然而,在这两种研究策略之间事实上有着重要区别:“尽管互动理论重视了动态的因素,但他们所说的情境和场景,基本都是共时性的,而缺少时间的与历史的维度。但互动论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单元与情境之间的联系。如果从这样的一个思路出发,我们或许也可以将‘过程-事件分析’中的相联系的事件,看作是互为场景或情境的。不过,这样的情境或场景,不是静态的、共时性的,而是动态的、历史性的。这样,就可以将历史的因素注入到社会互动的过程之中。”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说“, 过程-事件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因果分析的超越:“在因果分析中,存在着一种抽象的因果逻辑,并使这种逻辑具有一种决定论或目的论的色彩。而‘过程-事件分析’则强调事件之间那种复杂有时纯粹是偶然或随机的联系。这样的联系并不完全对应一种严格的因果关系。”[ 1 ]11 - 12

“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对于克服中国社会研究领域中存在的“本土性视角”与“国家中心视角”之间的对立也有重要价值。按照孙立平的描述“, 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或多或少地受到两种理论模式的影响,一种可以称之为整体论模式,一种可以称之为本土性模式。前者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中心论。这种模式表现为:强调党和国家机器的压倒一切的作用,强调正式体制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不承认自主性社会生活的存在;认为不存在独立的社会力量和大众文化,民众是被动,民众的反抗如果不是没有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在压倒一切的党和国家的支配下,社会生活是整齐划一的;变革的动力来自党和国家机器的推动。”“而本土性模式的形成,最初来自于对整体论理论模式的批判。这种批判由来已久,先是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接着是新制度主义和地方性模式的批判。……在对于苏东和中国改革前社会生活的研究中,新制度主义模式表现出对于如下因素的关注:经济的和社会的因素;相对于正式体制的非正式因素;相对于上层精英的从属群体和大众文化;非正式反抗的作用。而在国内学术界,受格尔兹‘地方性知识’概念的影响,则出现了一场‘寻庙运动’。这些学者强调的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地方性知识的作用,而这些地方性知识往往是与传统的血缘格局、地方宗教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努力很像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探寻出一个‘传统的庙宇’。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生活经历,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甚至连国家因素本身,都不存在了。这样两种理论模式的问题是明显的,而应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来研究当代中国农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则有助于我们克服这两种模式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因为在一种事件性的过程中,无论是国家的因素还是本土的因素,无论是正式的因素还是非正式的因素,无论是结构的因素还是文化的因素,都介入了进来,都融入到这样的一种过程之中。事件和过程所展示的不是某个片面的一方,而是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而且,就这些因素的关系而言,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一种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 1 ]19 - 20 。

“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酝酿和形成于20 世纪90 年代末期(初次发表于1999 年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课题组主持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 。几年之后,似乎是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一“研究策略”的理论基础,孙立平又开始倡导“实践社会学”这一概念,试图把“过程-事件分析”与所谓“实践社会学”联系起来,使前者成为后者的一个逻辑组成部分。这一推进主要体现在《迈向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一文中。

《迈向》一文首先对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科学界“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研究”领域中兴起的“布达佩斯学派”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讨论。作者指出,布达佩斯学派对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市场转型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无论是对于市场转型的研究,还是对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研究,布达佩斯学派所关心的主要是其正式组织和制度等结构性特征。

第二,对于结构性特征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特别是撒列尼所主持的中欧精英转换的研究。

第三,基本的理论视角是自上而下的,其对精英问题的重视,突出表现出这一视角的特征。

第四,作为上述三点前提和基础的,是布达佩斯学派所研究的市场转型国家,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中欧的匈牙利,在这些社会中,市场转型伴随着政体的断裂。”[ - ]41- - 413

这几点当中,最后一点是最为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前提。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理论取向、研究视角和所使用的方法,都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苏东的市场转型是与政体的断裂连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在大规模的市场转型发生之前,政体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样就为名正言顺的、大规模的、以国家立法形式进行的市场转型提供了可能性。在这种转型过程中,在很短的时间内,社会中基本的制度安排得到了根本的改造。因此,布达佩斯学派有理由将他们研究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制度和结构的特征上,放在不同时期正式制度结构的比较上”[- ]413 。同样,由于在这样的市场转型过程中,原来的权力精英由于政体的断裂而失去了原有的资源,而新的经济精英还没有发育起来,这就为知识精英提供了舞台,使得知识精英在整个转型过程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就使我们可以理解在布达佩斯学派中“为什么对上层精英给予非常高度的重视,并使用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理论视角”[ - ]413 。此外,我们也可以理解布达佩斯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因为“对于研究大规模的正式制度的变迁来说,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的方式,也无疑是有优势的”[- ]413 。

然而,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与前苏、东欧国家却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市场转型是一种“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即“在基本社会体制(特别是政治制度) 和主导性意识形态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 - ]415进行改革。这是中国社会转型一个最基本的特征。

第二,与此相联系,或者作为上述特征的一个直接后果,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转换也与前苏联、东欧国家有着明显差别。由于政体的连续性,原有政治精英的强势地位并没有受到削弱,结果是导致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精英的形成,不是一个不同类型精英的转换过程,而是原有的政治精英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不断向新的社会领域扩张,使自己转变成为一个集“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于一身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 ]416 。

第三,中国的市场转型主要是在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通过各种“非正式运作”的方式来进行的。“政体断裂背景下的市场转型,基本上是以立法、通过正式制度推进的方式进行的。

……这种转型过程,为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 ]417 。而中国的转型过程几乎伴随着不间断的意识形态争论,这就迫使改革者采取两种应对策略“, 一是将新的改革措施或市场因素纳入原有的意识形态当中,如‘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另一种方式,则是‘不争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能做不能说。而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有许多是通过变通的方式进行的”[- ]417 。

概括起来,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市场转型具有许多独特性“, 第一,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性的,在改革进行了-0 多年后的今天,居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原来的政体和意识形态;第二,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的,许多重要的改革和转型过程是使用变通的方式实现的;第三,在变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新的体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并传播的;第四,非正式体制的生长和发育,往往是发生在体制运作的过程当中”[ - ]417 。孙立平认为,这表明布达佩斯学派的那一套理论和研究方法难以运用来研究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表明我们在研究中国市场转型的时候,不能像布达佩斯学派那样,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正式的结构和制度层面上,而必须对各种非正式因素给予足够的关注,要进入到市场转型过程的“实践层面”,用对市场转型过程的“实践分析”来取代布达佩斯学派的“结构-制度分析”,对市场转型过程的实际运作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

孙立平现在使用“实践社会学”这一概念来指称他所倡导的对市场转型过程进行“实践分析”的研究策略。他解释说,所谓的“实践社会学”,指的是一种面向实践的社会学,而“这里所说的面对实践的社会学,强调的不是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实践性,不是社会学知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可应用性。面对实践的社会学所强调的是,要面对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要将一种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 ]4-- 。那么,什么是实践? 什么是社会现象的实践形态?“大体上说,实践状态就是社会因素的实际运作过程。面向实践的社会学,所要面对的就是处于实际运作过程中的社会现象。对于过去人们主要从静态角度关注的现象,如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等,面向实践的社会学意味着要从实际运作过程的角度重新加以关注。实际上,这涉及到对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的看法,或者说,涉及到对社会事实性质的假设。……在传统上,人们往往将社会事实看作是一种固态的、静止的、结构性的东西(在涂尔干那里是一种集体表象) 。面对实践形态社会现象的社会学,则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也就是说,社会事实的常态,是处于实践的状态中”[- ]4-- 。

例如,对于国家与农民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往往是将这样的一种关系当作一种结构的形态来进行研究。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他们试图回答的是,它们的关系是怎样的一种模式,是什么样的因素造就了这样的模式,这样的结构模式意味着什么,这种关系模式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结构体。还有些类似的研究,则回答了双方理论的强弱,各自的自主性等问题。……在这种结构模式的研究中,国家-农民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被屏蔽掉了,这就是:国家-农民关系在现实的生活中是如何运作的? 这种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显现的? 在实际的实践状态中,有无一些新的而且重要的因素在生成着? 运作的过程仅仅是结构因素在动态过程中的展开吗?”[- ]4--事实上,只有通过对诸如定购粮的收购、逼民致富、上访等这些具体的实践过程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才能够使我们很好地回答上述这些问题,因为国家与农民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存在于这些具体而现实的实践活动之中。

孙立平指出,从实践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社会转型,就需要认真研究和分析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因为市场转型的实践逻辑往往是在那里产生的,也往往是在那里体现出来。他认为“‘日常生活’视角是一种与‘自上而下’的视角和‘自下而上’的视角都不相同的视角”。前者如前面讲的“国家中心论”或“整体论”模式“, 强调党和国家机器的压倒一切的作用,强调正式体制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不承认自主性社会生活的存在”“, 民众是被动的”“, 社会生活是整齐划一的;变革的动力来自党和国家机器的推动”。后者如前面讲的“本土性模式”或“地方性知识”模式,则强调“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地方性知识的作用”“,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的,是一块没怎么受外部权力浸透的净土。”而他对日常生活的强调与上述两者是不同的“, 我们不是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看作是一个完全自主的领域,而是看作普通人与国家相遇和互动的舞台。因此,我们要采取的,也不全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而是强调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的均衡和整合。实现这种均衡和整合的关键,就是关注作为国家和民众相遇并互动的舞台”[- ]4-4 - 4-5 。

孙立平承认他的实践社会学是来自于布迪厄,但他认为布迪厄并没有成功地将实践社会学付诸实现。“在把实践社会学付诸实践的时候,布迪厄失败了。他对实践的分析仍然是衷情于定量和结构分析,对于总体性本身在实践中的生成机制,他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到”;他“用一种非实践的精神与方式对待实践……他将实践抽象化了,于是实践就死掉了”[ - ]4-6 。而布迪厄在倡导实践社会学上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没有找到一种面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途径”。而孙立平他们近些年来所倡导的“过程-事件分析”则正是“面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一种有效途径。“我们提倡‘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目的是为了接近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或者说是找到一种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途径。……实际上,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是非常难以接近的。‘过程-事件分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把实践弄死的地方重新激活了它,让实践真正成为一种实践的状态。”因为“事件性过程的特性是把实践状态浓缩和集中了,因而包含了更多的信息。这是其一。其二,事件性的实践过程,具有一种创造性的机制……(这) 是一种生产的机制,是一种过程的再生产机制。其三,也是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实践状态的可接近性”[- ]4-6 。

孙立平最后提出,可以把“对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研究概括为四个环节,即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过程”是“进入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入手点,是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一种途径”,“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逻辑,往往是在事件性的过程中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出来”;“机制”则“是逻辑发挥作用的方式”;“技术”则是“指实践状态中那些行动者在行动中所使用的技术和策略。对这些技术和策略的强调,主要是为了凸现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因素。实践是实践的参与者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过程。这种能动的作用,是塑造实践逻辑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而“逻辑则是我们研究的目标”。“实践社会学在面对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的时候,要找到的,就是实践中的逻辑。然后通过对这种实践逻辑的解读, 来对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解释”[- ]4-6 - 4-7 。而要完成这四个环节,最适宜的研究方法就是深度个案研究。对于研究社会生活实践状态中的逻辑“, 深度的个案研究是有着明显的优势的。因为它可以使得我们深入到现象的过程中去,以发现那些真正起作用的隐秘的机制”。当然,孙立平指出,他在这里所强调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案研究,而是注重“事件性过程”的深度个案研究“, 这种研究策略和路径,所要起的作用不是推断,而是发现逻辑,实践的逻辑”[ - ]4-7 。

 

所谓“结构-制度分析”是张静使用的一个概念,大体含义是指从宏观的结构和制度方面来观察和解释社会现象的一种分析方法。这一概念的出现似乎是受20 世纪后期在西方国家社会科学领域中兴起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影响的结果。从词义上看它似乎是想把社会学者以往较熟悉的侧重于从社会结构角度来观察和解释社会现象和“新制度主义”侧重于从制度方面来观察和解释社会现象这两种宏观的社会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不过,张静提出这一概念的初衷是为了回应孙立平对“过程-事件分析”的倡导及其对他所谓“静态结构分析”的批评。

针对孙立平对“结构分析”所做的批评,张静在其所著《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一书的“导言”部分专辟了一节来进行回应。

首先,张静指出“结构-制度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重视行为的社会规则”。不过,这里所说的“规则”不是通常所说的“规律”:“它们的不同在于前者不断变化,而且是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而后者被誉为绝对‘真理’,并总是显示出‘改造世界’的意图(因而有‘宿命’之嫌)”[3 ]10 。张静认为,“人类对自身秩序控制的进步,突出地体现在,新的行动总是试图(正式或非正式地) 确立新行为的正当性,即确立新的社会规则。思想大师这样做,理论论证这样做,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也在这样做。对行为正当性(规则) 的创造是人类生活的自然需求,不是外在于他们的东西,规则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不仅仅有强制的一面,很多时候,人们需要规则增进安全和预期”[ 3 ]10 - 11 。张静说,与关注“事件”与“过程”的“过程-事件”分析者不同“, 结构-制度”分析者比较注重规则,这种差异主要是和研究者们各自所关心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心的差异,大约可以追溯到他们拥有的不同知识背景、学术训练、个人经验、乃至哲学观念和价值信仰上去。这些差异决定着学者对各种‘问题’之重要性的评估,而这类评估在某种程度上,强烈地影响着他们选择(或建构) 理论及分析框架的目的———他们总是企图发现,在其心目中十分重要的那个东西的性质”。“运用结构-制度方法分析社会行为时,分析者往往会特别重视具体‘事件’或‘过程’所反映的社会(结构) 关系,因为他们假定,人的行动是被他生存其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 制度所刺激、鼓励、指引和限定的‘, 事件’是现时各种制度、社会关系(结构) 复杂作用的‘产物’。在这假定中,制度之于行动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单位,因为不同的制度,会刺激出不同的行为(发生不同的事件) ,比如,废除公费医疗(制度) 引发了一些人抢购药品的行为(行为-事件) 。显然‘, 事件’的发生和制度变化的实质———不同人群的权利关系(结构) 变化有关”[3 ]11 。

张著《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一书正是一部自觉从上述“结构-制度分析”立场出发来对当前中国乡村基层政权的行为机制、存在问题及其解决途径所做的一项范例性研究。在本书中,作者明确地提出要从结构及其制度分析的角度来去探讨“当前基层政权面临的政治困难”或“基层社会秩序的低度稳定”这样一些现实问题。作者说:她在这本书中“基本上是从两个角度观察基层政权的,一是结构的角度,由此观察基层全和其他组织的关系,特别是和现代社会两种主要的政治单位———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二是制度的角度,由此观察基层政权周边的社会建制的作用和影响”。而这两个角度或方面又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只有社会建制对其权威构成支持的时候,基层政权才可能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独享‘自主’,形成我们通常所说的‘地方势力’”[3 ]-87 。面对着乡村基层政权与乡村民众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这样一些似乎由社会转型所产生的“新”现象,一些人似乎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得上级政府对乡村政权的监督控制能力减弱,从而使得基层政权的行为失范,常常与民争利所致;因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来恢复国家体制“对基层政权的监控,通过提高其自律水平缓解它与村民的冲突”。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得基层政权所能控制和掌握的权力资源减少,乡村普通民众对基层政权的依赖和服从程度降低所致;因此,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来为基层政权寻找新的权力资源,使基层政权在与乡村普通民众的交往中重新占据主导性地位。张静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没有能够恰当地揭示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失序的真实原因,以及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张静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失序的真实原因不是在于上级政府对基层政权的监控程度降低,也不是在于基层政权所掌握的权力资源的减少,而是在于乡村基层社会的结构与制度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一系列可能导致基层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张静写道:“很明显,基层的‘稳定’困难不是一个新现象(虽然它的表现方式与社会变化有关) ,而是历史上延续至今的地方社会治理方式及其原则多次危机的再现。这种不断的再现,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研究,基层社会结构及其制度建制中是否存在着紧张关系。是否,这些紧张过程经由一系列制度变迁(如人民公社制) 得到进一步的延续和强化? 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关系今天又明显浮现出来? 是否,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种政治体制下不断探索的基层秩序问题———如何提高基层权威的效率,使其既能有效治理社会,同时又能完成国家给予的任务———仍然没有获得有效的解决方案?”[3 ]4 - 5通过一系列的分析,张静得出的结论是:“乡村社会的冲突问题,根源在于它通行的一系列制度性规则的缺陷。这些制度在构造基础政权与社会的权利义务关系方面,存在着生产结构性冲突的特性,它所造就的社会关系存在着内在的利益紧张。”[3 ]-87

张静指出,随着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逐步开展,原来由“国家-(乡绅构成的) 地方权威-农民”所构成的传统社会结构逐渐为“上级国家政权-乡村基层政权-农民”所构成的新型社会结构所代替。自20 世纪初期以来迄今为止,虽然包括基层政权在内的国家政权几经更替,但这种新型的社会结构却一直维持下来。这样一种结构性替代的结果是: (1) 地方基层权威的授权来源和合法性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传统社会,地方权威主要来源于其对于建构地方共同利益的贡献,其合法性基础主要是地方社区成员的认可。而在现代社会,地方基层政权的权威主要是由上级国家政权所授,其合法性基层也主要是国家的认可。由此导致(-) 地方基层权威与地方基层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授权来源和合法性基础的变化,地方权威与地方社区之间的利益一致性便逐渐弱化,地方体整合结构遂逐渐解体。“它破坏了原本完整的社区单位,结果是中央的政令容易下达了,却堵住了自下而上的利益传递轨道,形成了基层‘单轨政治’的局面”[ 3 ]30 。由此又进一步导致了(3) 地方基层社会组织化程度的降低和地方基层权威的自主性的增强。前者是由于地方权威的“离去”;后者则是由于地方权威在整个现代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它不仅保留了以往的治理原则、管辖范围和规则,而且还由于从上级国家政权那里获得了征收税、租、赋等方面的身份和权力,从而使得它在国家和农民两者那里都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和自主行动空间。面对农民,它代表的是国家政权,拥有农民所无法约束也难以抗拒的合法权力;面对国家,它又是基层社会的直接治理者,拥有上级政府所无法拥有因而必须依赖的知识和能力。正是这样一种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地方基层政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方势力。它构成了一种“隔离地带”,将国家和农民隔离开来,一方面阻止了国家管辖权的干预,另一方面也使国家失去了直接、有效地保护农民权益的法律地位,致使地方官员滥用职权时国家也很难实行应有的监督。久而久之,这些地方官员便形成一个离间于国家和社会的特别集团群体。“它对整体结构的作用是产生冲突、危及基层秩序的稳定”[3 ]-88 。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也“使国家经常面临不可跨越的治理矛盾:一方面,为协调基层冲突和政治稳定,它不得不采用各种方法限制基层政权的恣意行为,比如限定税金———规定税金占收入比率的底线;另一方面,国家又不得不依赖基层政权发放贷款,实施免税、捐赠、福利和其他管治,这又支持了基层权威的合法性,助长了他们的权力。于是,国家经常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保护基层政权的威信,往往会激化基层政权和社会利益的冲突;如果保护村民权益,又不能不在结果上‘损害’基层政权的权力。国家似乎总是徘徊于两极中间,因事而异,不断补救基层政权和社会之间出现的冲突”。张静认为,这正是基层社会秩序处于低度稳定状态的重要根源。而这也表明在既有的结构和制度框架范围内无论是通过加强对基层政权的监控还是增加它的权力资源都不可能彻底解决乡村社会治理中所存在的失序问题。要想真正彻底地解决乡村基层治理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就必须对结构和制度进行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将“基层政权的授权来源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将政治变革适时地推进为社会变革———建立社会个人或组织权利对(地方基层) 公共权威的确认和授权关系,用这种授权保证基层政权与授权人利益的紧密联系,从而迫使它(不得不) 为授权人服务。新型的公共政权只可能在权威和社会的平衡关系中产生”。[3 ]46

“过程-事件分析”的倡导者常以“制度”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有限,许多制度往往形同虚设、得不到有效执行等为由来说明“结构-制度”分析的局限性。对此,张静也表示了不同意见。她解释了她所说的“结构-制度分析”方法中“制度”一词的确切含义,并提出了“真制度”和“非真制度”两个概念来做辅助说明。她说“, 结构-制度分析”一词中所说“制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规定’,因为没有实际作用的‘规定’并不是社会规范意义上的‘制度’,制度可能潜藏暗中,但必须是真正规范行为的东西。笼统地说‘, 制度’是广义的,它是对社会各种行为正当性的确定体系。由于‘正当’的另一种意思,是确定行动的权利-责任-义务的边界,人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都需要依循这种基本边界(虽然也不乏有条件的弹性) ,故而‘制度’也确定着人们的关系‘结构’。制度有文字或非文字的形态,许多制度规则是以非文字形态的形式存在的,例如人们所说的惯例,传统或文化。但是,无论以什么方式存在,第一,它应实际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第二,它包含着一系列人们熟悉、效法乃至认同的基本原则。比如,村干部用‘非正式’的方法向朋友收粮款的成功,说明那里通行着———不能让朋友破费替自己垫付———的行为规则,不符合这一原则的做法会被当事人双方认为是不正当。如果这种原则在特定的条件下一再被发现,即证明了那里通行着这样的制度(规范) 惯例”[ 3 ]11 - 1- 。她认为:“制度执行得严格与否造成的差异,并不是‘结构-制度”预设的条件,它并未假定有制度可以不执行的情况———这在他们是难以理解的事情。或许原因在于,社会规范意义上的‘制度’起源于行为合约,它是依据大家同意的程序和原则产生的(因而规则往往同时也包含对违反者的惩罚方法) 。而另有一些制度只是反映单方面意愿的‘规定’,它没有惩罚,或可有可无,或虽有惩罚‘规定’但因实施成本过高而无法实现,这样的‘制度’起不到社会规则的作用。在制度主义者看来‘, 制度’必定包含一系列监督它运作的制度体系,它们的作用是发现和排除那些不执行者,因此普遍不执行的现象很难发生。左右这些,都包括在对‘制度’的假定中。故,未执行的‘制度’并不是一个真制度,用非真的制度批评制度分析框架似乎没有足够的说服力。”[3 ]1-

张静进一步追问道:“为何在不同的事件中,会发现不同的行动策略? 难道这不是规则的变化吗?”张静认为:“某种策略被选择,说明了在当下的制度体系中,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结构关系中,它们比较有效。这些背后的东西运行的结果,使得行动者能够遇见应采取的‘策略’方向和后果,而在其他的制度和关系结构下,该策略可能难以刺激出来。这就是说,不同的制度运作体系影响着行动‘策略’的选择和其有效性,策略的变化方向和幅度遵循一定的制度逻辑。因此‘, 事件’分析不会像其倡导者说明的那样,弱化正式制度的作用,相反,它还给‘制度’和‘行动策略’的相关选择关系提供了证据。只是‘, 事件’分析的关注重点在策略和过程,而不是影响策略选择背后的东西———它的论证目的不在制度而已。”[3 ]1- - 13

退而言之,张静说“, 在中国,人们熟悉的大量制度规定并没有运转(因此它们不应当被视为社会规范意义上的‘制度’) ,但这些东西,或许尤以中国研究为甚,也并非完全没有进行‘制度分析’的价值。黄宗智教授新近的研究,就将‘表达’和‘实践’之间的‘背离’界定为清代法律的制度性本质:‘县官老爷们的道德辞令和具体做法乍看似相互抵牾,正像一些诉讼当事人表面上的怯弱温顺与实际上的无耻和狡诈看上去难以共存一样, ———这些似是而非的矛盾,只有放在一个同时考虑表达和实践这两个矛盾方面的解释体系中,才能得到理解’”。她指出,有些时候,某种制度看上去未能有效运转,研究者常以为是人们的策略行动所致,但其实只是一些相互矛盾的制度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干扰的结果。“有的时候,一些矛盾性的制度因素相互作用,结果形成了一种任何单一方面都不能独立解释的现象。例如乡村干部收公粮行为的权威,受到多边制度变化的影响:粮食交易市场价格(之规则或制度) 的出现,给了农民其他的选择机会,这种变化提高了传统渠道收公粮的机会成本。但收粮的‘强制性’契约仍然可以达成,乃是因为土地(‘公有’或‘集体’) 所有制度的关系,在这种制度下,不签订上述合约,收回该农民土地的行动便成为正当。这两个方面,都蕴涵了制度体系对农民和乡村干部两方面行为预期的指引,市场规则的出现,是降低干部收粮权威的因素,而土地集体所有制又是加强这种权威的因素。所以结论是,基层政权收粮的‘有力’程度,以及农民行动的基本策略,随着他们所处的各种(实际运行着的) 制度关系的作用而变化。而这些制度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权利分配体系,其中有些有利于强化基层政权的权力,有些则有利于增强农民的选择权”[3 ]13 。

张静还认为,和“过程-事件”分析倡导者们的说法不一样“, 结构-制度”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之间其实并不完全排斥,前者其实也“十分重视过程(历史) 因素”。例如,“T. Skocpol 从俄国、法国、中国三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找结构变动的依据;V. Shue 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作为当今农村变革的基础历史资源;V. Nee 则以在社会学中拓展制度分析为己任。更为突出的例子,是制度经济学家D. North ,他的主要工作,便是用结构和制度的变动过程解释经济史”;而孔飞力的专著《叫魂》也是“从一个民间的‘事件’中,分析出君主权力和官僚权力的(结构性) 紧张关系”。“这些制度分析的杰作表明,结构-制度分析和‘过程’‘事件’的密切关系,它们不是相互排斥的”[3 ]13 - 14 。

对“结构-制度”分析的另一个批评是认为它对社会经济现象所做的分析过于简单。对于这一批评,张静回应说:“是的,结构-制度分析追求用概括的术语表达一些关系的最简洁形式,以突出它的特征。但简单不是肤浅,一个简单公式表达的往往是抽象关系,但这些抽象关系极可能是对丰富材料———包括过程和事件分析———进行深入分析得出的结果。结构-制度分析方法并不轻视丰富复杂的实际描述,至少并不对立于它,只是它的主要追求,即它的论证目的,不在于描述社会现象,而在于评估一种作为认识工具的分析概念或框架。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学术工作中的一类,当然还有其他类别的工作,例如访问、记录和收集资料,例如描述,例如评述或评论,例如批判或战斗,它们都各有目标,且关心的问题或要实现的任务是不同的。分析工具的‘简单’和‘形式化’,在于它省略了大量的资料,它已经从具体的历史概念上升为抽象的分析概念,因此具有某种程度的‘中立化’,但他的丰富性并非不存在,相反是深嵌在简单‘公式’的支持系统中的。”她指出,真正的危险不是分析框架本身简单,而是对分析框架的简单运用。比如“, 猴子为什么上树? 交易成本使然”“; 农村为什么发生冲突?‘国家与社会’紧张关系使然”;“为什么设立基层组织?’国家政权建设使然”;“为什么出现社会运动?‘公民社会’使然”;“为什么实行选举? 推行民主使然”;等等。“不用多说,读者就会分辨,这些结论的不可靠,与其说是上一框架的问题,不如说是应用框架所致”。[ 3 ]15一个分析框架是简单还是复杂丰富,其实与其对错无关,而只是与研究工作的抽象程度有关。她借A.Nathan 的话来表达这一意思:“事件的独特性在研究者的处理中是抽象阶梯状态的一个函数,它随着抽象位置的移动而变化。在这个阶梯中,向上走是一个简化过程(减少定义属性的数量) ,事件的抽象性增加;而向下走是一个复杂化的过程,事件的丰富性增加;由上至下,分析事件的属性趋于复杂、具体和独特。”张静认为“, 这种抽象性阶梯是研究者的工具,没有它,不能想象人们如何辨认、分类、定性其认识的对象。知识活动,是研究者根据他关注之问题的需要,对‘抽象阶梯’的各种位置进行选择的认识活动”,只不过研究者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保持清醒,不要把由这种抽象阶梯任一位置上的分析框架所制定的“定义的真实”误认为是“事实的真实”。只要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无论何种分析框架,其实就都是研究者可以考虑和选取的。“不同方法将引导研究者发现不同的东西,因而更适当的态度是,不妨去尝试各种方法。因为,既然我们都同意世界的不确定性,就‘没有人知道我们面临问题的真正答案’,自然也就没有人可以肯定,认识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是什么,以及,是否存在着某种唯一正确的方法”[3 ]15 。“研究应进行‘因果’分析还是‘过程’分析,是‘结构’分析还是‘事件’分析,应交由研究者根据他关心的问题,及所得到的资料性质去决定”。因为我们看不出这些分析有什么根本的对立,其结论上的对立更难预见。“‘过程-事件’分析,如果它以丰富的、具体的、过程的描述为己任,甚至以未经加工的资料记录为目的,也并不表示它和抽象的、模式化的、分析性的模式相对立,因为,它们完全可以被模式分析进一步使用”[3 ]15 - 16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方法论问题上唯一恰当的态度或许就是“对各种框架有益成分的包容,而不是排斥;”唯一恰当的方法论原则就应该是“因不同的问题关怀及所得资料的性质”来尝试选择不同的分析方法[3 ]14 - 15 。

 

由上可见“, 结构-制度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这两种分析视角之间的分歧表现的正是社会学领域中长久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分歧,即关于“社会(结构-制度) ”与“个人”之间关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过程-事件分析”的倡导者们强调的是“社会(结构-制度) ”因素对于个人行为进行约束的无效性,以及个人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而“结构-制度分析”的倡导者们则正好相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制度) ”因素对个人行为的“刺激、鼓励、指引和限定”作用,以及个人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受动性(正如张静说的那样,“不同的制度,会刺激出不同的行为[ 发生不同的事件]”“,‘事件’的发生和制度变化的实质———不同人群的权利关系[结构]变化有关”) 。

那么,在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之间到底何种才是更为适当的一种研究取向呢?

首先,应该说,作为一个初步的尝试“, 过程-事件分析”或“实践社会学”在目前显然还具有不少的瑕疵。在孙立平等人目前对于“过程-事件分析”及“实践社会学”的有关论述中,就有不少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澄清。例如,在孙立平的文章中,当讨论到在什么情境条件下以及为什么要采用“过程-事件分析”方法这个问题时,就曾经至少先后有过三种不同的回答:

1. 之所以要采用“过程-事件分析”是由于社会生活本身的性质使然:“之所以要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从方法论上说是由于静态结构分析所存在的局限……事物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这一事物在与不同的情境发生遭遇时所可能发生的种种出人意料的变化……只有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这些东西才可能逐步展示出来”。按照这一回答“, 过程-事件分析”就应该是一种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普遍适用的社会研究模式,不应该有什么例外。

2. 之所以要采用“过程-事件分析”是由于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生活本身的性质使然:“与城市中的社会生活相比,农村中社会生活程式化和模式化程度是很低的。也就是说,缺少一成不变的正式程序和正式规则。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存在这样的程序和规则,有时也不会真正起作用。相反,一些重要而敏感问题的解决,往往要采取非正式的方式或相机处置的弹性手段,即使是政府的行动也是如此”[1 ]5 。按照这一回答“, 过程-事件分析”就应该是一种只适合于用来对当前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进行研究的模式,在其他情境条件下则不一定适合。

3. 之所以要采用“过程-事件分析”是由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特征使然:在苏东的转型过程中“, 很短的时间内,社会中基本的制度安排得到了根本的改造。因此,布达佩斯学派有理由将他们研究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制度和结构的特征上,放在不同时期正式制度结构的比较上”[ 3 ]413 。“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与苏联、东欧相比是非常独特的”“, 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国市场转型的时候,必须对非正式因素,特别是对体制的运作过程,给予足够的关注。这意味着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要更加重视转型的实践层面”[ - ]446 。按照这一回答“, 过程-事件分析”则是一种只适合于用来对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进行分析的社会研究模式,在其他情境条件下(譬如前苏联、东欧的社会转型过程) 就不适用。

无疑,这三种回答是相互冲突、不可兼容的,我们必须于三者中择其一而确认之。

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论述上的瑕疵来。例如,为了突显“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独特性,孙立平还对其与布迪厄“实践理论”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说明。在此一说明过程中,孙立平批评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具有不彻底性,是一种失败的理论等。但综观作者在对布迪厄进行批评时所依据的资料,始终只是《实践与反思》这一本由美国社会学者华康德编辑的布迪厄授课记录,而对于布迪厄大量的其他著述,却始终未置一辞。这不能不使人感到这些批评的理据有所不足。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肯定,作为20 世纪70 年代末社会学重建以来我国社会学者自己尝试建构的本土化社会学分析模式之一“, 过程-事件分析”模式的提出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来说无疑还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众所周知,自20 世纪80 年代重建以来(甚至可以说自20 世纪初期社会学被引入中国以来) ,在中国社会学界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研究框架基本上都是些结构-制度取向的框架,如历史唯物主义、功能主义(或结构功能主义) 、新制度主义、社会系统论、社会协调运行论等,非结构-制度取向的研究框架(如社会交换论、理性选择理论、现象学社会学等) 只是在近年来才逐渐得到了人们的特别关注和探讨,而“过程-事件分析”即是这些非结构-制度取向的研究框架中相对而言思路比较新颖、影响也较大者之一。“过程-事件分析”的倡导者们试图克服中国社会学界以往过于偏重从“静态的”结构-制度分析角度来描述和分析社会现实的局限,将一种偏重“动态的”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视角引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丰富和扩展了中国社会学者的研究工具;不仅如此,这些倡导者们还努力尝试以本土研究为基础,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所提出的相关问题中(而不是简单地从对国外相关理论的演绎中) 来生成和发展这一研究策略,从而使这一研究策略具有十分强烈的本土化色彩,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实践之间具有高度的贴切性,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论坛提供了一份可供进一步深入开拓的讨论课题。这不能不说是这一研究策略的倡导者们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的一项重要贡献。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对于“过程-事件分析”或“实践社会学”现有论述中所隐含的给定实在论预设,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种讨论将会有助于我们更适当地理解这一研究策略的性质,以及对运用这一研究策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有一个适当的评估。

对于这一“给定实在论”预设,我们可以从孙文中的以下有关段落中略窥一二。孙文写到:

“问题的关键是寻找一种方法,一种能够将再现复杂而微妙的事情并能够对其进行清楚解释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研究策略。……在进行其他农村生活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一种方法可以将这种‘微妙性’‘连根拔起’,这就是观察人们的社会行动,特别是由他们的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甚至也可以说,这种‘微妙性’也正是隐藏在人们的社会行动,特别是事件性过程之中。这是在正式的结构中,在有关的文件上,甚至在笼统的‘村庄’和‘乡镇’社区中很难见到的东西。我们将这样一种研究策略称之为‘过程-事件分析’。而研究的目的,就是对这样的事件与过程,进行叙事性再现和动态关联分析。”[ 1 ]6

“如果我们将社会学看做是一门科学,看做是一门揭示和解释社会生活那些‘隐秘’的科学,那也就可以说‘, 过程-事件分析’,是展示这种微妙性的一种合适的方式。”[1 ]7

“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在对待社会现象的时候,就如同印象派画家将空气和阳光看做是流动的一样,将社会现象看做是流动的、鲜活的、在动态中充满着种种‘隐秘’。”[ 1 ]11

“我们提倡‘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目的是为了接近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或者说是找到一种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途径。”[- ]426“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逻辑,往往是在事件性的过程中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出来。”[- ]426 - 427

可以把这些隐含着的理论预设简要表述如下:

1. 存在着一种不依我们的主观意志或话语系统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尽量准确地再现这些客观实在,社会科学的目的就是要尽量准确地再现社会实在。

2. 存在着种种试图再现社会实在的研究策略,但相对而言,在这些策略中只有“过程-事件分析”才能够更好地再现社会实在。其他的那些研究策略,如结构分析、制度分析、历史分析等等,都不能够很好地帮助人们实现这一目的。

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是:上述两个理论预设能够成立吗? 真的存在着一种不依我们的主观意志或话语系统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吗?“过程-事件分析”又真的能够比其他研究策略更好地再现这种客观实在吗?

多元话语分析学者认为:1. 不存在一种脱离人们的话语而存在的、纯粹自然的“客观实在”(包括社会实在) ,我们所能够言说的一切“实在”都是作为言说者的我们运用一定的话语(概念、陈述、修辞和主题) 策略建构起来的,是一种“话语性实在”。2. 这种话语性实在也并非完全是言说者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言说者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下,遵循特定的话语构成规则而完成的一项建构活动的产物。3. 处于不同话语系统约束和指引之下的言说者对于“实在”将可能会有不同的建构:在话语系统A 中被建构成对象a 的某一现象,在话语系统B 中将有可能被建构成与a 完全不同的对象b ;而且,对于这些不同的话语建构,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纯粹“客观”的标准来对它们之间的是非优劣做出终极的判断。因此,话语建构是多元的,等等[4 ]4 。

从多元话语分析学者的上述观点来看“, 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倡导者们应用这种研究策略所得到的那些研究结果,也绝非是什么对社会世界“真实奥秘”更为适当的揭示或再现,而只是研究者们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与指引之下运用特定的概念、陈述、修辞和主题策略所完成的一种话语建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对“过程-事件分析”这一研究策略的具体程序和方法做一点分析,来看一看它们是否是真的像这一研究策略的倡导者们所说的那样能够更为真实或恰当地揭示社会世界的隐秘。

如上所述,按照孙立平等人自己的说法“, 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最基本的特点,就是要力图以“讲故事”的形式,通过对某些相关事件之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详细描述,来揭示或展现有关研究对象形成和变化的实践逻辑。那么,一个“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的信奉者,在采用这一策略来对某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他将如何来完成这一“讲故事”的任务呢? 他最终所讲出来的那个“故事”又到底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故事呢? 是像这一研究策略的倡导者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处于流动、鲜活状态之中的社会世界本身,还是像多元话语分析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只是故事的讲述者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下所完成的一种话语建构?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对“讲故事”这一任务的完成程序及方法做一简要的考察。

首先,为了能够“讲故事”,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研究者必须通过一些不同的方式来获得建构一个故事所必需的素材。这些素材的获得可以有以下几种基本的方式: (1) 通过亲身参与观察所要叙述和分析的事件过程而获得。(2) 通过搜集与所要叙述和分析的事件过程相关的二手资料而获得。这些二手资料大体又包括: (a) 此一事件过程亲历者对事件过程的叙述(采访时的口述、回忆文字、日记、书信等) ; (b) 间接“知情者”的对事件过程的叙述(采访时的口述、回忆文字、日记、书信等) ; (c) 有关此事件过程的历史记载、新闻报道、文书档案等等。

其次,为了能够“讲故事”,在通过上述方式得到了有关事件过程的基本资料以后,采用“过程-事件分析”这一研究策略的研究者还必须对这些基本资料进行分析、整理,从这些原本可能杂乱无章、毫无秩序或内在逻辑可言的资料信息中清理出一个主题相对明确、情节相对合理、线索相对清晰、逻辑相对严密的故事结构来。

最后,为了能够“讲故事”这一任务,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研究者还必须选择某种研究者自认为合适的体裁,按照研究者自己喜爱的某种叙事风格,遵循某种写作规则,以文本的形式将这一故事书写出来。

现在要问,通过上述所有这些环节后,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研究者最终书写出来的这个“故事”是否可以被认定为是一个能够比其他研究策略更好地揭示社会生活之奥秘(或“隐秘”) 的“故事”? 对于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在上述所有环节上,研究者所能够得到的东西都不是什么社会世界的“真实”,而只是相关社会成员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下所完成的某些话语建构物。

首先,从素材搜集这一环节来看。无论是通过上述两种素材搜集方式中的哪一种所得到的资料,都不是什么对预先存在于我们话语系统之外的、纯粹给定之事件过程的“客观”记录,而只是资料的作者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下所建构出来的一些“话语”而已。以上述第二种方式所获得的那些二手资料是如此,以上述第一种方式(即亲身参与观察) 所得到的那些一手资料也是如此:正如波普尔、库恩、费也阿本德、加达默尔、海德格尔等人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什么纯粹“客观”的观察,任何观察都渗透着一定理论或话语系统,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或话语系统的约束、指引下完成的;我们只有将自己置身于一定的理论或话语系统之中,我们才能够比较清晰地“看”见一些东西;我们将自己置身于什么样的理论或话语系统之中,我们就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景观。就“过程-事件分析”这种研究策略而言,所欲观察的是一个什么“过程”? 这一“过程”的时空边界如何界定? 应从何时何处何人的何行为开始观察,又应以对何时何处何人何行为的观察截止? 哪些内容应该是我们观察的重点? 等等。这些显然都是一些事关重大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所处的话语系统。因此,面对着“同一个”事件过程,处于话语系统A 之下的观察者通过亲身观察所得到的印象或素材集与处于话语系统B 之下的观察者通过亲身观察所得到的印象或素材集可能会大相径庭。

其次,从资料整理这一环节来看。就像不存在着什么纯粹自然的、不依我们的话语系统为转移的事物本身的内在逻辑一样,也不存在着什么纯粹自在的、不依我们的话语系统为转移的资料本身的内在逻辑。任何一堆以文本形式存在的资料,其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秩序或逻辑都是由我们在对它们进行分析、整理时所置身于其中的话语系统所赋予的,是依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话语系统的转移而转移的。例如,对于一个体温高于“常态”的人所叙述的那样一些身体现象(“症状”) ,处于传统医学话语系统之下的研究者与处于现代临床医学话语之下的研究者就将会诠释和梳理出相当不同的“患者”故事。对于一个其言语和行为逻辑与我们大不相同的人所说或写下的一堆言辞,处于现代精神病学诞生之前和之后的研究者之间,或者处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话语系统之下的研究者与处于其他精神病学话语系统之下的研究者之间,也会诠释和梳理出非常不同的“故事”。因此,即使面对着一堆“相同”的资料文本,在对这些资料文本进行分析、整理时,处于不同话语系统之下的研究者最终分析、梳理出来的“故事”在主题、情节、线索和逻辑等方面可能也会有相当大的差异。

最后,从故事书写这一环节来看。人们常常以为,书写只是一个将作者心中已经形成的某些观念、意识以符号形式表达出来的过程。在观念、意识和书写之间,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才是第二性的;一部好的书写作品就是能够尽量准确地表述、再现作者观念或意识的那些作品。然而,德里达和福柯则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书写观进行了批评。德里达认为,在文字与言语、意识之间,文字并非永远只是第二性的。文字一旦成型就有了自己独立的存在,它不仅不是言语和意识的再现,而且反过来还限制和规定着我们的言语和意识:“文字既构造主体又干扰主体”[5 ]97 。福柯则指出,作为一种话语实践,任何书写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书写者在写作时所置身于其中的话语构型或话语规则(包括其背后的权力关系) 的约束和引导。这些话语构型或话语规则规定了在特定的场合下什么是可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什么话该由什么人来说,怎么说等等。因此,一旦作者置身于某种话语构型或话语构成规则之中,他就不可避免地要按照这一话语构型或话语规则所规定好的秩序去言说,去书写,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不是我们在言说,在书写,而是话语、文本在说(写) 我们[6 ] 。从这样一些观点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说在故事书写这一环节上,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研究者最终书写出来的“故事”也只能是作者在特定话语系统约束和指引下所完成的一种话语建构,而不可能是对什么社会世界“真实隐秘”的更佳揭示。

概而言之,与其倡导者们所想象和宣称的不同,“过程-事件分析”或“实践社会学”并非是一种与“结构-制度分析”等社会分析框架相比能够更好地揭示社会生活之隐秘的研究策略,而只不过是一种与后者不同的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的话语系统而已。用这种研究策略来对社会生活进行描述和解释,虽然可以使人们得到一种看上去与用“结构-制度分析”来描述和解释时相当不同的“印象”和“画面”,但它们依然不过是这种研究策略或话语系统的从属者在这种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下所完成的一种话语建构而已,而并非是(也不可能是) 什么对社会现实及其奥秘更加真实的再现。我们在阅读和欣赏“过程-事件分析”或“实践社会学”的倡导者们所贡献给我们的那些精妙故事时,必须要将这一点和那些精妙的故事一样牢牢地铭记在心里。

不仅如此,作为一种与“结构-制度分析”不同的话语系统,“过程-事件分析”尽管能够为我们呈现出一幅与前者所能呈现出来的图画相当不同的“印象”和“画面”,但我们也无法说在由其和前者所呈现出来的这两幅“图画”中,哪一种更为精美,更为适当或可取。正如库恩、早期福柯等人所指出过的那样,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尽管在对象的构成模式、陈述模式、概念使用模式、主题论证模式以及实践效果等方面都会有很大差异,但它们相互之间却是缺乏精确的可通约性的;因此,我们只能说“结构-制度分析”和“过程-事件分析”各有什么特点或用处,却很难说这两者之间谁比谁更好或更适当。举例而言,孙立平认为“过程-事件分析”之所以比“结构-制度分析”更为可取的理由之一是社会生活在本质上言是动态的、流动的、过程性的而非静态的、固化的、结构性的。这种带有浓厚本质主义色彩的说法其实并不恰当:社会生活固然是可以被当作是一种动态的、流动的、过程性的而非静态的、固化的、结构性的存在来看,但相反的做法却也不能说是错的或不适当。就举孙立平自己所用的例子为例:假如我们要研究“下岗”问题,那么,虽然我们需要从“动态的、流动的、过程性的”的角度来对“‘下岗’这样一件事情中那些更为微妙的逻辑和机制”加以描述,但我们同样也需要从一种“静态的、固定的、结构分析”的角度来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总共能提供多少个就业机会,现在的劳动力人口有多少,两者的差异有多大”这样一些状况加以描述。我们很难说前一种描述就一定比后一种描述更为重要或更为适当,而只能说它们对于我们的实践来说都同样重要、同样有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张静的说法:“结构-制度分析”和“过程-事件分析”其实不过是两种同样具有价值的研究策略。不过,我更愿意说,它们只不过是我们可以用来建构社会现实的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在它们的引导和约束之下,我们能够采用不同的话语策略,对社会现实做出不同的话语建构。但对于这两种话语系统及其人们在它们各自的引导和约束之下所完成的那些话语建构之间到底孰优孰劣这样的问题,我们却难以做出绝对的判断和回答。

 

简单地说,我们也可以把上述第二和第三两个环节合并起来,从而将一次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策略来展开的研究过程视为一个二度话语建构的过程。之所以称为二度话语建构,是因为研究者通过访谈、文献搜集和观察等途径所得来的那些一手或二手资料本身已经是这些资料的作者们在特定话语系统的引导和约束下采用某些话语策略所完成的一种话语建构,而研究者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整理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则也只不过是研究者在特定话语系统的引导和约束下采用某些话语策略对这些资料进行再度建构的结果而已。

为了使上面表达的观点不显空洞抽象,我们举《“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 镇收粮的个案研究》[ 7 ] (下简称《“软硬兼施”》) 这篇被孙立平明确认定为是采用了“过程-事件分析”方法的文章为例来加以说明,看一看这些文献是否真的就是比别人更好地再现了他们所欲再现的那些客观现实?

首先,从文章所使用的原始素材来看。文章使用的原始素材有两种,一是访谈中得到的他人对有关人或事件的叙述,二是作者亲身观察所得到的一些情形。从多元话语分析学者的角度来看,这两类材料所陈述的“事实”并非都是什么纯粹给定的自然事实,而是“他人”或作者本人在特定话语系统的引导和约束下所完成的一种话语建构。

以下是《“软硬兼施”》一文所引用的一个得自访谈的他人陈述:

这是镇干部Q 对其一次成功的征收工作的详尽回忆。“我们那天在王村,就是我包的那个村,碰上一个村民C 不交公粮,因为发居民身份证时罚了他五十块钱。我跟他谈了谈,不交。他找村支书去了,说‘我过不了了,你也踏实不了’,支书说,‘你威胁我啊,打算怎么着啊?’这时我不得不说话了,我说:‘这么着啊,你这小伙子你挺年轻是吧,生活道路还是很长的,今儿我就开诚布公地跟你说说这事。你还威胁你们村支书,凭什么你不交公粮? 我上这包村来了,你不信惹急了我给你两嘴巴,不论怎么回事,我打你了。你在中央、省、地(市) 有人吗? 你要有人可能要端我的饭碗,我违法了;要没人呐,我打你白打,你不信你动我一下试试。打了你也得交粮,你该交公粮交公粮去。我让你唬着? 就冲我们这一去,你翘着二郎腿跟我们说话,我们那司机都看不下去了,他就要上(公安) 分局找人,为什么一个司机都火了啊?’我说‘我也不搭理你,到时候真把你冰箱、彩电都抄了去,你小日子你过,就凭你,你有什么新鲜的? 我跟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你考虑考虑有没有道理,你我咱们这都属于腻虫,中国人太多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江泽民来了也不能这么横啊?’我说‘你跟我弄这个,就凭你,你有什么资格提江泽民啊? 你、我咱们都算在一块儿,咱们是腻虫一样。你也是腻虫,太多了,消灭了你也不算什么。你老实呆着,说话就打药了。’农村工作你光跟他讲道理不行,他跟你胡搅蛮缠。他说‘谁都交完了我才交’,‘我就让你交,你就给我乖乖地交去,你还有什么说的? 你还这个那个的,你还威胁支书,怎么着啊? 准拾掇了你。二十多岁一个小伙子,整天不忿不忿的那劲头,下回惹急了我就抽你嘴巴,我让你捣乱,让你影响我们村交不了’。我说‘你比我儿子还小呢。你就是看我忒老实’,我在这包村,一般也没打过人,也没骂过人,你要惹急了我我就拾掇你,可你要动我一下也不行, (包村的挨打) 这就是个事件了,包村的挨拾掇了,哪有这事。我要真弄了你,你准得跟我论了亲戚了,我在那村亲戚还忒多,他父母就得找我。那天要抄他来着,副镇长去了,说‘拾掇他! 弄电视’。要抄他他急了,我说你还不赶紧张罗钱去。后来罚了他五十块钱。”[- ]-68 - -69

假定:1. 上述这位镇干部所讲的每一句话都非凭空捏造而是有据可查;2. 文章作者在引证时未做删改或其他修饰。那么,试问上面记录的这位镇干部所陈述的故事是否就是“事实”? 我的回答是,既“是”又“不是”。

所谓既“是”,是指我们已经假定这位镇干部所讲的每一句话都非凭空捏造,有据可查且上文作者也未对其有过删减或修改,那么,按照人们通常对于“事实”一词的理解,这位镇干部所述的那些内容当然应该被视为是一些“事实”;而所谓又“不是”,则是指即使如此,这位镇干部所做的上述陈述也不能被视为是一种脱离特定话语系统而独立自存、价值中立的纯粹给定的“事实”,而只能且应该(甚至必须) 被看作是他在某一(或某些) 特定话语系统的引导和约束下对其经历的某一事件所做的一种话语建构。稍做分析我们即可看到,这位镇干部在进行上述陈述时至少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以下言说策略:

1. 明确地使用了“胡搅蛮缠”、“捣乱”这样一些术语来描述或界定“村民C”的行为,并且有选择地引用了“村民C”的一些行为和话语(如“不交公粮”、“我跟他谈了谈,不交”、“他找村支书去了,说‘我过不了了,你也踏实不了’”、“翘着二郎腿跟我们说话,我们那司机都看不下去了”、“二十多岁一个小伙子,整天不忿不忿的那劲头”、说“谁都交完了我才交”等) 来强化“村民C”的这种形象,使听者不知不觉地把整个故事理解为是一个有关公粮收购过程中的“胡搅蛮缠”者或“捣乱”者“村民C”的故事。

2. 同样,言说者也用了一些特定的词语来刻画自己的形象,如对“村民C”的态度本来还不强硬,只是看到后者竟然敢来威胁村长,才“不得不说话了”;强调“我在这包村,一般也没打过人,也没骂过人”;还有镇长真的带人来抄“村民C”的家时,我对他说“你还不赶紧张罗钱去”,显出一副颇讲情意的样子等。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描述却具有在听者的心目中形成一个夹在政府与村民之间,既要履行作为政府官员必须履行的那些职责又试图尽量照顾到与村民的情感关系这样一位具有人情味的包村镇干部形象的功能,无形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所述内容对听者的影响力。

3. 言说者复述了大量自己的话语来叙述作为一个“包村镇干部”的自己是如何采用各种不同的策略来应对这位“胡搅蛮缠”者或“捣乱”者的。一是来“软”的,包括诚心诚意地对“村民C”加以劝说,如“你这小伙子你挺年轻是吧,生活道路还是很长的”“, 开诚布公地跟你说说这事”“, 我也不搭理你,到时候真把你冰箱、彩电都抄了去,你小日子你过”“, 我跟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你考虑考虑有没有道理”,也包括和其在一定程度上套套近乎,如对其说“你我咱们这都属于腻虫”等;二是从道理上对其行为加以质疑问难:“凭什么你不交公粮?”三是来“硬”的,用顽固不交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对其加以威胁,如“惹急了我给你两嘴巴”“, 你在中央、省、地(市) 有人吗? ……要没人呐,我打你白打”“, 打了你也得交粮”“, 你也是腻虫,太多了,消灭了你也不算什么”“, 你还威胁支书,怎么着啊? 准拾掇了你”,等等。这样一些有关“软硬兼施”的叙述,再加上言说者在其叙述过程中表面看去似乎稍带而出但实则具有总结意味的一句话:“农村工作你光跟他讲道理不行”,综合起来给听者所传送的当都是这样一种印象:这位包村镇干部还真是一位颇具农村工作经验,对农村工作的复杂__情境有着深刻理解并拥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策略和很强实际工作能力的基层政府官员。

无疑,镇干部Q 所述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上述这样一些言说策略紧密相连的,是Q 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特定话语系统的引导和约束下应用这些言说策略来对“事件”加以组织或建构的结果。我们无法预料,假如换了一位言说者(如言说者变成故事中的那位村支书或村民C) ,他将会采用一些什么样的言说策略来重新组织或建构这个事件①。假如这位新言说者是处于一种与Q 不同的话语系统的引导与约束之下,那么他就将(自觉或不自觉地) 采用一些与Q 不同的话语策略来组织或建构这一事件。他将可能为村民C 塑造一个新的形象(如“通情达理”而非“胡搅蛮缠”:他由

于错过了村委会擅自确定的办理身份证的期限而被罚款,他认为这不合理;因为别无他法,他就试图借镇和村干部催交公粮之机要还被罚的款额;他承诺只要归还不公正的罚款他就马上按质按量上交公粮;等等) ,也还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镇干部Q 的形象(不主持公正一味袒护村干部;动不动就说我要揍你,还说我揍你也白揍;骂村民“腻虫”“, 太多了,消灭了也不算什么”;以抓进公安局对C 相威胁;阴险毒辣,故意把镇长叫来唱红脸他装作唱白脸;等等) ,从而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与Q 提供的上述故事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不同的新故事。因此,我们不可以将这些不同的言说者可能在不同的话语系统引导及约束下以不同的言说策略建构起来的故事当作是一种独立自存的事实本身,并进而将以此为基础得出的一些结论看作是对社会现实之奥秘的真实“揭示”,而应该充分意识到它们所具有的话语建构性质。

虽然上面讨论的是得自他人叙说的材料,但所做的分析也适用于作者亲身观察得到的那些资料。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举例说明。

下面我们再来看研究者(譬如上述《“软硬兼施”》一文的作者) 对所得资料加以分析整理并得出相应研究结论这一过程。

以下是《“软硬兼施”》一文的作者对上引镇干部Q 所述故事的分析。作者们认为:“这是一个在同一过程中使用软与硬两套权力技术的典型案例,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许多有关权力运作的信息。‘你还年轻,生活道路还很长’,语重心长,诚心诚意地替对方打算;‘惹急了我打你俩嘴巴,打了你你也得交粮’,‘你比我儿子还小呢’则既表达了对抗拒交粮的愤怒,又带有长辈对小辈的教训责备,实际上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拉近了与对方的距离;指责对方‘人性次’、不老实,影响了全村的交粮,并说其父母都不赞成他,甚至连跟去的司机都忍不下去了,是在动用社会舆论、用亲属和公众评价对对方施加压力,迫其对权力就范;至于威胁说搬走冰箱、彩电,叫你小日子过不成,是直接用强制性的行政权力进行威慑;但在搬出硬武器的同时,又以‘肺腑之言’道出‘你我咱们都是腻虫,太多了,消灭了你也不算什么’,这既是让对方知晓权力的暴力性质和国家的权威,同时也把自身划入与对方同样的社会地位范围内,达到在权力结构和社会位置上与对方的一种亲近。

Q 在其所包的村庄中身份是相对模糊的,作为帮助村里工作的镇干部,他是政府官员身份,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和政务的实施者,但同时他与该村的一些干部、村民又有密切的亲戚关系,加之多年包村工作建立起来的感情与关系基础,因而处处表现出与村民的一种熟和近。在上述征收工作中,他的行为、语言方式都带有这种熟悉和亲近的味道,从而使权力关系与村社中的人际关系融合为一。而基于这样一种融合关系的权力过程———归劝加以威慑,软硬兼施,强弱并用,在艰难的征收工作中实现了功效。如果仅仅依靠强制性的硬武器———拉牲口、搬电视、扣押人员……,权力目的的实现是很难想象的。”[ - ]369

文章作者明确地将镇干部Q 所述故事诠释为“一个在同一过程中使用软与硬两套权力技术的典型案例”。这一诠释是否正确或适当呢? 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具有唯一性的回答是很困难的。

 ① 这并不是说,另一位言说者所应用的言说或话语策略(以及由此完成的对该事件的话语建构) 必将与Q 不同,而只是说有可能甚至很可能与Q 不同。

从多元话语分析的立场出发,我们完全可以将上述分析理解为是作者在特定话语系统(如孙立平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研究领域中的新制度主义话语) 的引导和约束下运用某些话语策略对Q 所述故事的一种话语建构。限于篇幅,我们不再来对这里所运用的话语策略做过多的细致分析。我们只想简单地指出一点,即上述诠释的适当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软”和“硬”这两类“权力技术”的界定。如果我们将“硬权力技术”仅仅限制在“拉牲口、搬电视、扣押人员”一类强制性行为的使用上,那么上述诠释看上去才会有些道理,否则上述诠释就并非一定“合适”。以下文本当可以表明:对镇干部Q 所述的故事完全可以有另类的诠释(或话语建构) ;并且,我们并无绝对的标准来判断在上述文章作者的诠释与下述诠释之间何者更为正确或适当:

“这是一个政府官员运用手中掌握的正式权力来对村民的越轨行为进行强制性控制和矫正的典型案例。‘你挺年轻是吧,生活道路还很长’,是要让村民C 意识到反抗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我上这包村来了,你不信惹急了我给你两嘴巴’,这是赤裸裸的以暴力相威胁;‘不论怎么回事,我打你了。你在中央、省、地(市) 有人吗? 你要有人可能要端我的饭碗,我违法了;要没人呐,我打你白打,你不信你动我一下试试’‘, 打了你也得交粮,你该交公粮交公粮去’,这更是要让C 知道国家权力的厉害;‘我让你唬着? 就冲我们这一去,你翘着二郎腿跟我们说话,我们那司机都看不下去了,他就要上(公安) 分局找人’‘, 我也不搭理你,到时候真把你冰箱、彩电都抄了去,你小日子你过,就凭你,你有什么新鲜的?’,这些是要把国家权力的威胁具体化、可见化;‘你我咱们这都属于腻虫,中国人太多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也是腻虫,太多了,消灭了你也不算什么。你老实呆着,说话就打药了’‘, 你还这个那个的,你还威胁支书,怎么着啊? 准拾掇了你’‘, 二十多岁一个小伙子,整天不忿不忿的那劲头,下回惹急了我就抽你嘴巴,我让你捣乱,让你影响我们村交不了’‘, 你要惹急了我我就拾掇你,可你要动我一下也不行, (包村的挨打) 这就是个事件了,包村的挨拾掇了,哪有这事’,等等,这些都是要让C 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自惭形秽,自觉投降;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向C 充分显示国家权力及意志的强大、威猛和不可抗拒性,促使C 不得不低头就范,回复到国家意志为其确定的行为轨道上来。”

有谁能够提出绝对充足的理由来断定上述诠释是不适当的,或与前引《“软硬兼施”》一文作者的诠释相比显得是更不适当的?

其实《,“软硬兼施”》一文中的许多分析都与上述分析类似,很容易被看出是一种在特定话语系统引导和约束下的话语建构。为了表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举几例。

以下陈述的是上文作者及其同伴在辘村所做的一次观察:

“下午三时许,L 镇长、一位副书记H、镇办公室的包村干部及派出所的警察和司机若干名来到辘村村主任家中,届时村干部七八人已经在那等候。镇、村两级干部首先讨论的是钉子户的确定问题。H 书记说:‘赶紧说钉子户吧,各片定下“我就是不交”的那种户,数量也不要太多’。经过讨论决定每个片(即村民小组,全村共七个片) 定两户。这14 个‘钉子户’的产生是一个极为艰苦可以称得上是难产的过程,负责各片的村干部低头抽着烟,喝着茶,都不说话。村主任催促说:‘各片都得说,各片要不说,镇长他们一走,你就得负起责任。’H 书记说:‘昨天,我跟镇长商量了三个条件,你给我按这个条件,拿出八到十家来。

第一个是去年不清的,第二个是有能力交今年不交的,第三个,在村里人性太次的。’L 镇长强调说:‘可不要把那些老实窝囊的报上来,拔这样的户,折我们镇政府的手艺’。村主任找了张纸,说‘拉单子吧’。H 书记催问道:‘拔钉子这个任务在10 号之前得把它完成了,钉子户有吧?’一个包片村干部回答:‘你叫他有就有,你叫他没有就没有。’村主任说:‘要是钉子户一户没有,你镇政府就回头得了。’L 镇长:‘你先什么也别说了,先闹出14户,抄完这14 户今晚就走了。一个组两户,今天抄完我们就走,最好是去年就没交的。’H书记说:‘就老账新账一块算。’包片的村干部个个面带难色,只顾吞云吐雾,最后由各片干部报名,村主任执笔记名单,一个片一个片地定,终于确定了一个15 户的名单,这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2 ]365 - 366

假定上述观察记录中的每一句话都非凭空捏造而是有据可查,且作者在对每句话加以转述时都准确无误、没有删减和修饰。那么,试问:作者从上述观察中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呢?

以下是作者对上述观察所做的分析:

“令我们感兴趣的还不是直接的拔钉子过程,因为那无非是实施强制性措施的过程,是权力正式行使的方式之一。更有价值的是我们所观察到的确定钉子户的全过程,这有助于把握和理解强制性权力运作的策略和微妙隐密之处。‘拔钉子’的案例在粮食征收中并不是经常出现的,这意味着正式权力以暴力形象出现时常是不得以而为之。辘村确认‘钉子户’的艰难过程表明正式权力在使用强制方式时的慎重,而这种慎重出于建立和保持政府的合理正当形象的考虑,既要按时按量完成征收任务,又需避免造成以强凌弱甚至伤天害理的印象。在镇政府提出的‘钉子户’标准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条,所谓‘人性太次’。公众舆论反映不好实际上与定购粮的交纳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拾掇’了在社区中名声不好的家户,有利于强化政府的道德优势和老百姓对政府行为的认同。这无疑是从人心向背的考虑出发的。镇干部反复强调的‘可别把那些老实窝囊的户定为钉子户,拔这样的户折我们镇政府的手艺’,正是重视自身形象的一种表白。”[ - ]366

在上述分析中:1. 和前面那段文本出现的情形一样“, ‘拔钉子’的案例在粮食征收中并不是经常出现的,这意味着正式权力以暴力形象出现时常是不得以而为之”一句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对“暴力形象”的特殊界定:正式权力只有直接动用(拉牲口、搬电视、扣押人员一类的) 暴力才算是“以暴力形象出现”,否则这句话的适当性就可能受到质疑;-. 镇长强调说:“可不要把那些老实窝囊的报上来,拔这样的户,折我们镇政府的手艺”。作者将镇长的这句话诠释为是“重视自身形象的一种表白”。我们虽然没有充分的理由说这一诠释有何特别不适当,但如果我们将镇长的这句话诠释为是要通过对那些不“老实窝囊”者的征服来显示政府权力之强硬的话,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合适之处。

在该文的另一个地方,作者在对自己亲自观察到的Y副镇长率领镇干部参与收粮活动的过程之后分析总结道:

“从Y副镇长的言谈来看,除了讲道理、严格地把握对话说理的边界之外,还经常会有表扬、鼓励性的话语。有时是给对方戴高帽,诸如‘你去年积极今年还应该积极’‘, 去年带头交粮今年还得带头’‘, 我知道你这人特别讲道理’等等;有时则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替对方着想,如建议‘连去年带今年的一次就交清了,跑一趟比跑两趟强,少耽误功夫’,‘交玉米比交花生或交钱划算’等等。这样的工作方式虽然与人们想象中的官员工作方式相去甚远,但却是行之有效的。”[- ]364

此段的最后一句显然是全段的主题句,但它的成立显然也依赖于对“人们想象中的官员工作方式”的特定诠释:只有把“人们想象中的官员工作方式”严格限定在“高高在上而非平易近人”、“以强凌弱而非善讲道理”、“冷若冰霜而非和颜悦色”一类与Y副镇长的言谈举止不同或相差甚远的那样一些行为方式上,这段话所做的全部分析才是适当的;反之则完全可以遭到读者的拒斥。

总而言之,正如前面已经分析过的那样,尽管“过程-事件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与“结构-制度分析”等相当不同的话语系统,但它和后者一样,所提供的最终也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的话语建构而已,而不是什么社会生活的“真实隐秘”。

 

[1 ] 　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洞察[C] ∥王汉生,杨善华主编. 农村基层政权运行与村民自治.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001.

[2 ] 　孙立平. 现代化与社会转型[C]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005.

[3 ] 　张静. 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000.

[4 ] 　谢立中. 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J ] ,社会理论学报,-006 秋季号() : .

[5 ] 　德里达. 论文字学[M] . 汪堂家,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6 ] 　福柯. 知识考古学[M] . 谢强,马月,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8.

[7 ] 　孙立平.“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 镇收粮的个案研究[C] ∥现代化与社会转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005.

中新网11月25日电 中国共产党正在向“百年大党”迈进,“80后”党员能否承担起历史重任?在价值多元的时代,党如何吸引和凝聚更多青年人将之作为信仰?最新一期的《人民论坛》刊载系列文章,分析“80后”党员的代际特征,文章指出,不少“80后”已成为代表中共新生力量的新型党员,成为洋溢着时代精神的新鲜血液。

中组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8年底,在全国7593.1万名党员中,35岁以下的党员1785.5万名,其中学生党员201.4万名。年轻化是中共党员结构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北京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姚桓发表署名文章称,“80后”党员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其成长见证着改革开放的历史,与改革开放前出生的60后、70后党员相比,他们有许多不同之处。“80后”党员是一个承载重大历史使命、需要特殊关注的群体。 “80后”党员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既有突出的亮点和优势,又有明显的弱点。

文章说,从改革开放中接受的影响、吸收的营养和能量远远超过上一代,这反映在思想道德、价值追求、生活情趣等各方面。包括:热爱祖国与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政治上基本合格。思想解放、竞争意识和进取心强,立志在改革开放中建功立业。不再盲目崇拜西方,理性地分析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和差别,从向往美国梦到追求中国梦。崇尚民主、平等、公正等价值,自主意识强烈。要求全面发展和生活个性化,在个人生活上既重视物质享受又强调精神需求,追求高品位的生活。

文章同时指出,“80后”党员成长与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在开放的世界里,在市场经济影响下,他们身上也有些值得担心的地方和弱点。部分人的入党动机、政治追求和理论学习具有有功利色彩。过于注重自我。承受挫折能力差,思想情绪容易出现反复。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赵丰在文章中指出,要求入党是青年的政治向往,看重党员身份是“80后”思想成熟的表现,对于当下一些青年入党动机带有功利色彩的质疑,不可否认存在这种现象,但不必过分夸大和担忧,这是一个长期引导和磨练的过程。

文章称,现在对于年轻党员,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懂得党的历史,传承党的精神遗产,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应用,把“坚定地跟党走”不只作为口号,而是成为信念。在价值多元的时代,党要减少刻板的理论教条,以生动的实践和鲜活的思想来吸引和凝聚更多的青年人将之作为信仰。

事实证明,在事关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面前,“80后”党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着坚强和成熟,书写着责任和担当,传递着爱心与希望。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对中华民族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他们正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强的后备军和可靠的接班人。

姚桓在文章也提出,最重要的是需要加强对“80后”党员的理解,这是教育管理的前提。引导他们把个人发展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大业紧密结合,这是“80后”党员教育的重点和落脚点。平等讨论、双向交流比单方面的灌输更为有效。

署名为长子中的文章指出,不少“80后”已成为代表中共新生力量的新型党员,成为洋溢着时代精神的新鲜血液。青年人的入党问题绝不是某个青年人自己的问题,而是国家和党的战略问题。青年人的价值观还在逐步建立,应该尽可能地把青年人的价值观往正确的方向引导,使党和国家后继有人。

在MSN上接受好友T的研究访谈，成为研究对象，谈论中国电视生产过程中的若干微观机制与传播成效。这种“被研究”的感觉，蛮有趣的。回看MSN谈话记录，居然也有四五千字的内容（我真是一个优秀的深访对象），于是在此简单整理一下，虽然可能有些片面且前言不搭后语，但依然为我版权所有

 

现在国内较大的几家电视机构，都有较完善的研发部门，比如央视、上海、北京、湖南等；这些部门的主要工作是搜集、分析海外热门、前沿电视节目。研发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整个电视机构中的地位并不高，说白了就是资料员，与业务一线的记者、编辑相比，工作较为轻松。不过，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他们的工作几乎已与世界“同步”。
这也就是说：一个新的节目样态，在西方出现之后，马上就会出现在我们电视台样片库当中。甚至这档新出现的节目，可能在诞生地还根本没有走红起来，在国内就已经可以看到。于是，国内电视台的借鉴/模仿范围变广了，借鉴/模仿速度也变快了——但关键是，面对这么多海外节目，一定会出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状况。那么，到底要去借鉴/模仿哪些节目呢？此时，国内收视市场领先者的借鉴/模仿选择，一般会成为广大跟随者的“参考答案”——于是，模仿制造出“再模仿”，借鉴引发“二度借鉴”。
在介绍典型的策划流程之前，必须先有若干简单的区隔。这就是北京、上海等城市，由于“头脑”资源丰富，所以在这里进行的策划工作，与地方台，哪怕是湖南、浙江、江苏，在频率、便捷性以及习惯等方面还是有着较大的优势，当然这些方面的优势并非直接对应着节目效果上的优势。同时，栏目策划与具体的节目策划也还是有些区别的。
如果是要上马一档新的栏目。那么，负责牵头的业者，新栏目未来可能的制片人，一开始在他的头脑中一般会有一个粗略的轮廓。接着，他会让台里的研发部门或总编室或资料部门乃至他的朋友、手下之类广泛提供与他的轮廓可能相关的节目样带。然后，通过广泛的观摩，他及其核心团队成员对新栏目要做成什么样子，心里相对更为有数。而这个时候如果经费充足，那么他就会开始请所谓专家们来开策划会，往往会开不只一场。
在北京，参加策划会的一般有央视、凤凰、北京台以及在制作公司单干的资深业者，他们长期在一线，眼光很毒；还有广院等相关高校中与电视业界关系密切的老师；还有与栏目选题方向趋近的学者们，比如社会学、经济学、电影、戏剧、历史学、中文等专业的老师，听取内容方面的专业建议。
那么，策划会上专家们的意见，与之前观摩的样片感受一汇流，新栏目的雏形往往就更加有谱了。接下来，一般来说要做新栏目的样片，做完之后，制片人自己是定不了的，要拿到频道总监以及台里更高层那里去审。在审过之后，总归是要再修改若干次，然后顺利的话。定版播出。
从整一个策划的过程，可以看出：一档新栏目是很容易受到其他栏目的影响的。首先，被观摩的中外样片是已经存在且质量不错、反响较好的；其次，想做新栏目的电视业者，往往也有自己的栏目目定势，让他们天天想着创新，是很难的；再次，参加策划会的专家，一般也都有自己推崇的节目模式，而且为了把自己的节目建议说明白，经常会提到 “就像某某栏目那种感觉”，或者 “演播室就和某某栏目超不多，效果才好”，再比如“主持人要和某某差不多，整个场子才热闹”——凭空很难想出且说明一个全新的样态；而且，在中国电视圈，策划会开来开去，所谓专家也就那几条、十几条人，自然会有很多同质化的建议。甚至，我发现现在在一点五流、二流的地方台，经常用的制作团队也都是那几批台湾人，为此节目看着也就会像。
不过，事实上，我倒是很理解这其中模仿也好、雷同也好、抄袭也好的现象。毕竟这种雷同并非只出现在电视圈里，在整个媒体圈里，各种雷同也发生在全国各地的都市报、晚报、门户网站的版式设计、内容处理等方面；再进一步说，雷同现象也不仅仅只出现在媒体圈里，因为我们很容易看到在汽车、手机、服饰、电器、快餐等诸多领域，雷同现象比比皆是。最牛的，可能就是比亚迪，这一品牌的汽车几乎每一车款身上都可以找到某款世界名车的影子。名车们很愤怒，但是比亚迪很暗爽，巧妙甚至是狡猾地规避了版权的雷区，通过模仿策略倒是挣了很多——所以，所谓“模仿性创新”，甚至“病毒式复制”，或许正是处于后发位置的各类企业组织生存、发展的必经路径与策略选择。
并且，本人乐观地认为，这可能只是一种过渡性状态。在电视媒体领域，或许直到有一天只要一雷同，就会吃官司；或者，只要一雷同，观众就换台——那么，雷同现象自然会马上消失。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的电视机构逐渐从抄袭（即，非法的雷同）走向了版权的购买以及合作版权（即，合法的雷同）。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一些优势电视机构，也在逐渐对所谓西方先进、复杂的节目模式开始有了反思，比如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该栏目的模式其实很老土，但是内容、主持团队很强大；比如东方卫视《全家都来赛》， 该栏目的模式也很普通，但是加入了“中国式的家庭观念”，看上去就多少有些别致；而哪怕央视新闻频道现在的运作，也是“轻节目形态，重信息质量”，一整天的新闻节目，基本上都是一个形态（除了少数时段），但给人的感觉反而比以往清新。

     本文以内部人在场的言说方式，揭示了中国媒体业作为利益集团的属性，以及媒体人追逐利益的特殊方式。内部人写作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媒体人圈子总体来说相对封闭且有一套行内潜规则，外部人对此不可能有深切的了解。笔者曾多次接受过传播学者的访谈，学者们固然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但因不能深入媒体内部，其分析难免失之于皮毛、笼统乃至肤浅。即使是著名的媒体社会学者如Gaye Tuchman(1978)和Herbert Gans (2005)所做的田野调查，也未能摆脱外部人的局限。在这方面，作为内部人，笔者很好地克服了社会学调查中常常为之头疼的如何“入场”以及如何“保存现场”的问题（曹锦清, 2001），不但拥有第一手的媒体内部运作经历，而且能很好地实现与内部人之间的交流、沟通，从而保障发生现场的完整性，能够洞悉这种程式化的日常运作后隐藏的动机和目的，有助于笔者对媒体政治本质的把握和解释。

　　为完成本研究，笔者以正式访谈与日常闲聊的方式，与广州三大报业集团的部分编辑记者多次交流。他们的详尽叙述对本文写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多种原因，笔者不便在此列出他们的姓名，只能谨致谢意。

　　一、媒体的异化

　　媒体，尤其是中国的媒体，从来就不是什么正义、民主的正常诉求场所，只不过是一些人和利益集团寻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或兼而有之）的工具和渠道。2004年9月6日晚，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在播放俄罗斯人质危机的新闻报道时，屏幕下滚播着的是俄罗斯人质危机中一共有多少人丧生的有奖竞猜信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奖竞猜的背后有利益的分成。在广州，午夜时分拧开收音机，听到的绝大多数是普通话不怎么纯正的本地医生们在大谈如何防治性病或其他什么病，那是因为该时段通常都被这些医疗机构买断了。2006年8月21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次读者访谈，但没有一个访谈对象是农民工或者下岗工人，那是因为这些人没有社会影响力和广告投放力。

　　在中国的报界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叫“有效发行”。有效发行其实就是能给报纸带来广告投放的发行，本质上就是有钱发行。那么在广东，什么地方最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投放广告？当然是珠三角地区。所以，广州的报纸无一例外地首先压缩在非有效发行地区的发行量，然后压缩在非有效发行地区的版面。在广州，由于地产广告在报纸广告中所占份额很高，所以广州报界向来极少刊登有关地产商的负面新闻。

　　从上述种种现象中不难看到，所谓的公平、正义，更多的时候不过是媒体谋求自身利益的一张皮罢了。当然，多数媒体还是愿意在正义、公平等当代社会的普适价值上做文章的。但千万注意，这要么更经常地被政治权力、经济权力遮蔽了，要么充其量只是他们达到谋取自己利益的手段而已，而不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目的。他们在社会正义、公平、民主上做文章，以求得读者的共鸣，从本质上看，其目的都是为了在读者中扩大认同度，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扩大广告吸引率，以达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有关媒体不过是一些利益集团寻求自身利益的工具的说法，在西方并不鲜见。传播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Herbert Schiller、Robert McChesney、批判学派代表人物Noam Chomsky和Ben Bagdikian等，都有文章和著作述及。Herbert Schiller认为，包括大众媒介在内的美国文化产品的最高目的就是“发布、推动和叫卖（美国式）消费主义，成为跨国商业公司系统实现其自身利益的理想工具”（Schiller，1992：30）。他认为，美国行政机构、军事组织、跨国公司和商业传媒纠结在一起，通过美国式市场策略的运用，在“把整个世界变成大卖场”（Schiller，1992：42）的同时，促成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特征的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在全球的霸权地位。（Schiller，1989）。对这种大众媒介彻底异化为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工具的现状，Herbert Schiller感到痛心疾首，因此他在《文化产业：公司表达接管了公众表达》（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一书中呼吁，亟需大规模地反思和检讨美国的信息文化现状，将信息流通归于“公众参与和公众自我负责”（Schiller，1989：171），以“对人类的启蒙和福祉有所裨益”（Schiller，1989：167）。Robert McChesney则强烈抨击了传媒假之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庇护，越来越趋于私人垄断和臣服于商业价值、经济利益的状况。他认为，与这种“臣服”相应的是，“公共服务价值的衰微和被边缘化”（McChesney,1999：48），公益让位于利润，媒体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旨在“服务于一小撮富有投资者、企业老板和广告商利益的系统”（McChesney,1999：77）。

　　Edward Herman和Noam Chomsky在论述美国大众媒介的传播政治经济属性时，提出了一个从组织结构和关系的角度来解释美国媒介表现的分析框架，谓之“宣传模式”。他们认为，美国新闻正遭遇以下几大日常化的被过滤路径：所有者、广告商、信源（主要由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以及和被这些主要权力源资助与批准的所谓专家们）等。媒介“服务于那些控制和资助它们的社会强势者们的利益，并代表它们（向大众）进行宣传”(Herman & Chomsky,2002: xi)。2004年，Ben Bagdikian在其《媒介新垄断》（The New Media Monopoly）的修订版中，详尽阐释了所有美国的主要传播媒体是如何逐步被那些1987年初版时的50家而如今仅5家的大公司所控制、操纵和垄断的。在这本被称为“媒体工业集中化研究领域的圣经”里，Bagdikian通过大量的事实，生动、具体地揭示了美国传播媒介委身于那些大公司后的利益集团本质。至于有关中国媒体的利益集团属性的论述，就笔者目力所及，当推Simon Fraser大学传播学院赵月枝博士的论述最为系统。她在新著《传播在中国：资本重构和社会论争》（Communication in China：Capitalist Recons- truction and Social Contestation）一书中,论述了媒体作为利益集团，如何和政治、经济等利益集团交织在一起，并在这种交织中实现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如果说赵月枝博士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角来把握中国媒体利益集团属性的话，笔者在此拟接着赵月枝博士“往下说”，深入中国媒体内部，从一个中观的视角来剖析中国媒体作为利益集团其内部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与运作逻辑。

　　剑桥大学社会学者John Thompson将权力分为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经济权力（economic power）、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和军事权力（military power）(Thompson, 1995, 2000)。在揭示中国媒体人利益角逐的路径和逻辑过程中，笔者将主要立足于John Thompson的权力四分说，着力展示媒体人如何不断地将他们手中所掌握的符号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如何不断地将他们手中所掌控的组织资源转化为个人资源。我们将根据自己在报业多年的亲身实践、个人观察和与同事们的经常性访谈，从三个角度来分析媒体人如何将媒体作为追逐个人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工具和手段：从升迁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媒体人是如何进行从符号资源到政治资源的转化的，从“工资＋外快”以及变现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媒体人是如何进行符号资源到经济资源的转化。

　　二、媒体人的收入结构：“工资＋外快”

　　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一些媒体入行者是抱着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投身报业的，但经济考虑也是他们投身报业的重要因素。从一般情况看，媒体入行者在新闻编辑工作中经历大约两年左右的社会化过程后，其新闻理想和职业雄心因认识到种种现实制约而逐渐受挫，而经济利益上的追求日渐成为最主要的工作驱动力。

　　媒体人的收入一部分依靠工资收入：工资收入的构成主要为“基础工资＋计件工资＋职务津贴＋年终奖”。只有那些在媒体内拥有一官半职的人才有职务津贴。媒体人的基础工资部分相对固定，主要根据被评聘级别而确定，行内俗称为“底薪”。而计件工资部分则直接与工作量和工作完成情况挂钩，是工资收入部分的大头，它其实类似于管理学所谓的计件工资制和量化考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在在报业内流行的称呼叫“挣工分”。“挣工分”最先是随着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报纸尤其是都市报系列在90年代中期的勃兴而建立起来的。后来，随着都市报影响力的不断扩散，其他报纸包括各地党政机关报及晚报竟相仿效，约在2000年前后逐步建立起这种以量化考核和计件为基本特征的工资体制。

　　媒体人的另一部分收入来自工资外收入。工资外收入的多寡取决于编辑记者手中所掌握资源的多寡。这种资源通常具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指在报社内部的发稿权；二是指在报社外部所掌握的可利用资源。从经济社会利益交换关系的原则出发，社内发稿权与社外可利用资源之间呈现为一种高度的正相关关系。那么，在报社内部，哪些人拥有的发稿权最大？首先是那些握有版面的部门。而具体到部门内部，则依级别高低而享有相应大小的发稿权，即分管社委、部门主任、部门副主任和责任编辑。其次是那些容易出新闻的“线”，比如政法新闻、公共卫生新闻、房地产新闻、公共交通新闻等。在新闻业内，素有“瘦线”和“肥线”的分别。所谓的“肥线”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容易出新闻，二是容易给记者带来好处，便于谋取利益。而所谓“瘦线”正好相反，通常含义就是不容易出新闻，亦不容易给记者带来好处，比如深度报道新闻、报料新闻、农业新闻等。不过，这种“瘦线”与“肥线”的区分并非绝对不变。对那些不善经营的记者来说，手中纵然是条“肥线”，也可能会被他跑“瘦”；而对那些善于经营的记者来说，手中即便是条“瘦线”，也可能会被他跑“肥”。

　　谋取工资外收入的路径实质上就是符号资源转化为政治和经济资源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1，收“红包”，即目前在报界已经“合法化”的所谓“车马费”。这种“红包”一般都是某公司或单位开一个面向所有媒体的新闻发布会，然后给所有与会记者一份通稿和一个红包。这种红包价值不等，高的5百到1千元，低的也许仅50元。腿脚勤快的记者若经常跑这种发布会，也能积少成多，集腋成裘。2，有偿新闻，这在中国报界又有一俗称，即“软稿子”。言外之意是“拿了人家的钱手软”。由于目前中国报业广告市场竞争激烈，报纸广告普遍存在把关不严，有钱辄登的倾向，因此虚假广告不少，久而久之，广告效果并非很好。相对而言，新闻则有着中立、可信等品质，传播效果优于纯粹的广告。何况，通过媒体的正式渠道刊登广告所支付的广告费用要远高于通过私人渠道刊登新闻所需要打点的费用。所以，无论从效果还是从费用的角度来说，有偿新闻都比广告更受广告客户青睐。现实中，有偿新闻也是编辑记者一个重要的工资外收入来源。3，佣金。中国的人情社会和非制度化生存的本质，决定了一个人事业的成败和境遇的顺逆很大程度上仰仗于手中社会资源的多寡，而不是遵纪守法程度的高低。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那些依靠工作关系而建立起大量人脉的编辑记者便有了可用武之地，即通过牵线搭桥、从中斡旋、为当事人或趋利或避害，从中获取佣金，这类费用又称“打点费”、“好处费”等。4，拉广告。在采编与广告之间没有截然分开的报社，部分编辑记者之所以热衷于拉广告，原因有三：首先，编辑记者没有广告业务员的广告任务压力，没有完不成任务的风险成本；其次，编辑记者能拥有相对较高的，一定比例的广告提成；其三，得益于手中的新闻平台，记者比广告业务员更容易使广告商买帐。访谈中，笔者被告知，有些记者一年光广告提成就可以拿到30万元。5，编辑记者个人开公司。

　　三、媒体人的升迁之途

　　从记者、编辑逐级升迁，即使每个环节都很顺利，也要经历从部门主任助理→部门副主任→部门主任→社委→副总编辑，最后才能做到总编辑（或社长），这是一个漫长且并不轻松的升迁过程。这一漫长的升迁链条固然适用于主报，但也同样适用于子报。如果将主报和子报之间的科层关系画出一张报业集团结构图，读者便可以推想目前中国的报业集团是怎样一个壁垒森严、高高耸立的金字塔型架构了。

　　如果说，副主任及其以下职位比拼的尚是业务能力的话，那么副主任以上比拼的则更多的是排队情况如何，也就是，你跟哪个领导站在一条线上，排在一个队列。所谓排队，首先就是表忠心并切实效忠。效忠的最佳方式则是听话，言听计从。具体到采编过程中，就是热烈拥护领导设定的某采编方案和思路，出点子予以优化，忠实地在具体实践中予以执行。其次是要逢迎附和，做领导爱看的，说领导爱听的，多向领导汇报想法、思路，并时时请教。美国社会学者Herbert Gans曾在他的名著《决定什么是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中提到，报社的编辑记者都不怎么重视什么读者调查。这句话放在今天的中国传媒来看，也基本是正确的。其实，在新闻编辑室里，决定什么是“新闻”的，既不是课堂上学的什么新闻价值，也不是什么读者调查，而是领导的好恶。一位接受访谈的媒体人说：什么是新闻？领导认为是新闻的，就是新闻；领导认可和满意的新闻，就是新闻。再次是爱憎分明，尽可能地突出领导的重要地位和制造领导的出场露脸机会。在一个矛盾丛生、派别林立的媒体机构里，一旦跟定人、排定队，就必须将排队进行到底；否则可能的结局是谁的队也不要你。

　　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封建化小王国里，普通编辑记者基本上既无尊严也无自由，副主任级别基本能拥有尊严，主任级别基本能拥有自由，社委级别则基本能随心所欲。换言之，若当不了副主任，你将基本失去尊严；当不了主任，你将基本失去自由；当不了社委，你将基本不能随心所欲。究其原因，这与中国报业集团当下的领导干部选任制有关。现阶段，报业集团的社委级领导归口于同级党委的组织部选拔任命；社委以下的领导归社委一级管理层选拔任命。具体到报业集团内部，子报同样沿用这种干部选任制，那就是，社委决定谁可以当官，谁不能当官。这种选任制使得领导层握有绝对的话语权，从而形成了一种绝对的对上不对下的晋升氛围。尽管目前多数报社都实行若干年一次的竞争上岗，但那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在这个高度层级化的王国里，每个级别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只在自己所属的级别圈子里活动和交往，分明的区隔线无形地存在着。“我们”和“他们”的区隔感，在几乎所有的层级里不但明显而且浓厚。一个人升到社委级别之后，似乎一夜之间便从普通编辑记者乃至副主任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他们不再在日常聚会场所吃饭，觥筹交错的被求场合陡然增多；不再在日常公交场所出没，出入有指定司机驾驶的专车；不再在普通小区露脸，迅速攀升的月薪和年终奖外加各类不期然而至的现金，使他们的房产升级步伐加快。在度过半年左右的适应期后，他们逐渐从编辑部的公众视野中消逝。除了公事公办的工作外，普通编辑记者与他们之间的交往被看作了一种奢望，乃至遥不可及的事情。这些领导者就是这样在保持着神秘感的同时保持着赫然的区隔。

　　这种区隔除了上述的升迁者个人的刻意之外，在整个组织内部也是通过多种途径刻意保持着。首先是办公资源的多寡。比如，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社委级别的办公室一般为两个普通间大，配备气派的总经理类型的办公桌和配套的真皮座椅、组合沙发、专用空调、一排书柜、饮水机等。社委级别以下人员的办公室都是整幢大楼共用的中央空调。主任级别的办公室则为一个普通间，配备普通办公桌和普通座椅，以及一个日用储物柜。副主任级别的，一般是一个普通间放两张电脑工作台，两个人共用一个房间。普通编辑记者则通常是一个大办公室，隔成若干电脑工作台。所以，走进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只要观察一下房间的大小和布置，便知道房主在集团内地位之高低了。办公资源的另一区隔方式是发放的报纸种类。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里，普通编辑记者只发放《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南方农村报》；副主任级别的，除上述报纸外，加发《21世纪经济报道》、《人民日报》和《羊城晚报》；主任级别的比副主任多发《广州日报》和《新快报》；社委级别的比主任级别的又多了《新京报》、《信息时报》、《光明日报》、《文汇报》、香港《文汇报》和《参考消息》。

　　其次是参加各种会议的资格规限。报社里经常有各类会议，一般在发通知召集会议时都会规定参会人员的具体级别，比如，正科以上人员参加、副主任及其以上人员参加、主任及其以上人员参加、社委级别参加等。尽管其中多数为普通的日常会议，会议的内容在会后都要求各部门务必传达，但仍然会在参会资格上做出明确区隔，以刻意强化等级意识。

　　再次是出差规格的差距，在这方面广州各报的区隔相差无几。一般地，副主任及其以上级别的，出差可按需选择交通工具；而部门副主任位置以下的媒体人原则上只能选择飞机以外的交通工具。出差时每日的住宿费标准也存在强烈的区隔功能。一般来说，普通记者编辑的出差住宿标准在250元左右，副主任在350元左右，主任在500元左右，社委级为600元左右，巨头级的在700元左右。

　　在这个高度层级化的社会阶梯上，每上一个层级，都意味着手中拥有更多可支配资源和更多自由意志的空间。政治上，越往上升迁，越拥有对稿件和版面的话语权，越具有刊发关系稿和阻止刊发不利关系稿的权威和能力。经济上，越往上升迁，首先表现为工资构成的各子项，即职务津贴、基本工资、月度奖金和年终奖都会上升到一个新台阶；其次，手中可支配的公款资源，诸如公车、对外接待费等都有更大的自由度；心理上，层级高了，便出入车骥，乃至前呼后拥。正如一句俗语所说：“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小皇帝”，哪个常人不会认为当皇帝的感觉挺好？

　　四、媒体人的资源“变现”之途

　　本文借用“变现”这一经济术语，意指媒体人通过多种途径将自身从业资本积蓄到一定阶段和层次后，一次性地“变卖”成具有乘数放大效应的政治收益或经济收益。可以说，“变现”是当前中国媒体人比较热衷的一条价值实现通道。概言之，媒体人的“变现”主要有四条路径，即政界“变现”、子报“变现”、跑线“变现”和他媒体“变现”。

　　首先是政界“变现”。由于中国人有“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而政治在中国社会里拥有对公共资源的强大掌控力和对寻常百姓生活的强大干涉力，因此政界对中国人总是充满了无尽的利益诱惑，历年公务员招考的火爆场面可算例证之一。而新闻业与政治存在着密切联系，所以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媒体人的“变现”通道便十分自然便捷。不过，当代中国政坛的门槛并不低，而那些政坛高位的门槛之高更非常人所能企及。因此“变现”政界虽然是一些媒体人梦寐以求的梦想，但真正完成此等“变现”的 人却不是很多。现任广州市委常委的薛晓峰可算是媒体人“变现”政界的颇为成功的例子。薛晓峰在步入政界前任《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社委；2004年9月他离开《广州日报》，任职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2005年8月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2007年2月后不再兼任市委秘书长，改兼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广州出口加工区管委会主任、党委主任和萝岗区委书记，分工管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广州出口加工区和萝岗区工作。

　　其次是子报“变现”。在此必须对目前中国报业集团的领导架构稍作说明。从当前中国多数报业集团的架构来看，二级部门就是主报的各处室部门，比如要闻部、经济新闻中心等，以及主报所创办、衍生出来的诸子报和诸经济实体，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信息时报》，《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新快报》和南方广告公司、大洋网等经济实体。也就是说，在报业集团内，子报的级别相当于主报的一个新闻采编部门。换言之，子报的总编辑相当于主报的一个部门主任，子报的副总编相当于主报的一个部门副主任。所谓子报“变现”，就是从这种平级调动的意义上来说的。比如，原《南方日报》时政新闻中心执行主任陶第迁2004年平移至《南方都市报》任执行总编辑，原《南方日报》时政新闻中心副主任崔向红2006年平移至《南方都市报》任副总编。这种平移所带给个人话语空间的扩展不言自明：平移前，他们只不过是一个省级机关报的二级部门领导而已，上面还有重重叠叠的决策层；平移后，成为一家市场认同度很高的都市类报纸的掌门人，直接进入决策层，更遑论数倍于平移前的月薪和年终奖了。据笔者了解，在目前的中国报业，员工很热衷的那就是，先在主报攒够政治资本，然后平移至子报进行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双重“变现”。否则，你要么留在主报，有足够的耐心和技巧熬至社委级，要么在子报连熬到个中层干部都是难上加难。因此，子报目前是各报业集团中层干部为求“变现”而激烈角逐的关键场域。上升捷径之一就是这种“变现”方式。

　　第三是跑线“变现”，这种情形多发生在经济新闻部门的记者编辑当中，一些跑经济线的记者编辑乐于跳槽到经济管理部门或大企业，做公关、宣传等一些与文字相关的工作。由于媒体的经济新闻部所交往的多为经济管理部门或大企业，这些经济管理部门或大企业掌握大量可支配经济资源，员工收入不菲，更兼到这些部门工作后文字要求相对较低，因此跳槽者的采写压力比在报社轻松不少，在文字高手们的眼中有如“小儿科”游戏。比如，原《南方日报》经济新闻中心电力线记者陈向阳跳槽到南方电网新闻中心；原《南方日报》经济新闻中心烟草线记者孙茂勇跳槽到广东中烟工业公司等。

　　第四是他媒体“变现”。通过这种路径“变现”的记者编辑大都在采编领域有一技之长，抓到某新闻事件后往往能“一炮走红”，从而适度炒热和包装自己，身价陡涨，随后便有条件“外卖”到其他媒体。这种“变现”还有一种形式，即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口碑不错的报纸中积累到一官半职，然后再转手“外卖”到他媒体担任要职。

　　这种他媒体“变现”早期以纸质媒体居多。迄今为止最著名的例子恐怕要数原《足球》报记者李响了。他依托自己娴熟的英语，以及与当时的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米卢很好的私人关系，经常为《足球》报挖到比《体坛周报》记者更为独家的报道。2001年适逢“十强赛”和“世界杯”，《体坛周报》开出3个月百万元的价码将李响从《足球》挖走。

　　后来，这种“变现”多通过转往门户网站实现。《南方周末》在一篇报道中提到：“最近，《新京报》前总编杨斌加盟和讯网，担任总编辑。不久前，《南风窗》前总编辑陈菊红成为腾讯网总编；《新京报》副总编王跃春，曾短暂加入搜狐并担任常务副总编；《计算机世界》前副总裁、总编王超，加入广源传媒担任总裁；《经济观察报》社前社长何力，加入阳光媒体集团担任大中华区新媒体业务首席执行官” [1] 。这些“从纸上到网上”的媒体人“变现”价码，至少在时下的传媒圈内看来，令人咋舌。2007年初，“中国金融网”以50万元的年薪聘请《财经》杂志前首席金融编辑、《财经时报》前任总编辑钮文新出任中国金融网副总裁兼总编辑。“除了50万的年薪，钮文新还将获得中国金融网相当价值的股权[2] ”。2006年5月，《环球企业家》杂志前总编李甬以年薪200万的身价加盟“网易”担任副总裁、总编辑。2006年10月，《经济观察报》前社长何力加盟“阳光传媒”的价码是，一次性补贴80万美元和100万人民币的年薪 [3]。

　　笔者以内部人在场的方式，具体论述了中国媒体内部政治的展开路径和运作逻辑，那就是，“工资＋外块”、升迁和变现。由此笔者试图揭示媒体政治的本质，即符号权力向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转换，以及组织资源向个人资源的转换。

　　本文揭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新闻界：它既不是媒体自己竭力宣称的社会公器，也不是媒体人标榜的民主、正义诉求的场所，其实质不过是一群媒体人追逐个人利益的平台。在林立的利益集团当中，媒体业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原刊《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2期，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1871。

　　1944年夏天，民间报纸——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走访延安。7月30日起，他在重庆、成都两地《新民报》先后连载《延安一月》，客观、忠实地记录了他在当时的“国中之国”延安的所见、所闻、所思，单行本一版再版，一纸风行，名动一时。陈铭德在序言说，他“对于延安事物，虽然有时是介绍，有时是批评，但自始至终，看不到有一句话是离开国民的公正观点的。”“忠实的介绍与自由的批评，是新闻记者应有的责任”。（蒋丽萍等《民间的回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169页）赵超构自称“始终不过是新闻记事，它只能代表一个新闻记者对边区的看法，它不是什么正式的调查书或裁判词。”（《赵超构文集》第二卷，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759—760页，以下不标明出处的都引自此书）近60年后重读《延安一月》，我不无吃惊地发现，短短43天的走马观花，33岁的赵超构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洞察了许多细致入微的真相，在整个民族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沉重代价后，尤其让人有恍然大悟之感。

　　毛泽东的号召：“ 魅力有如神符”

　　尽管毛泽东和他们的谈话始终围绕着 “民主”这个中心议题，“我当时想，假如把毛先生这一番关于民主的谈论摘出来，放在重庆任何一家报纸上做社评，也不至于引起特别感觉的。”（645页）但在赵超构的眼中，“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习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在他的行动中，《资治通鉴》和列宁史丹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647页）早在1944年的延安他就已登上“神坛”：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毛泽东目前在边区的权威的绝对的。共产党的朋友们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于毛氏却用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的题字。今年春节，延安书店所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不仅超过其他要人的图像，而且是两三倍的超过。

　　‘毛主席怎样说’虽然不是经典，但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依然是边区干部动员民众的有力口号。……口号标语是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有力武器，而毛先生所提的口号，其魅力有如神符，在工农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646—647页）

　　“思想标准化”

　　以一个新闻记者的敏锐，赵超构发现——“除了生活标准化，延安人的思想也是标准化的。”（654页）人们对生活问题、政治问题等的看法几乎都“千篇一律”，人们的思想“刻板一致”，“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他们所答复的内容，总是‘差不多’。” “他们的思想，不仅标准化，而且定型了。”连“他们对于国内外人物的评判，也几乎一模一样，有如化学公式那么准确。”（654页）“就是他们的私生活态度，也免不了定型的观念，甚至如恋爱问题，也似乎有一种开会议决过的恋爱观，作为青年男女的指导标准。”（655页）这还算不上什么，更奇怪的是，他们一致否认“思想标准化”并非出自“党和政府”的直接管制，而是他们“认识一致”、“理解一致”。

　　在物质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延安，“最缺乏的空气是‘学院气’或‘书卷气’”并不值得奇怪。延安“摈弃了学院派的学说”，除了向“马恩列史”学习，“但也可以说他们的理论水准，将以马恩列史的理论为最高的界线。这结果，免不了要形成偏狭的思想，并且大大地限制了知识的发展。”（656页）这是一个“思想标准化”社会的必然趋向。

　　“不像女人”

　　延安的女性算不上一个特殊群体，她们几乎已完全融入这个高度“革命化”、“一致化”的男性社会。“由于党性，同志爱必然超过对党外人的友谊；由于党性，个人的行动必须服从党的支配；由于党性，个人的认识与思想必须以党策为依归；由于党性，决不容许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独立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661页）毫无疑问，在那里，党性高于人性，尤其是“从那些‘女同志’身上，我们最可以看出一种政治环境，怎样改换了一个人的气质品性。”（662页）

　　“所有这些‘女同志’都在极力克服自己的女儿态。听她们讨论党国大事，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比我们男人还要认真。恋爱与结婚，虽然是免不了的事情，可是她们似乎很不愿意谈起。至于修饰、服装、时髦……这些问题，更不在理会之列。”（同上）

　　她们以“不像女人”为荣，“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是她们执拗的回答。“政治生活粉碎了她们爱美的本能，作为女性特征的羞涩娇柔之态，也被工作上的交际来往冲淡了。因此，原始母权中心时代女性所有的粗糙面目，便逐渐在她们身上复活了。而我们也可以从她们身上直感到思想宣传对于一个人的气质具有何等深刻的意义！”（663页）

　　赵超构发现，“至于女党员的丈夫，那就一定是有党籍的人；女党员嫁给非共产党的男人，可以说绝对没有。”（662页）在那个时代无数有关延安的报道中，像这样细致而锐利的眼光还是罕有的。他曾以很多笔墨写到丁玲，在文艺界座谈会后的午餐上，“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当甜食上桌时，她捡了两件点心，郑重地用纸包起来，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解释道：‘带给我的孩子。’然后非常亲切地讲了一阵孩子的事情。只有在这时，丁玲露出了她母性的原形。”（670页）

　　他终于目睹了一个几乎完全男性化的女作家“保留住最后一点女性”，这也是他为历史留下的一个生动细节。

　   对鲁迅“敬而远之”

　　“在延安，形式上的检查制度是没有，替代它的是作者自动的慎重和同伴的批评。我知道延安人所说‘批评’的意义，就是用多数人的意见来控制少数人，在主观上作家似乎不受干涉，可是敢于反抗批评的作家，事实上也不会有。所以，延安人自有理由说他们没有检查制度，而我们也可以说延安有一种批评的空气，时在干涉作家的写作。”（692页）

　　“延安有许多事情出乎意料之外，比如鲁迅的作品，我们总以为是应该大受延安人的欢迎的了，而事实上则并不流行。”在延安的各个书店中，文艺书籍印得最多的是秧歌和其他通俗读物，还有高尔基的书，“鲁迅的作品，我非常奇怪，竟是一本也没有。”尽管延安文艺界尊崇鲁迅，“然而在目前的延安却用不到鲁迅的武器。鲁迅的杂文，好像利刃，好像炸弹，用作对付‘敌人’的武器，自然非常有效；可是，如果对自己人玩起这个武器来，却是非常危险的。”（677页）

　　1942年，王实味因一纸杂文“野百合花”闯下大祸，从那以后延安文坛对鲁迅只能是“敬而远之”了。除了“鲁迅艺术学院”和高岗书架上看到过一部红面精装的《鲁迅全集》之外，“我们实在看不到鲁迅精神在延安有多大的权威。他的辛辣的讽刺，他的博识的杂文，并没有在延安留下种子来。唯一的理由，就是目前的边区只需要积极的善意的文艺，不需要鲁迅式的讽刺与暴露。要是需要的话，那也只有在对‘敌人’斗争的时候。”（678页）

　　在“生活标准化”、“思想标准化”的延安，没有“检查制度”是因为不需要检查制度。这位记者率直地对丁玲她们说：“我感觉这里只有共产党的文艺，并没有你们个人的作品”， “为了大家服务，应当放弃个人的主观主义的写作。”（668页）这是丁玲的辩护。鲁迅虽然被奉在高高的“神坛”之上，鲁迅的作品却并不流行，书店里找不到一本他的书，一句话，延安不需要“鲁迅精神”，“延安文艺政策的特色，是多数主义、功利主义、通俗第一，一切被认为‘小资产阶级性的作品’，尽管写得好，这里是不需要。”（692页）

　　王实味的“认罪”

　　当赵超构见到“以‘野百合花’闹出问题来的王实味”时，他说：“这种意外的会见，颇使我一时失措，因为我想不出适当的话来和他交谈。……王实味却先开口谈起他自己的事情来了。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着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问到他最近的生活，据说还‘在休养中’。据我的观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们会面的时候，也还是掩饰不了的。要说‘野百合花’事件在他心理上没有留下一点创伤的疤痕，那是不可能的。”（698页）对此，他终生难忘，四十多年后，他还写了《说说王实味的事情》：“王实味就是一个以言取祸的先例”，“比起‘文革’牛棚里的人是老前辈了。”“直到十年内乱中，我还不时想到王实味那副被整跨了的认罪表情。”

　　这些独特的发现，显示了一个独立的新闻记者的眼光。对此，毛泽东打心底里并不高兴，1945年8月底，他们在重庆再次见面，毛当面说他“是个自由主义者”，其实这是婉转的批评，但在赵超构当时听来无异是最大的褒奖。当然毛也肯定他在重庆这样的地方写《延安一月》这样的文章“不容易”。

　　“新民主主义”

　　让后人最为吃惊的是，赵超构透过林林种种的表面现象，一眼洞见了“新民主主义”和延安政治背后实质性的问题——

　　“依我个人了解，新民主主义的国体观念是富有弹性的，……主要的一点是依着客观情势，确定某阶级是‘革命’的，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而伸缩联盟的范围。”（754—755页）

　　“我们最好的态度，是将‘新民主主义’看作是共产党目前的‘政策’或‘政略’，而不要相信这就是共产党的‘主义’。主义是有永久性的，它代表一种深远的理想，而新民主主义则不过是共产党在未能实行共产主义时的某一阶段的政策。……

　　说到‘新民主’与我们所习见的旧民主的不同，重要之点在乎国体观念。我们的民主观念是以整个的国民为主体的，不分阶层与宗派。新民主主义摈弃了‘国民’两字，而正式以阶级为主体，因此有‘什么阶级和什么阶级的联合专政’等等的名词。

　　以‘旧’民主的眼光来看延安的‘新民主’而判断其民主程度，我以为：在社会民主化方面，延安人的确有了一些成就，至少农工兵的自尊心是提高了，肉体劳动是成了风气了，两性平等也确定了，干部不复有摆官架子的机会了，在吸引民众参加公共生活一事上，延安人从老百姓所最关心切己的生产运动出发，教会了他们开会、讨论和组织。但是，狭义的政治方面的民主，则尚须保留评判。独家经营的《解放日报》、唯一存在的共产党、行政官兼理的司法、各党派没有竞争机会的选举，这从旧民主的标准看来，都还是缺憾。”（756页）

　　从1936年到1944年，有多少中外记者曾访问延安，这些深刻的问题，埃德加·斯诺没有发现，范长江没有发现，俞颂华没有发现，有了这些发现，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就不仅属于新闻史，而且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2552

     下面的三个研究，都是对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考察。这三个研究所选择的案例和分析的角度，都各自不同，但却在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当前中国农村中乡镇、村庄和农民三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或者说是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别要说明的一点是，在这些研究中采用了一种共同的研究策略，即“过程-事件分析”。应当说，这些研究的进展过程以及所获得的研究结论，特别是对上述三个行动主体互动关系中那些微妙之处的洞悉，更进一步说由此获得的对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与这种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的使用是有直接关系的。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先来简要说明“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然后来讨论在这三项研究中使用这种策略所得到的一些独特结论。
　　一、面对社会生活的“隐秘”
　　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们一直在从事有关农村的研究。尽管没有正面面对一般人们称之为“农村基层政权”或“农村基层组织”的问题，但这些研究却往往与上述问题有着或是直接或是间接的关系，同时也由此接触到一些有关这一问题的经验材料和学术界已经积累起来的研究成果。然而，所接触到的这些材料，特别是在实际田野研究中所形成的种种感觉，在我们的头脑中逐渐积聚成一个巨大的谜团。几年来，我们时时被这个谜团困扰着，由此也就产生一种冲动：如何解决这个谜团？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和解决这个谜团？
　　这个谜团在最直接的层面上表现为一个古典而现实的问题：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更具体地则表现为一种悖论，就中国目前农村中国家的存在状态而言，结构特征与效能之间存在的明显的不对称性。即它的组织结构特征与它能够做到的事情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不对称。而在这个悖论的后面，则存在一系列需要解释的现实与理论问题。让我们从解释这个谜团入手。
　　尽管现在也有人试图将“自主性”、“农民的非正式反抗”这样的概念引入对改革前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理解，2而且这样的解释也确实可以增进对当时农村社会生活更为全面的解释，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国家对农村社会生活的控制是相当严密而有力的。这种严密控制的基础，是总体性的国家制度和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然而，我们都知道，发生在80年代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以及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和运行的方式。国家制度的改革正在逐步消褪着过去无所不在的总体性特征；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不仅淘汰了过去的集体经济，而且也直接导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于是，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出现了，这就是国家在农村的弱化和衰败。也有人将其称之为国家从农村的撤退。换一个方面角度来说，则是农村基层组织的涣散与瘫痪3。对此，无论是在学术研究的报告中还是在新闻媒体上，都有许多的报道。人们由此所看到的是一种国家对农村社会生活的控制已经相当有限甚至是无力的情景。我们在农村调查时也常常接触到似乎可以印证这种描述的场景。许多乡镇干部或是忙于乡镇企业的经营活动，或是打牌赌博、大吃大喝，或是无所事事、迟到早退；一些村庄的干部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开过党支部会和村委会了，甚至村里的主要干部都已经外出打工去了。在1996年，全国第一批整顿的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村党支部就多达5.5万个（见《人民日报》1996年6月25日）。按说，在这样的组织结构特征之下，国家对农村社会生活将会失控，国家的意志在这里将会很难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
　　然而这只是一方面的图景，而在农村社会生活中，我们还会看到同时存在的另外一种图景。即在这样的一种组织结构特征之中，国家对农村社会生活也并没有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意志在农村中仍然基本得到了贯彻执行。4熟悉农村生活的人都会知道，作为国家机构最低一层的乡镇政府要村庄去做的，或者是村庄对农民要做的，主要是定购粮的征收、三提五统款项的收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我们可以将这些看作是在农村中国家意志的“最实在”的体现，或者看作是国家控制农村的指标。这些事情对于乡镇而言，是行政任务，而且是最棘手的行政任务；对于村庄干部而言，不但无法从中得到利益，而且要得罪人，并且得罪的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邻；对于农民而言，这些事情无疑是消极的，并且不时发生种种的抗拒活动（在我们所做的定购粮收购的个案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应当说，这些工作有着极大的难度5。但尽管如此，就全国的情况而言，虽然在实现国家这些意志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种种的问题（如农民的抗拒和政府的强迫，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逼死人命的事件），但可以说，该征的粮食基本都征上来了，该收的钱基本都收上来了，控制生育的目标也基本达到了。也就是说，国家的意志得到了基本的贯彻和执行。如果说在农村中政府已经处于一种相当衰败的状态，对这种结果如何进行解释？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工作中的难度，就不会将这个现象简单地解释成一个软弱的组织结构在完成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如果反过来说，能够根据国家的意志得到基本贯彻执行的结果，就断言国家在农村中的存在仍然是相当强有力吗？恐怕也不能。因为组织结构的软弱与涣散毕竟是一个相当普遍而严重的事实。
　　由此可见，无论是组织结构的软弱涣散还是国家意志的有效贯彻，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也就是说，事实展示出来的是一种双重的情景，而这双重的情景在理论上是相互矛盾的。如果说，从组织结构特征上推断不出如此的绩效结果，那么这种绩效结果是从何而来？反过来说，这样的绩效结果又能够说明组织结构怎样的特征？对此，恐怕很难得出一些简单的结论。而在这个悖论的背后的，实际上是有关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生活中一系列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如在市场体制背景下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取代人民公社体制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农村社会生活基本框架？在这种框架之下，农村的社会生活是如何运作的，农民是如何生活的？村庄还构成社会生活的一个共同体吗？农村社会是如何进行整合的？谁在支配和控制着农村的社会生活？国家在农村中的作用是怎样的，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并以何种方式存在？目前的农村是仍然处于国家的有力控制之下，还是成了一块自治的天地？现在的乡镇还能够实现对村庄和农民的控制吗？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着这样的控制？农村或者说农民，现在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与国家发生着联系？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透彻的说明，就不能解释上面的悖论，也很难真正理解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
　　若干年前，当我们在农村中从事其他课题研究的时候，就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些问题虽然重要，但确确实实是相当难于回答的。之所以如此，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与城市中的社会生活相比，农村中社会生活程式化和模式化程度是很低的。也就是说，缺少一成不变的正式程序和正式规则。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存在这样的程序和规则，有时也不会真正起作用。相反，一些重要而敏感问题的解决，往往要采取非正式的方式或相机处置的弹性手段。即使是政府的行动也是如此。举一个例子来说，城市中的税务人员在各个企业中收税的时候，可以使用千篇一律的方法和语言；而你到农村中去看看那些基层干部是如何在农民中收取各种税款的：几乎每人使用的方法和说辞都各不相同（这在我们所做的定购粮收购的个案中可以看得相当清楚）。因此，与城市的生活相比，农村的生活更象是一种“魔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处于“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而远不象一个成熟的体制下，社会生活是高度确定的6，这样就造就了更强的不确定性。
　　这使我们不禁想到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尔·布迪厄的这样一段话，“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对社会的运作进行科学分析。法国一位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说过：‘科学必须发掘隐秘’，这就是说，既然有一个研究社会的科学，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发掘隐秘，特别是统治者不愿看到被揭露的隐秘”（布迪厄、哈克，1996）。上述的悖论与矛盾，隐藏在背后的种种微妙因素，就构成了我们所正在面对的“社会隐秘”。而且，已有的研究成果在进行这种解释上的不成功（包括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以及我们在力图进行这种解释的时候所出现的无从下手的感觉（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已经对其中一些可能真正起作用的因素有模模糊糊的感受，但又无法将之纳入分析框架之中的感觉），使得我们不得不去怀疑，我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有问题。换言之，那些我们惯常使用的方法对于解释这样的问题是力不胜任的，或者说是不得要领的。
　　因此，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寻找一种方法，一种能够将再现复杂而微妙的事情并能够对其进行清楚解释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研究策略。维特根斯坦说，“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转引自布迪厄、华康德，1998。P1）。然而也正如维特根斯坦接着说的，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但是，在进行其他农村生活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一种方法可以将这种“微妙性”“连根拔起”，这就是观察人们的社会行动，特别是由他们的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甚至也可以说，这种“微妙性”也正是隐藏在人们的社会行动，特别是事件性过程之中。这是在正式的结构中、在有关的文件上，甚至在笼统的“村庄”和“乡镇”社区中很难见到的东西。我们将这样的一种研究策略称之为“过程-事件分析”。而研究的目的，就是对这样的事件与过程，进行叙事性再现和动态关联分析。
　　二“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
　　农民生活的智慧启发了我们。比如，我们来到一种村庄，研究村民们互相之间的社会关系。我们怎么才能发现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存在于什么地方？一些农民在一起抽烟聊天，我们从中能够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吗？在那种场面中，我们甚至无法看出谁和谁是父子，谁和谁是兄弟；我们能够从村民在互相见面打招呼所使用的称呼中洞悉他们之间的关系吗？也相当困难。我们很快会发现，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人们一般都是以“叔叔”、“爷爷”、“嫂子”、“大娘”互相称呼着，同姓的是如此，不同姓的也是如此，关系好的如此，关系一般的也是如此。从这里，你能够看出他们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吗？很难看得出来。怎样才能看出他们的亲疏远近？农民自己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只有当有事情的时候，才能看出谁和谁远，谁和谁近。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有事情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时候，真正的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地展示出来。这启示我们，我们的关注点，也就应当放到这种“有事情的时候”。这种“有事情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一种可以展示事物逻辑的事件性过程（俗语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当中的“打虎”和“上阵”就是可以展示真正父子兄弟关系的事件性过程）。关注、描述、分析这样的事件与过程，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动态的解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
　　如果我们将社会学看作是一门科学，看作是一门揭示和解释社会生活那些“隐秘”的科学，那也就可以说，“过程-事件分析”，是展示这种微妙性的一种合适的方式。当然，布迪厄赋予社会“隐秘”更多的是批判的含义。但即使是从纯粹理解和解释的角度来说，揭示社会隐秘也是社会学取得对社会的了解和解释的关键。当我们说这样一类社会现象的微妙和隐秘的时候，至少有这样的几层含义。其一，是不确定性，即在因素与因素之间、事物与环境之间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联系。其二，是静态结构中的不可见性。而这样的因素很可能就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解释变数。当福柯从正式的、政治含义的权力转向象毛细管一样遍布全身的“日常生活权力”的时候，当布迪厄在以传播知识自命的教育体制中寻找其再生产社会的等级结构的时候，当格尔兹从巴厘岛的斗鸡游戏中破解其意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孜孜不倦的努力。正如有人概括的那样，在福柯、德勒兹、瓜塔里有关权力与支配的研究中，人们可以看到，“他们三人都认为将支配的微观结构加以理论化是最重要的事情”（Best and Kellner，1991）。为什么将“支配的微观结构加以理论化”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在这里隐含着真正统治的要义，隐含着统治的真正的密码，而这样的要义和密码，是以一种相当隐秘和微妙的状态存在着的。要截获和破解这样的隐秘或社会生活的密码，就迫使人们由宏观的结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转向塞尔杜（De Certeau）所说的的“微小实践”（minor practice）(De Certeau 1984)，即一种构成社会生活基础的社会过程。社会“隐秘”往往就隐含于其中。
　　之所以要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从方法论上说是由于静态结构分析所存在的局限，这或许可以称之为结构上的不可见性。因为在静态的结构中，事物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这一事物在与不同的情境发生遭遇时所可能发生的种种出人意料的变化，都并不是前在地存在于既有的结构之中。相反，只有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这些东西才可能逐步展示出来。而且，常常有这样的这样的情况，一事物究竟在过程中展示出什么样的状态，甚至有时完全取决于有什么样的偶发性因素出现7。这种结构上的不可见性，划定了静态结构分析的边界与局限。“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则意味着，过程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解释源泉或解释变项。如果说，从结构到绩效结果，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的话，过程因素的加入，则导致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因果关系。而且从一种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它超出了因果关系的传统视野（即动态情境的视野）。
　　“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的最基本之点，是力图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任何研究策略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描述与分析两个方面。描述的任务是再现，分析的任务是解释，而描述是分析的基础8。“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基础，是对于描述方式的强调，即强调一种动态叙事的描述风格。这就意味着，首先需要将研究的对象转化为一种故事文本。这里的关键，是将研究的对象作为或者是当做一个事件性过程来描述和理解。比如，现在人们关心“下岗”问题。静态的结构分析会告诉我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总共能提供多少个就业机会，现在的劳动力人口有多少，两者的差额就是失业或“下岗”。而从“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来看，则首先是将下岗看作是一个事件：在公元1990年代，这样的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件叫做“下岗”的事件性过程，这个过程是由许多更小的事件构成的。然后，通过对这个事件性过程的描述和分析，来揭示“下岗”这样一件事情中那些更为微妙的逻辑和机制。如此说来，这种研究策略收集资料的方式与传统社会学中的个案资料收集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这种个案必须是一种动态的由事件构成的过程。这源于我们的一个基本假定，即不同事物或一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只有通过事件或过程才能比较充分地展示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任何的过程和事件都适合作为这种研究策略的对象。格尔兹在研究巴厘岛的斗鸡游戏时，使用了“浅层游戏”和“深层游戏”两个概念。“浅层游戏”是指那种小规模的、为了物质性的获取而进行的游戏，而“深层游戏”则是大规模的、以荣誉为目标的游戏（“深层游戏”deep play这个概念是格尔兹从边沁那里借用过来的）。我们似乎也可以将这样的一对概念运用于对广义的社会生活游戏的分类和分析。我们可以说有些社会过程是属于“浅层游戏”，而有些社会过程则是属于“深层游戏”（从不同的角度看，深浅的标准不会是固定的，但就某一个特定的研究角度而言，这种标准则是相对明确的）。能够作为“过程-事件分析”对象的，就是能够真正展示事物深层逻辑的那些过程和事件。
　　“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当然首先是一种看待社会现象的角度或策略，但事实上也涉及到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有关社会事实性质的假设。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事实的。但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事实，社会事实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而社会学研究策略和研究方法的使用往往需要与关于社会事实性质的假设相一致。在传统上，人们往往将社会事实看作是一种固态的、静止的、结构性的东西（在涂尔干那里是一种集体表象）。因而，所采用的社会学研究策略和研究方法，也就必须适合对这样的静态特征进行观察和描述。相反，“过程-事件分析”则涉及到对社会事实的一种截然不同的假设，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研究策略意味着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在这里也许应当说一说印象派画家给予我们的灵感和启示。人们从梵高的画中能看到什么？最深刻的印象是空气、云和阳光都是流动的。在《梵高传》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梵高初次接触到印象派绘画时感受到强烈的震动，他领悟了使绘画发生如此彻底改革的一个简单方法。这些画家使他们的画上充满了空气！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在学院派看来，空气是不存在的，空气只是一块空白的空间，他们只是把生硬的、固定的物体放到这个空间里。温森特瞪着自己的油画，天哪，它们是那么晦暗、阴沉、笨拙、乏味而又死气沉沉。这些新人！他们竟发现了空气！发现了光和呼吸、空气和太阳；他们是透过存在于这震颤的流体中的各种数不清的力来看事物的。他们描绘流动的、透明的空气，按照他们自己的性情、透过他们作画时所置身在内的、被太阳照亮的空气去观察一切，这些人简直象是开创了一门全新的艺术。“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在对待社会现象的时候，就如同印象派画家将空气和阳光看作是流动的一样，将社会现象看作是流动的、鲜活的、在动态中充满着种种“隐秘”的。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即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有学者认为，现在社会学正面临着解释逻辑的三个转变：从单元到情境，从性质到联系，从因果到事件。在社会学中，对于社会互动过程的强调，体现出这样的一种关怀：赋予社会现象以能动的特性，从而克服静态结构分析的死板和僵硬。而在具体的互动过程分析中，也都非常强调“情境”(situation)和“场景”(setting)的因素。然而，我们这里应当注意到，尽管互动理论重视了动态的因素，但他们所说的情境和场景，基本都是共时性的，而缺少时间的与历史的维度。但互动论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单元与情境之间的联系。如果从这样的一个思路出发，我们或许也可以将“过程-事件分析”中的相联系的事件，看作是互为场景或情境的（这里所使用的这两个概念已经与这两个概念的本意有了一定的区别）。不过，这样的情境或场景，不是静态的、共时性的，而是动态的、历时性的。这样，就可以将历史的因素注入到社会互动的过程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说，“过程-事件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因果关系分析的超越。在因果分析中，存在着一种抽象的因果逻辑，并使这种逻辑具有一种决定论或目的论的色彩。而“过程-事件分析”则强调事件之间那种复杂有时纯粹是偶然或随机的联系。这样的联系并不完全对应一种严格的因果关系。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与一般的历史分析是不同的。换言之，历史分析并不一定是“过程-事件分析”。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也不乏以历史的眼光来对待和描述研究对象的，大到一个社会（甚至世界体系，如沃勒斯坦那样），小到一个社区，或者是某种分门别类的社会现象。甚至是直接描述其历史的进程，以及在不同历史上的演变，抑或是历史的比较分析。但如同我们在这样的研究中每每见到的，这些研究尽管对待的是历史，是历时性的现象，但分析和描述的方式却是静态的。比如在某一个年代或时期社会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到了另一个年代或时期又是什么样子的。尽管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过程，并不是通过过程来体现的变化。如同录相机中的慢镜头，或性能不好的影蝶机放出的盗版盘的影象一样，每一个画面都是跳动而停顿的。“情节”是由这些跳动而停顿的画面编织出来的。因此，可以说，这样的历史分析，提供的并不是一种连贯而流畅的过程，其在每一时段上的事件仍然是静态的，展示出来的只是众多静态事件所构成的序列。而“过程-事件分析”，所追求的则是追求一种对事物过程的连贯与流畅的描述与解释9。
　　三、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看作是一种过程
　　这里的三项研究，所面对的无疑是一个相当传统或古典的问题，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SSR）。在有关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研究中，这样的理论视角仍然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如在Andrew Walder, Jean Oi和Vivinne Shue等人的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基本的叙述框架。原因在于，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农村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实在是一个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内容。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换言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静态的结构，还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凝固在有关的正式规则和程序之中，还是存在于有关各方的持续不断的互动之中？究竟是将其看作静态的结构才能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状况，还是将其看作动态的过程才能更好地获得这种理解？这里的三项研究，由于采取了“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因而不约而同地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采取了这样的一种理论假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动态的、流动的，就如同梵高眼中和笔下的阳光和空气一样。因此，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理解其中的微妙机制，就应当从这样的一种眼光出发，使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来追逐“过程”与“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微妙之处。可以看出，这三项研究都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农村国家与社会的笼统而静态的结构上，而是努力通过对具体的事件过程的分析，来揭示乡镇、村庄、农民三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孙立平和郭于华的《软硬兼施：华北B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一文，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北方一个镇定购粮收购过程研究。当然我们能够注意到，研究者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定购粮的征收这样一个政策性的问题，研究者所关注的是定购粮收购的过程中，乡镇、村庄和农民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从对这个事件的过程分析中可看出，这三者都介入了这样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而在这样的一个互动过程中，乡镇干部采取了一种令人们多少感到惊讶的“工作方式”，即将社会中的非正式因素大量运用于正式权力的行使过程之中。当一个代表国家的乡镇干部，面对一个在中国的乡土文化中享有“倚老卖老的特权”、甚至可以装病装死的老人的时候，已经不仅仅是国家与农民的面对了，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正式的国家权力因素与一种本土性的文化因素的遭遇。而由于后面一层意义上的遭遇，前者有关国家与农民或国家与社会的那些应有的正式规定，被弄得混乱不清。征收定购粮的工作，就是在这样一种混乱不清的背景下进行的。通过文章中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本来在国家正式权力中根本不存在的那些非正式因素是如何进入正式权力的行使过程的，以及国家的权力在农村中是如何现实地行使和运作的。定购粮收购过程的案例研究表明，在目前的中国农村中存在一种独特的权力使用方式，即正式行政权力的非正式使用方式。这种使用方式不仅大大模糊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而且也使得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如果不能关注这种在动态的事件中才能凸现出来的因素，对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描述和解释就只能停留在一种非常肤浅的和非常表面的层次上。
　　马明洁和孙立平对燕乡以行政手段推动种植洋香瓜过程的分析，则给予了我们一个机会，使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乡镇政府的行政权力还有多大的威力，基层政府和村庄还有多大的能力对农民进行社会动员，进行这种动员的时候使用的何种资源和方式，其动员能力又是何种程度和范围上受到限制。应当说，这是面对了一个许多人都关心但又不是很容易解释清楚的问题。燕乡种植洋香瓜的事件，使得我们可以对国家在农村的动员潜能重新加以认识。如同该文的描述所表明的，在种植洋香瓜的事件发生之前，燕乡也大体可以属于“组织软弱”的那种状况。然而，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却发生了，而且从上面的分析看，这种动员的力度非常之强。这使得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在国家的动员能力已经基本丧失的表面现象之下，这种体制仍然具有一种相当强大的动员潜能。只不过，这种动员的潜能要转化为实际的动员能力，还需要其他的条件。动员能力从潜在状态到现实状态的转变，是在一系列的事件性过程中发生的。“大参观”、“换气候”、“万人大会”，就是这样一些关键性的事件性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键性事件并不是凭空发生的，无论出外出参观，万人大会，还是河口村的党员带头，我们都可以从中依稀看到组织因素的作用。这使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在通常的情况下，某些结构和组织只是作为一种无为的要素而存在，换句话来说，它只是存在着，而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对于这样的因素，人们往往会忽视它的存在。从整个动员的全过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动员能力从一种潜在的状态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状态，是与一种极为重要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一种利益共同体的形成。这种利益共同体并不是先在地存在的，而是不断营造出来的。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乡政公司化”这一措施的重要作用。“乡政公司化”一方面使得原来软弱的行政系统转变为强约束、高效率的公司性结构，另一方面使得原来软弱行政系统中的官员成为高效率的公司中的职员或承包人。这两个方面的转变，对于农村中国家与农民间关系重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也许可以将这样的一种动员方式称之为经营式动员。这是一种与改革前的组织化动员截然不同的动员形式，尽管其具有某些组织化动员的外部特征。更重要的是，与组织化动员不同的重要之点是在于，这种经营式动员方式本身就是一个动员能力的再生产过程。从中我们也许可以领悟到，笼统地说当今农村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有多大，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甚至影响动员能力的结构性条件，我们也只能作为一种基本的背景来看待。因为真正的动员能力大小，还取决于能否在动员的过程中再生产它，甚至创造它。
　　应星和晋军对大河电站引发的移民上访事件的描述和分析，则为我们提供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一种更为微妙的情景。在这样一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问题化过程”。当由于修建水库而淹没或冲刷了耕地的时候，“问题”本身就已经自然地存在了。但自然存在的问题，并不意味着进入“解决的日程”。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访的农民一方，目标是使得由于建电站造成的耕地损失以及由此提出的赔偿要求，能够成为一个“问题”，即成为一个被政府承认并加以解决的“问题”。而在政府一边，则面临的是对问题的接受和以政府的方案加以解决的问题。从具体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从一般性的反映，到以精英为主导的结构性上访，体现了对这一目标的追逐。而政府在一开始，是力图以“推诿”的方式否定“问题”的存在，然后是在上访事件的推动下，寻找一次性解决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两个过程的交织，可以看到国家与农民之间一种极为复杂的互动关系。此外，这个研究关注了从消极农民到中央对这一过程的参与，特别是积极农民-上访精英的作用。大河电站上访事件研究表明，国家与社会的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化的，这个事件涉及到从消极农民、积极农民、村庄干部、区乡干部、县政府、地区政府、省市政府、中央各个层次，其中很难将这些层次简单地归结为国家和社会两方面，至少可以归类为受损者（农民、村庄）、无直接责任基层政府（区、乡、县）、责任主体政府（地区）、超越层次政府（省、中央）四个行动主体。这四个行动主体的取向都是各不相同的。受损者关心的是补偿、无直接责任基层政府关心的尽可能的农民利益和“不出事”、责任主体政府关心的是补偿与收益的平衡、超越层次政府关心的是“安定团结”。其互动的过程就更为复杂。
　　这三个案例，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和理解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有意义的洞察和启示。首先，如同本节的题目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动态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三个个案所展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结构或状态，不如说是一种过程。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一种动态过程中，静态上可以认定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以及二元双方各自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模糊和混淆了。在原有的国家与社会的研究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双重的二元对位。一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一是正式与非正式的二元。人们往往假定，这两个二元是一种重叠对位的关系，也就是说，国家是正式的，社会是非正式的。但从上面的三个案例研究来看，这种重叠的二元对位是过于简单化的。在定购粮征收的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是如何将本土性的非正式因素纳入国家正式权力的行使过程的。而在大河电站的案例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农民通过种种的策略，来巧妙地运用政策、政府等本来属于国家的正式因素的。因此，在国家那里，我们看到了非正式因素的作用，而在社会那里，我们也看到了对正式因素的运用。
　　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对于前述组织结构特征与运作的的绩效结果不对称的解释。现在，让我们来正面面对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所提出的结构特征与绩效结果的不对称性问题。在种植洋香瓜的个案中，我们看到进行这样一种社会动员的组织结构性条件是相当不充分的。乡党委书记宋是一个外来人；他面对着多方面的反对意见；许多村级组织处于一种涣散甚至瘫痪的状态（在1994年的时候，该乡34个行政村中就有7个党支部处于“基本瘫痪状态”）。更重要的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他并没有强迫农民种植什么不种植什么的权力（农民有自主经营的权力）。然而这里让人感兴趣的，组织结构性条件的缺乏并没有构成对社会动员不可克服的障碍，真正起了作用的是他开启的一个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成功地利用了资源已经有限的行政框架，然后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中，营建了一个行政-利益共同体，从而形成了经营性社会动员的基础。给各村发放参观补助制定种种的奖惩措施使得村级的干部被捆绑到这个共同体中来；带头集资使乡干部与洋香瓜种植建立了一种利益的联带关系；通过整顿班子消除了组织上障碍；而对于农民则恩威并施。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为进行社会动员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创造出来了，一件似乎不可能作成的事情终于作成了。定购粮收购的个案则有所不同。乡镇干部拥有征收定购粮的充分的合法性基础，并且拥有行政权力所赋予的强制手段。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这种权力却缺少充分行使的条件，而且乡镇干部似乎也并不倾向于频繁而充分地使用这种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国家的正式权力，完成定购粮征收的任务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在定购粮收购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加入进来了，这就是根植于地方性文化基础之上的非正式因素。镇里的干部们通过巧妙使用这种本土性资源，使得不愿意交纳定购粮的农民处于一种相当不利的地位（乡镇干部国家干部的身分和本土性特征，使得他们成为一个相当特殊的官员群体）。从这里的三项研究中可以看出，过程本身存在的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体制和组织结构的缺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基本控制以及国家意志在农村的基本贯彻执行。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状况，只能从其运作的过程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当然，如果我们关注这个过程的话，还可以注意到一个重要因素的作用，这就是农民的认同。在定购粮征收的研究中，我们就发现，农村对于国家的税收、定购粮和乡镇收取的其他费用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皇粮国税都应当交”。在其他的地方，农民甚至提出了这样的一句口号：“皇粮国税一分不少，苛捐杂税一分不交”。这也是为这个过程所不可缺少的因素。简而言之，能够解效能的，并不是组织结构的特征，而是过程本身，是作为相对独立的解释变项的过程因素。
　　“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目前国家在农村所处的这样一种尴尬的位置，同时从理论上来说，也有助于克服这一研究中一直存在的本土性视角与国家中心视角的对立。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或多或少地受到两种理论模式的影响，一种可以称之为整体论模式，一种可以称之为本土性模式。前者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中心论。这种模式表现为：强调党和国家机器的压倒一切的作用，强调正式体制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不承认自主性社会生活的存在；认为不存在独立的社会力量和大众文化，民众是被动的，民众的反抗如果不是没有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在压倒一切的党和国家的支配下，社会生活是整齐划一的；变革的动力来自党和国家机器的推动。80年代以前的研究，基本体现着这样的一种理论取向。而本土性模式的形成，最初来自于对整体论理论模式的批判。这种批判由来已久，先是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接着是新制度主义和地方性模式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共产主义国家改革初期就充分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改革热情，使人们关注原来似乎被忽略的那些“处于休眠状态的细胞”。于是，新制度主义模式出现。在对于苏东和中国共产主义时期社会生活的研究中，新制度主义模式表现出对于如下因素的关注：经济的和社会的因素；相对于正式体制的非正式因素；相对于上层精英的从属群体和大众文化；非正式反抗的作用（孙立平，1997）。而在国内学术界，受格尔兹“地方性知识”概念的影响，则出现了一场“寻庙运动”10。这些学者强调的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地方性知识的作用，而这些地方性知识往往是与传统的血缘格局、地方宗教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努力很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探寻出一个“传统的庙宇”。而几十年的共产主义时期的生活经历，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甚至连国家的因素本身，都不存在了。
　　这样两种理论模式的问题是明显的。而应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来研究当代中国农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则有助于我们克服这两种模式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因为在一种事件性的过程中，无论是国家的因素还是本土的因素，无论是正式的因素还是非正式的因素，无论是结构的因素还是文化的因素，都介入了进来，都融入到这样的一种过程之中。事件和过程所展示的不是某个片面的一方，而是他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而且，就这些因素的关系而言，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一种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
　　四、一个附带的问题：研究的单位
　　附带应当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即研究单位的选择问题。
　　如前所述，有关当代中国农村的研究，经常给我们提供两种有关当代中国农村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图景。一种是乡土性的画面。在这样的研究中，村庄往往被作为一种自治的实体加以描述，多将其看作是一种相对自治的社区结构。他们强调的是本土性资源对于这种自治性所起的作用。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田园式的风光。而在这样的描述中，国家的因素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抽离了。这样的村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治的、传统的、田园式的形象。另一种画面，则截然相反，国家仍然是绝对的控制者，特别是由于集体的历史遗产以及集体的村办企业所形成的经济基础，国家仍然是农村社会生活的主宰。人们从这种画面中看到的是，国家的权威与权力的威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和差异？当然有许多的原因，如地区间的现实差异等。但除了这样的现实原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研究单位的选择。过于强调国家因素的研究往往以乡镇为研究单位，而过分强调本土资源因素的研究往往以村庄为研究单位。
　　Jean Oi在分析改革前中国农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特别强调了研究单位的重要性。她认为，为了说明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必须对村庄这一研究单位给予足够的强调。她认为，村庄是处于国家与社会交叉部的一种特有的组织单位, 农民在这个地方从事生活和工作, 收成在这里收获和分割, 农民在这里获得收入和分配的物品, 国家也在这里征购粮食。正是在村庄这样一个舞台上，国家与社会相遇了。因此，村庄（实际她说的是生产队，而与生产队相联系的往往是自然村而不是行政村）是分析当时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适的单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同意在现在仍然将村庄作为单位来研究单位是最适宜的。这里引用Jean Oi的看法是为了说明研究单位选择的重要性。实际上，正如上面的讨论所表明的，对于研究单位可以有多种选择，而选择不同的研究单位，对于所得出来的结论会有很大的影响。更现实地说，对于当代中国农村的研究，研究单位选择的分野主要是表现在是将村庄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还是将乡镇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如同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如果将村庄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所看到的往往是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乡土性的层面，而忽略国家的权力在农村中的存在。相反，如果以乡镇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当然有利于对国家因素的观察和分析，同时也就容易忽视农村社会生活中的那些乡土和日常生活的因素，从而导致对农村日常生活自主性的低估。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两种不同的研究单位选择策略可以考虑。一种承认将其中一种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可能导致的片面性，但力图在多次的研究中，有意选择不同的研究单位，从而在总体上克服研究单位选择的片面性。另外一种策略，则是找到一种兼顾两种不同研究单位的研究策略。
　　而“过程-事件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研究单位选择的偏误，因为在“过程”与“事件”中，不同的研究单位同时以互动的方式出现了。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440

贡夏克 著，吴万伟 译

　

     1970年代我在法萨尔大学（Vassar College）上学的时候，父亲有一次来接我回家过暑假。离开之前，我得先交一篇关于《旧约全书》的论文作业。所以父亲和我穿过法萨尔田园风光的校园，来到高大榆树和橡树掩映下的传统高塔尖顶的楼房中的教授办公室。我们发现他斜靠在舒适的皮座椅上嘴里叼着烟斗在看书。房间的四周堆满了书，身边的办公桌上有个木盒子，里面堆着其他学生的论文，我把作业放在这摞本子上。教授和蔼可亲，微微点头，我们就离去了。

　　我们从办公室出来后，父亲非常兴奋，一再说“这才是理想的生活。”到这时候，父亲在纽约市公立初中教社会学已经20年。70年代后期前，纽约市及其学校都非常混乱，学生们叫我父亲“秃子”，把他的书从窗户扔出去，有的学生在厕所吸大麻，在校园里欺负懦弱的同学。难怪父亲看到教授的生活简直看作是神仙日子。我也拥有和他一样的热情，由于在羡慕思想生活的家庭中长大，我一直相信大学老师的生活特别高尚，是一种受到特别庇护的生活，主要时间用来探索伟大的真理(不管具体内容是什么)，交往的人都是同样自在逍遥、沉思默想的学问家。学术界的生活是一种宗教般的使命，博士学位不仅是对取得杰出学术成果的认可，而且对其天才的承认。

　　我的许多美国同胞也认为大学是远离现实世界的田园诗般的象牙塔。人们听说我是教授往往都很羡慕，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虽然教授职业让我成为被人嘲笑的“心不在焉”或者“无所事事”的靶子，但是在嘲弄挖苦的背后总可以发现羡慕的蛛丝马迹。

　　但是，已经在学术界度过大半辈子人到中年的我发现自己在反思从前法萨尔教授的故事，怀疑他的生活可能不像我当时看到的那样惬意。比如，难道他能逃脱与竞争激烈的同事相处吗？能避免“发表还是消失”的压力吗？能摆脱迟钝僵化的管理者、缺乏兴趣和主动性的学生吗？我现在相信把学术界当作“象牙塔”的观念没有反映当今大学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神话，表现出来的是普通美国人普遍存在的沮丧和挫折感。当然，如果我年轻的时候看过本文将要讨论的那些小说的话，（所有作者都在大学工作过至少一段时间），我本来可以避免对高等教育抱有的乌托邦幻想。

　　本期《蒙大纳教授》（The Montana Professor）特刊专门讨论“学术责任”问题。1987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发表了“职业道德守则”，其中列举了下面五条职业道德标准：

　　教授对本学科的首要责任是探索和表达看到的真理。

　　作为老师，教授鼓励学生自由探索知识，尽一切可能培养其诚实搞学术的习惯。

　　作为同事，教授有学术共同体一个成员应尽的义务，不歧视或者骚扰同事，在学术讨论和批评时表现出对他人意见的尊重，同时有院系管理方面的相应责任。

　　作为学术机构的成员，教授首先要努力成为合格的教师和学者。

　　作为从事依靠自由保证职业健康和完整的公民，教授有特别的义务促进自由探索条件的形成。《狂热与学术自由》（Zealotry and Academic Freedom）Neil Hamilton, Appendix C, 386-387)

　　人类历史上有没有一所大学达到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的理想呢？本文探讨的学界小说表明根本没有。相反，它们刻画了学界骗子和无赖的群像，这些人的行为表现形形色色，许多都与职业道德标准背道而驰。小说还暗示如果学界理想褪色的话，这些骗子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教授为什么有如此不堪的表现呢？难道大学体制促成、鼓励甚至奖励了欺骗行为呢？欺骗行为对学术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公众对学术界的态度？有没有解决办法呢？从整体上看，这些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答案。

    

　　小说中描述的学界骗子的类型之一是专业投机分子。应当说通过诚实的努力获得事业上的进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专业投机分子往往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以“无私投入学术研究”为幌子爬上学术界高位。他们口口声声说蔑视那些追名逐利之徒，可他们和这些人是一丘之貉，不过更虚伪罢了。投机者驳斥修养高、学位高的人道德水平也高的常识，因为专业投机者使用学问和智慧的方式是见不得人的。对照教授职业道德规范，应该谴责他们不能“诚实搞学术”，“歧视和骚扰同事”，藐视“作为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义务。”

　　而且，专业投机分子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易尔·拉萨姆（Earl Latham）在1959年发表的讨论《大学图画》、《校园林荫路》、《大师》等小说的文章“校园管理化”中说“从小说中获得证据并不困难，大学生活的完整剧本几乎全部集中在聘用、提升、教授职位评审和遴选校长问题上。这里，人性的弱点体现在各色人物对地位、声望、金钱的焦虑和为获得或者保持物质和精神好处而采用的形形色色、拐弯抹角的策略”。(公共管理评论，1959冬,第54页)

　　专业投机者在玛丽·麦卡锡的《校园林荫路》中被辛辣地刻画出来。小说的主人公亨利·玛尔克西（Henry Mulcahy）在一个进步思想的小型文科大学乔斯林学院（Jocelyn College）担任文学教授，非常高傲。当玛尔克西从乔斯林校长处得知他的聘任合同可能不再续签后，他马上开始了保卫工作的阴谋活动。首先，他把自己被校方解雇的消息透露给学生，希望引发学生的抗议。教授试图动用学生的力量来为自己利益服务是不负责任的，虽然对教授来说诱惑确实很大，因为教授和学生关系的本质决定了有些学生对老师的崇拜，而且因为所有的学生都有动机来讨好老师以便获得好成绩。

　　接着，玛尔克西对一年轻朋友和同事撒谎说他的妻子病情危急，丈夫被解雇的消息肯定让她受不了，这种恳求肯定打动年轻同事善良的心。该女同事是俄罗斯移民，玛尔克西利用了她对美国机构缺乏了解这个有利条件。最后，玛尔克西假装自己是美国共产党的党员，这个阴谋尤其巧妙。进步思想的文科大学校长肯定是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发表过传单抗议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在大学校园中强迫教授们签署忠诚宣誓，把左翼知识分子列入黑名单的反共大搜捕活动。因此，如果玛尔克西能够说服同事他是因为同情共产党被解雇的，他就能够让校长感到尴尬从而改变主意。玛尔克西的阴谋是个绝妙的例子显示教授能够利用大学对学术和政治自由的可敬承诺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人文学院的老师都同意解雇玛尔克西是不公平的。（虽然好像没有人对他的教学了解多少），除了系主任指出玛尔克西上课不负责任，提交学生成绩晚，学生找不到他，在院系委员会中为鸡毛蒜皮的事争吵不休。虽然系主任反对，系里还是派一组代表面见校长。校长虽然指出玛尔克西从来没有像他说的那样有长期合同，但仍然同意重新聘任他。表面上看，不是因为校长改变了对玛尔克西的看法而是因为院系普遍挽留的压力。

　　这个决定证明是个灾难。因为玛尔克西仍然是个糟糕的老师和马基雅维利式的同事。校长认识到这个教授必须离开，但是作为重新聘用他的人，他觉得自己的手被绑住了。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校长决定辞职，希望继任者把玛尔克西赶走。但是在小说的末尾，这个卑鄙的教授仍然稳如泰山。《校园林荫路》描述了为了保住工作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当然除了认真工作外）的不良教授，和过分懦弱、无法做出果断决定的不良管理者。

　　C.P.斯诺的乏味小说《大师》描述的是英国一名牌大学校长突然去世后多人竞逐校长宝座的故事。主要的专业投机者是年轻化学教授麦克斯·南丁格尔（Max Nightingale），他支持没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希望这个人当选后能回报南丁格尔表现出的忠诚，运用自己在科学界的影响力让他这个二流教授当选皇家科学院院士。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南丁格尔乐于采用任何下流手段。比如，他写匿名传单，用污言秽语攻击普遍被看好的候选人的妻子是泼妇，根本不适合当校长夫人。

　　尽管斯诺曾当过一段时间大学老师，可他的一生大部分从事政治活动，担任过白厅工党政府的多个职务。莱昂纳尔·特里灵（Lionel Trilling）曾经指出斯诺在《大师》中把学术界和政界进行类比。斯诺反对大学远离现实世界的观点，认为学界和政界一样肮脏，不道德的人故意违反个人和专业必要界限，善于用性格谋杀的形式战胜对手。

　　诗人和文学批评家伦德尔·嘉雷尔唯一的小说《大学图画》让人非常恼火的是没有任何情节，（像《校园林荫路》一样是对进步文科大学的讽刺）。里面的专业投机者是著名小说家杰特鲁德·约翰逊（Gertrude Johnson），她曾在本顿女子学院（Benton College）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艺术，她什么都不管，花费在本顿的几乎所有时间（除了几个小时有限的教学任务外）创作真人真事的小说（roman à clef）公然挖苦和讽刺慷慨给予她这个闲职的大学。

　　因为她在年底就要离开了，加上她总是把自己看作作家而不是学者，约翰逊根本不觉得对学界有什么义务。1950年小说创作的时候，著名作家如嘉雷尔本人不断从一个大学跳到另一个大学任教比现在普遍多了，提供短暂聘期的大学很难让作家形成忠诚和归属感。现在大学预算紧张的时代，访问教授职位很难搞到，所以杰特鲁德·约翰逊代表的这种投机者类型基本绝迹了。

　

　　比较接近现在的学术投机者出现在大卫·洛奇的滑稽小说《微型世界》。它模仿了主要由名牌大学的那些自命不凡的英语教授组成的大杂烩，这些学校组织一个又一个奢华的国际文学研讨会让教授们周游世界，吃好、喝好、到风景点玩好。他们发表一些用时髦文学理论术语堆砌起来的晦涩难解的论文，而巨额的花费要么由会议组织者承担要么由各自学校报销。这是寻欢作乐的天堂。

　　学界投机主义来自全球最著名的教授激烈竞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批评主席的次要情节。一流的主人慷慨解囊尽情招待，对客人没有任何要求，除了让他们围坐在一起进行高深的思考。但是在主席被正式宣布之前，最有希望的候选人已经急不可耐要采取动作了。

　　比如，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戴黑手套的德国教授傲慢的西格弗雷德·特皮茨（Siegfried von Turpitz）在阿姆斯特丹宣读了一篇论文。论文是他从一个不知名的爱尔兰年轻教授那儿剽窃的，他曾经审阅那位教授的出版商寄来的书稿。当碰巧出席会议的爱尔兰人在讨论阶段注意到抄袭问题后，说话很快的美国解构主义者莫里斯·扎普（Morris Zapp）马上表态支持受害者。不过，主要是因为扎普急于搞臭竞争对手特皮茨的名声。

　　与此同时，牛津大学著名的传统主义者鲁雅德·帕金森（Rudyard Parkinson）猛烈攻击扎普最近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发表的文学理论著作，目的是推动自己竞争主席的势头。当扎普阅读了帕金森的评论后，他修改了一份没有宣读的会议论文，往里面添加了对这个英国人的令人难堪的攻击。最后，这几个候选人都没有如愿获奖，因为被挑选出来担任召集人的教授亚瑟·金费舍尔（Arthur Kingfisher）,文学批评界国际著名的老前辈决定把自己的帽子扔到圈子里。即使这个老朽的学者多年都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了，金费舍尔金的著名声望确保了他获得胜利。

　　在《微型世界》中，学术界的人物不断地违反美国教授协会中学者的首要责任是探索和表达看到的真理的职业道德。相反，学术成为达到个人目标的手段：提升自己事业，打击学术对手，捞取让人艳羡的大奖。真理与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关系。当然，如果目标只是往前走，肯定最优先的选择就是附和最前沿的文学术语，而不是说实际上相信的东西。这个情形形成团体心态，反对学术自由应该激励出来的独立思考。

　　尽管洛奇从来没有直接说出来，《微型世界》表明学界考虑不周的奖励体制应该为糟糕的状况负责。为了发表、避免消失，尤其年轻学者感到相当大压力，他们要在尽可能深奥的会议上发表尽可能多晦涩的论文，希望看似高深的学问引起参加会议的高深刊物编辑的注意。在这种过剩的市场里很难有创新，所以导致像特皮茨一样的学术明星也抄袭不知名的年轻讲师的观点。当然，如果教授们忙不迭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他们的教学和服务等都受到影响。通过描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席，洛奇揭露和嘲讽了学术奖励的空虚。难道这没有任何责任的主席职务不是最终的专业奖励吗？

　　

　　简·斯迈利的畅销书，多情节小说《穆尔大学》的背景是在中西部一个规模巨大的州立大学穆尔大学（Moo U）。其中最典型的专业投机者是莱昂纳尔·吉福特博士（Dr. Lionel Gift），一个文雅的、待遇丰厚的经济学教授，世界著名的自由资本主义倡导者。吉福特用明显带有宗教色彩的语言宣传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他的第一个原则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有难以满足的消费欲望，难怪人人都渴望的东西是商品，因为商品（goods）是好东西（good）。在这个欲望方面，所有人都在复制上帝的例子，因为上帝在创造万物时就十分慷慨。”(31)吉福特给波多黎各政府当财务顾问，提交了绝密报告敦促在西半球最后一片云雾笼罩的原始森林里进行金矿开采。金子将被一个爱交际的得克萨斯亿万富翁拥有的分公司开采，此人给穆尔大学巨额捐款以换取接近该大学的机会。

　　该大学容易接受得克萨斯当局的观点是因为该州共和党州长大幅度削减了大学的预算，坚持认定这个削减是合理的，因为“用州政府的钱支持巨大的，全国知名的大学就等于在自己的床上养了一窝毒蛇。”(19)最后，吉福特的报告被院长的中年秘书泄露给公众了，这个秘书像世界各地的秘书一样，比校园内的任何别人都有更多的内部消息。很快，故事刊登在《纽约时报》上，而吉福特的学院对手，顽固不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历史文化系主任，发动了60年代模式的校园抗议运动。

　　这些风波让吉福特收回自己的推荐意见，虽然公众的喧嚣似乎没有让他困扰，或者延缓他坚定不移的贪婪和自我拔高。《穆尔大学》的情节显示专业投机分子既有左派也有右派，尤其是在让人怀疑的企业界道德信念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系、管理系、和工程系。尤其是在州政府削减对公共教育资助的时刻，像吉福特教授这种敦促大学和企业合作的建议，对许多为资金缺乏感到头疼的大学管理者来说，当然非常有吸引力。但是《穆尔大学》质问如果允许公司捐款者发挥对大学事务越来越大的控制权，大学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该小说暗示代价非常高昂，这对于大学来说是不公正的。和其他小说不一样，《穆尔大学》显示大学的不负责任还威胁了“现实世界”，造成全球环境破坏的灾难性后果。

　　

　　这些小说还表明，许多教授拥有的另外一种不负责任的特征是对制造阴谋的强烈偏好。不管是专业投机者还是不那么明显的同事都有一种便执狂信念，认为个人受到模糊不清的庞大黑暗力量的威胁。制造阴谋是人性普遍特征或许来自这样的事实：生活中有太多东西不受自己控制。但是大学教授好像把这个幻觉推向极端，或许因为教授们一方面想象力异常丰富，另一方面，从社会角度看他们被边缘化了（至少在美国如此），两者的结合非常有害。难怪，制造阴谋的教授表现出严重缺乏同事关系的信任，他们常常私下里（甚至公开场合）为自己开脱，想象自己的行为是根源于崇高的动机。他们违反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职业道德规范，就像唐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歧视和骚扰同事”，同时相信他们是在战胜吃人妖魔。

　　学术界的制造阴谋充斥在这些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小说中。《校园林荫路》中亨利·玛尔克西的症状形式最终和他保持工作饭碗的运作分开，成为疯狂追求的目标本身。这点可以很清楚地从他的朋友和同事对他作为乔伊斯研究专家地位的自我评价中发现。“我觉得亨利疯了，他晚上来找我谈话，一直不停说呀说的。他有一个围绕着乔伊斯的幻觉体制。他谈到乔伊斯作为牧师的生平，谈到著作，启示，激情。他相信自己因为传播福音正在成为被折磨的对象。他坚持说这才是他所有麻烦的根源。剩余的东西都是虚假的圣经（pseudepigraphal）：这是他自己的术语。他说，他遭到乔伊斯敌人的憎恨，这些敌人占据了整个学术界，除了也憎恨他的另外一个乔伊斯专家外，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伪装起来的乔伊斯的敌人。”(210-211)

　　玛尔克西这种学界阴谋制造者或许是在进行激烈的偏执狂的思想战争，因为他们疯狂地否认自己怀疑失去影响力，正在被边缘化，唠叨不休。正如亨利·基辛格曾经说过的，学术界争吵不休的喧闹常常与实际上受到威胁成反比。

　　症状严重的学界阴谋制造者在理查德·鲁素的《配角》中有很多。小说的叙述者是小亨利·丹佛克斯（Henry Devereaux Jr.），是位于夕阳产业的小镇的三流州立大学的英语教授，一个人到中年、精疲力竭、天生傲慢的人。他被英语系的同事选为临时系主任，只是因为人们觉得不幸的丹佛克斯在这个位置上将一事无成。不过同事们相信作为系主任他将悄悄与学校的预算削减主管会面，普遍认为他已经制定了学校应该解雇的英语系人员名单，以应对面临的财务危机。部分根据这些错误的想法，系里的每个人都至少向学校当局写了举报信。比如，有个同事提出控告，说丹佛克斯已经推荐候选人名单，要寻找一个诗人学者担任英语教授的岗位，因为这个同事本人是个诗人，这个举措显然威胁到她的势力范围。教授们这种对琐屑的告状爱好和学术界制造阴谋有关，因为如果教授相信同事或者管理者要对付他们，诉讼就是体制内获得批准的反应。对同事们热衷制造阴谋的做法，丹佛克斯宽宏大量地说教授们“陶醉于偏执狂幻想就和狗喜欢舔自己的睾丸差不多。”(204)

　　恶心的学校政治显示不负责任的教授藐视教授协会所呼吁的同事信任的职业规范。该小说最好地显示了学校政治的激烈常常起源于教授的神经质。与其他的小说不同，下一本小说不是喜剧而是悲剧。约翰·威廉斯的《斯董纳》的主人公威廉·斯董纳（William Stoner）出生于19世纪末期贫苦农民家庭，长大后，他的父亲建议他考家乡附近的密苏里大学农学院，以便学习一些未来可能帮助家庭农场发展的方法。但是在密苏里大学，斯董纳爱上了文学，把专业调整为英语，最后成为大学的英语教授。不幸的是，他的第一次浪漫的恋爱让他娶了一个娇纵蛮横，性欲冷淡的女人。

　　有个学期，斯董纳的研究生讨论课接受了一个跛腿的学生，这学生是他的同事驼背的豪里斯·罗克斯（Hollis Lomax）指导的。斯董纳发现该生作弊后，没有让他及格。后来，按学校规定，斯董纳必须在一个委员会面前重新考察这个学生，以便决定他是否合适继续攻读博士课程。罗克斯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他提出的论文问题，这个年轻人回答得非常流畅熟练，但斯董纳很快认识到这个学生的文章，从内容到风格完全是模仿罗克斯的。斯董纳几个问题下来就非常清楚表明这个学生除了知道论文标题外一无所知。

　　最后，这个学生通过了答辩（虽然斯董纳反对），但是罗克斯对同事揭露自己徒弟弄虚作假愤怒不已。不久罗克斯当选为英语系主任，他运用行政权力很快让斯董纳的生活成为地狱。专门让他担任一年级的课程，并且把课程安排在每天每周都有。不过，斯董纳从罗克斯穿小鞋报复的沮丧中摆脱了，因为他爱上了聪明友好的同事，一个从前的学生，现在被学校聘用当英语老师。但是绯闻迅速在喜欢打听别人闲事的保守团体中流传开了。罗克斯抓住机会进一步攻击对手。但是他不是直接攻击斯董纳，而是告诉学院由于出现绯闻，系主任被迫要解雇这个老师。不过罗克斯说他感到非常遗憾，主要原因是不愿意让当事人面临不可避免的“社区道德法庭”的审判。那样的话，斯董纳认为和妻子离婚就是不可避免了。（尤其是他们夫妇还有一个女儿）。斯董纳倒霉的情人被迫离开这个学校，以后他再也没有看到过她。总而言之，斯董纳的系主任故意毁掉了他的整个生活。

　　这个故事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学校政治的残酷性，如果处理不当将造成悲剧的严重后果。当然，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斯董纳消极地听任罗克斯折磨而不反抗，不控告，不采取其他措施。威廉斯的唯一解释是斯董纳的性格有缺陷。而且威廉斯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罗克斯对自己无耻的学生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在和斯董纳对话的时候，院长曾问他“我在想你和罗克斯是否有些不愉快”，斯董纳回答说“不是你想的那种情况，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想知道。”(172)

　　斯董纳的话好像排除了可能让读者感到合理的一个解释：未婚的罗克斯和他的学生是同性恋情人。或许学生和老师相互喜欢是因为他们都是残疾人。或者罗克斯因为这个讨好的学生愿意把自己变成老师的克隆人而感动。不管怎么样，这个小说暗示了某些教授和学生亲密关系的黑暗面，有可能是非常丑恶的。当然，该小说还暗示大学和多数社会机构里一样，坚持原则的人常常最倒霉。如果斯董纳简单地让不合格的学生轻松过关，他就不会遭到系主任无休止地打击报复。

　　最后，在罗克斯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不负责任的管理者，他比《校园林荫路》中的没骨气的校长更应受到谴责。《斯董纳》暗示解决系主任滥用职权的方法在于警惕性、预防性的管理。相反，在小说中，院长已经看到罗克斯在大学考试时对斯董纳大叫大嚷，仍然任命他当系主任。在罗克斯不断打击报复斯董纳时，院长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正如麦卡锡的小说显示的，行政管理部门的懦弱怂恿了系主任的滥权。

　　

　　什么造成了学术界同事信任的缺乏呢？在企业界，“团队”模式越来越流行。但是在学术界，整个体制让教授们成为独来独往的狼。在他们的教育训练中，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单独完成的，自己阅读，自己写作。一旦成为教授更不需要别人指导了，即使在他们当年轻老师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得到多少关照。基本上来说，教授们是在自己私有的研究领域中活动。教授们不上课时往往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或者备课。我猜想那些被教授岗位吸引而当高校老师的人多数是隐居修士，他们渴望找没有雇主在旁边监督、不需要与同事组成团队的工作。对于许多教授来说，他们的隐居性特征或许起源于童年时代，那时候他们就花费很多时间独处，一个人看书。

　　在这种特殊需要才有同事交流的情况下，摩擦常常出现不是让人惊讶吗？孤独的狼能合群吗？《配角》最后的结尾是非常好的例子（象征）说明教授们不能与同事合作。在一次教授们参加的联欢会上，很多客人拥挤在小房间里，出不去了。“显然，唯一的方法是所有人都后退一步好让门能打开。这时候连一帮管道工、或泥水匠、或扒手、或猩猩都能想出办法来，可不幸的是，挤在房间里的是一帮教授，他们就是搞不明白怎么出来。”(391)

　　学界骗子的另外一个例子是拥有教授职位的死木头。那些拥有终身教授职位的人使用已经发黄的陈旧讲义一年又一年自命不凡地重复老掉牙的内容。他们不再发表任何文章，因为不用担心消失的危险了。他们不了解学科的最新发展，不参加课外院系活动，比如委员会的活动，下课后学生根本找不到他们，坚决反对院系可能打破现状的任何改革。因此，除了别的罪恶以外，获得教授资格的死木头至少违反美国教授协会“教授接受院系管理方面的相应责任”的职业道德。给予终身教授资格本来是要保护学术自由的，但是意料之外的后果是造就了占据教授岗位的死木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强力推行教授后评审制度，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在很多大学都没有实施。正如前文提到的，教授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很少得到监督，一旦当了教授，就更没有人监督了。

　　正如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在《中毒的常春藤：高等教育的七宗罪及其他》（Poisoning the Ivy: The Seven Deadly Sins and Other Vices of Higher Education）中指出的，等到新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找到第一份工作时，他们已经完全意识到学界的潜规则，那就是别打听（或者假装无视）同事在做什么。对于同事的努力或不努力的主动关心不可避免地被看作缺乏专业修养，甚至是对受到最激烈维护的职业保护的学术自由的侵犯。(7)结果，除非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手拿机关枪冲进学生会，否则他就不用担心被解雇。刘易斯接着说“你不喜欢这样的工作吗？不管你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都不担心被解雇，即便你工作的一半时间都旷工，即便你连续多年不能完成聘用你的岗位所要求的著作，仍然不担心丢了饭碗。(48)

　　金斯莱·艾米斯的著名小说《幸运的吉姆》里有一个终身教授死木头的典型人物，衰老的威尔弛教授。威尔弛是小说中英国一地方大学历史系的主任，是最糟糕的一种死木头，因为有影响力。他对小说的主人公年轻的，永远玩世不恭的历史老师吉姆（Jim Dixon）滥施威力。吉姆试图询问他一年的合同到底能不能续签时，心不在焉的威尔弛连续几次不能完整讲话，这个习惯特别让吉姆感到窝火。

　　而且，在他一阵阵短暂清醒的时刻，威尔弛毫不留情地欺负吉姆。比如威尔弛强迫吉姆做全校性公开课，关于吉姆不喜欢的题目“古老英格兰快乐”（Merry Old England），上年纪的教授对中世纪概念特别感兴趣。就在讲课的那天，威尔弛还迫使吉姆花费整整一个下午在图书馆辛辛苦苦搜寻威尔弛讲课用的材料。滥用权力对年轻同事吆来喝去如果不算不端行为，那算什么呢？在系主任强加给他这个任务后，吉姆生气地看着老教授试图从旋转的门中走错方向。

　　

　　我想说的学界最后一个不端行为的例子是这些小说中漫不经心地表现出来的情况，好像作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那就是教授们对教学的马虎。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更多集中在学术研究上而不是学生身上（意料之中的是，学术职称的晋升主要是根据科研水平的）。在大学的公共关系宣传中，肯定毫无例外地夸耀教学是它们的首要责任，但是从这些小说中来看，现实正好相反。在这些小说中，《穆尔大学》是唯一一本把学生也作为主要人物的小说，斯迈利的小说，连同《斯董纳》和《配角》都包含课堂上的情景。

　　和专业投机分子一样，教学上的马虎也不是新鲜的东西。这点可以从《大师》《校园林荫路》和《大学图画》中根本看不见学生和教室的影子清楚显示出来。而且，因为斯诺的著作以英国大学为背景，好像美国大学没有这个问题。所有这些小说中，最自由的学生仍然是英国作家写的《微型世界》。这本小说中教授用全部的时间在研讨会上作乐，通篇没有一个本科生人物。花费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把孩子送到学校的家长有多少知道大学教学是被教授们如此看轻的？我们的文化确实贬低教学，但是显然糟糕的状况在大学里面尤其严重。这种贬低教学忽略了大学教授协会的坚持“教授鼓励学生自由探索学习”的标准。在本文中列举的所有不负责任的行为中，我认为最糟糕的就是教授们对教学的满不在乎。

　　

　　这些小说中对教授的刻薄描述是否太多了呢？应该承认，我只集中关注了那些表现出学术上不端行为的人物。当然，小说中的许多其他教授都是体面正直的人。虽然如此，教授群体中合成的肖像如果放在现实生活中的教授身上肯定让他身败名裂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诋毁反映了小说创作的要求。恶棍才能产生冲突，产生让人感兴趣的故事。谁愿意读所有的老师友好相处，学生都认真学习，学校各项工作反映教育理想的光辉楷模这样的校园小说呢？

　　但是，我想说这些小说中对学界黑暗面的描绘，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以满足戏剧效果的需要，但基本上是真实的。我可以很容易地再写一篇文章，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不是小说中的虚构来举出各种学界不端行为的例子——专业投机者，制造阴谋，恶意告状，同事勾心斗角，教授死木头，忽略教学等。或许我将在退休后写这样的文章。

　　虽然如此，回到本文开口提出的问题，我要说主要问题不是在学术界本身，说到底学术界并不比社会上的其他行业更好或者更坏。所有问题都是根源于人性的弱点。问题在于人们对于学术界的文化神话——它是理想化的“象牙塔”，我和许多其他人都在这样的文化中长大，错误地认为我的法萨尔宗教教授作为教授生活的缩影。实际上，大学远不是脱离尘世烦恼的象牙塔，而是真实的现实世界。千百万人在日常工作中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大学中出现，包括霸道的上司，龌龊、懒惰、无能的同事，不平等的待遇，长时间没回报的加班等。

　　人们可能发现大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机构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以赢利动机所驱使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多数成为教授的人不是为了发财进入这个领域的，多数大学的目标是教育学生，进行本身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而不是获得巨额利润。尽管如此，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学界小说中金钱仍然是个核心议题。有些明星教授比如莱昂纳尔·吉福特工资高得惊人。实际上，大学教授可以被看作努力开拓自己事业的知识企业家，为了有限的教授岗位和学术奖项陷于和同事进行优胜劣汰的竞争。至于书中出现的个别学生，他们一般期待自己受到的教育能让他得到学位以便找到待遇良好的工作，而不是把他们变成有修养的，全面发展的人。

　　而且，正如《穆尔大学》和《配角》中显示的政府对大学的预算削减，大学管理者迫切寻求大老板的支持弥补经费的不足。在斯迈利的小说中，政府拨款和企业捐款的评价不是看委托的工作的内在价值而是看它们能给大学的资金金额多少。高等教育的财务危机议题在1950年代的小说中没有，而在1990年代的小说中出现就很能说明问题了。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的教授们能快乐吗？或者学术界中的败类或者与大学生活有关的其他狰狞现实彻底败坏了教授的声誉？其实，我不是悲观主义者，大学教授在本职工作中获得满足的机会比其他行业从业者更大。回到我本文开头的故事，我父亲认为我的法萨尔宗教学教授的职业是理想的想法是错误的，但是他认为这个人从事的工作比他的初中老师更好是对的。不管怎么说，除非我们抛弃象牙塔的神话，否则职业成就感就无从谈起。我们要拥抱现实，而阅读这八本参差不齐，值得一看的校园小说或许是了解现实的良好开端。

 

《幸运的吉姆》金斯莱·艾米斯 Lucky Jim Kingsley Amis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1954 251 pp., $2.95 pb

《大学图画》伦德尔·嘉雷尔 Pictures from an Institution Randall Jarr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277 pp., $7.95 pb

《微型世界》大卫·洛奇 Small World David Lodg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4 339 pp., $14 pb

《校园林荫路》玛丽·麦卡锡 The Groves of Academe Mary McCarthy New York: Harvest/HBJ Books, 1951 302 pp., $12.95 pb.

《配角》理查德·鲁素 Straight Man Richard Russo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 391 pp., $25 hc

《穆尔大学》简·斯迈利 Moo Jane Smiley New York: Ivy Books, 1995 437 pp., $7.99 pb

《大师》C.P.斯诺The Masters C.P. Snow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51312 pp., $8 pb

《斯董纳》约翰·威廉斯Stoner John William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5278 pp., $9.95 hc.

杰瑞·杨 著；吴万伟 译
　　大学校长们常常夸耀其技术设备先进的“智能”教室，但是南卫理公会大学麦道斯艺术学院院长琼斯·博文（José A. Bowen）自豪地宣称他们已经把电脑从教室中清除出去了。他向同事们提出“裸体上课”的挑战——他的意思是上课时不用电脑。
　　最重要的是，博文先生想打击教授们使用PowerPoint的积极性，因为他们常常把放映幻灯片当成拐杖而不是用来发挥创造性的工具。他说，尤其是在当今学生们能够在网上下载讲座内容，查找图书馆信息的情况下，课堂时间应该被用来讨论。这样，多年以后当学生们回顾自己的大学时代时，他们能回忆起和教授们进行的充满挑战性的辩论和谈话。他说，生动活泼的师生互动是教学的本质，事先确定好的幻灯片的集合不利于你来我往的热烈交流。
　　他不是提出PowerPoint问题的第一人，在当今很多大学，PowerPoint已经成为课堂教学艺术的主要工具。《英国教育研究杂志》四月份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59%的学生反映说，他们上的课至少有一半让他们感到无聊乏味，最无聊的上课方式是使用PowerPoint。这次调查是由中央兰开夏大学的研究人员完成的，调查的对象是英国一大学的211名学生。
　　调查中的学生打分低的项目不仅有PowerPoint，而且还包括各种各样的电脑辅助活动，甚至计算机室的人机互动练习。报告说“最不无聊的教学方法是研讨会，实习和小组讨论。”换句话说，没有技术设备的教室是最有吸引力的。
　　值得指出的是，PowerPoint的展示效果往往比从前的许多课堂技术如粉笔黑板、内容写在透明胶片上的老式幻灯片要好，那时的学生往往要费很大劲才能弄清楚上面写的到底是什么。所以，电脑可能带来了教学手段上的些许进步。但是，对多数大学生来说，技术很少给他们的课堂生活带来革命性变化，虽然人们为此投资了千百万美元，虽然曾有人预测数字化将迫使教授们重新思考其讲课方式，预示着教学改革的复兴。
　　博文先生是还没有放弃大学教学改革梦想的大学领导中的一员。虽然他把教室中的电脑清除掉了，但他不是反技术者。他只是认为应该用不同的方式使用电脑，在此过程中颠覆传统的教学模式。
　　但麻烦在于：博文先生的观点的最大阻力来自学生，有些学生已经发对在50分钟的课堂里被要求承担更积极的角色感到不满。毕竟，讲课模式对老师对学生来说都是舒服自在的，这种根本性的变革或许比预想的更困难，不管是否把笔记本电脑、iPods还是其他时髦的玩意儿弄进来。
　　PowerPoint并不神奇
　　博文先生在宣传他的“裸体上课”主张时，充满热情和信心，让人觉得他是经验丰富的表演者。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他曾作为爵士乐手活跃在舞台上长达30多年。博文先生引人注目地穿着深色体恤衫外加西装外套来参加“在线学习中的新技术应用”研讨会，宣传他的主张。这次会议是由一家推广教育用技术的非盈利机构——斯隆联盟（Sloan Consortium）组织的。
　　在会上，他讲述了在课堂教学中使用他自己帮助制作的爵士乐视频片段和视频游戏的经验，据此提出了吸引学生的最好方法的哲学观点。他没有使用PowerPoint,但他确实使用了笔记本电脑来炫耀他的一个游戏，让学生挑选著名的爵士乐手在虚拟的超级乐团里演奏。
　　他的哲学是当今课堂上常见的信息传授应该预先录制，在上课前作为视频片段或者在线录像交给学生。为了确保学生明白，他还为学生出了简短的在线多选题测试题。
　　如果你把讲课内容事先交给学生了，在课堂上做什么呢？介绍本学科的辩论议题，让学生根据从讲座视频片段中获得的知识做出评判。博文先生说，“如果你对学生说，在玛雅考古学中有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答案是甲还是乙。从前一直认为答案是甲，现在我们认为是乙。如果讲课的方式是‘答案在这里，是乙’，这不是很有趣。但是，如果学生相信他们能贡献自己的智慧，他们参与讨论的动机就强烈得多，也更容易对本学科感兴趣。”
　　简而言之，不要惹人厌烦。
　　当博文先生三年前来到南卫理公会大学担任艺术学院院长时，为了帮助推动他的教学理论，他决定对20个左右的大教室进行大变动。
　　他说大部分教室里有两台电脑(一台 Mac，一台PC)、DVD播放机、录像机（VCR）、 磁带驱动器,、还有“你需要拿了博士学位才能搞懂的复杂控制台”。
　　去年夏天，博文下令清除大部分装置，虽然留下了投影仪以便教授们在必要的时候插入自己的笔记本放映 PowerPoint。他还把固定桌椅搬走，用活动桌椅替换，这样学生能很容易地组织小组讨论，教授走动也方便。
　　这些变化的原因之一是经济因素。博文到来时，教室里的电脑已经陈旧需要更新，扔掉当然更省钱。另外，这措施还减少了维修成本，学校能削减一个技术维修岗位。
　　为了鼓励老师们使用博文先生希望的新技术，学校为每个教授配备了一台笔记本和启动系统，以便他们能自己制作视频片段和录像。
　　有些教授对拖着笔记本到教室牢骚满腹，有些人则热烈欢迎，踊跃得很。
　　其中一个粉丝是传播学副教授玛丽亚·狄克森（Maria A. Dixon）,她为自己的课“传播学批评研究”制作了视频片段，记录了她对该领域专家的采访。她说“以前，我总是抱怨没有时间和学生进行深入交流，现在他们来上课的时候比从前只布置阅读任务时对学科的了解多多了。”
　　该院电影电视系的副教授凯文·赫夫南（Kevin Heffernan）也制作了视频课件，其实是有解说的PowerPoint幻灯片展示，让学生在课前观看。上课时他从手提电脑上播放电影片段，学生根据课前了解的背景进行讨论。
　　赫夫南先生说在他《午夜牛郎》一课里，“我不需要解释美国的电影审查在1968年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已经在线视频中得到了这个信息。”
　　学生的抗拒
　　他说，大部分学生似乎更专心听讲了，虽然有些学生对这种新变化还是不适应。
　　赫夫南说，“奇怪的是，最激烈抗拒这种模式的人是习惯于填鸭式死记硬背考试中可能用到的东西的学生。他们受到社会观念的影响，认为受教育的过程本质上是消极的。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琼斯做的那样进行教室改革。”
　　狄克森女士看到了类似的反应。她说“如果你多年来一直不说话，当有人要求你参加活动时，你就可能无所适从。”我们需要。
　　同样的后果也出现在博文先生在来到南卫理公会大学前工作的地方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这里也曾进行过同样的教学策略实验。
　　迈阿密大学营销学教授格林·普拉特（Glenn Platt）曾经发表过有关这个被他称为“颠倒的教室”途径的学术论文。他说“学生们最初的反应通常是负面的，当他们看到在新模式下的学习效果后，态度才会变化。他们典型的第一反应是“我花钱来上大学，你却不讲课？”
　　新模式的支持者说，不管对参与课堂讨论感到恼火的学生做什么，它总比无聊的PowerPoint讲课方式好。
　　负责最近这次学生态度研究的英国研究者珊迪·曼（Sandi Mann）认为教育中的厌烦情绪往往产生严重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常常说感到无聊的学生很可能考试成绩不怎么样。
　　但是博文先生和普拉特先生认为利害关系可能更大。既然这么多大学提供取代传统校园生活的低成本网络课程，有些大学把自己最好的教授的讲义制作成光盘发送，大学就必须保证老师现场上课要比这些替代方案真正优越才行。
　　普拉特先生说“大学需要认识到这里正是他们要证明在教室听老师上课比网络课程优越的地方。”
　　在数字时代，把透明胶片幻灯片转变成 PowerPoint是改善教学中轻而易举的事情，既然瞬间网络交货的整个基础设施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现在剩下的难题是如何改变教室里发生的事。大学要生存，恐怕需要继续把教室变成没有先进技术设备的地方。

 

首先，秦教授首先区分了“文化殖民”与“问题殖民”。在他看来，由于文化的差异只能从某种给予价值偏好的公共选择的结果中看出来，一味呼唤“文化殖民”会遮蔽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当下中国最紧迫其实是“问题殖民”，即将西方国家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误以为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其次，他提出了“今日中国人是否比今日美国人更能理解杰弗逊”的问题。他的回答是肯定。在他看来，当下中国与杰弗逊时代之美国的相似性可以让我们避免出现美国学术界的尴尬：左右派为争论杰弗逊究竟是“左派之父”还是“右派之父”而争论不休。在政治领域，今日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如何实现权责对应，而今日美国人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在权责对应的前提下选择大政府抑或是小政府。他运用“左公右婆”和“左佣右佃”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不同社会结构当中存在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要素上的相似性不能遮蔽问题前提的差异性。

再次，秦教授分析了我国经济学界左右两翼对“交易成本”理论的误用。他认为，就交易费用理论而言，其适用的前提有两条：第一，交易费用理论是以承认合法交易权利不可剥夺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因此“降低交易费用”只能通过整合契约的自由人组织、而不能通过以强权剥夺人们合法交易权利、只许逆来顺受不许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达致。第二，所谓交易费用是全社会为进行交易活动付出的运作成本，不是交易一方付出的价格，不能把这个概念用来给单方面为某一阶层（尤其是强势阶层）行方便的做法提供理据。我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科斯的理论，但如果违反了这两条，那就是歪曲了这一理论，科斯是不能对此负责的。

最后，他又以“中产阶级”为例对中国学界的“问题误置”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按照欧洲历史进程而言，middle class指的是相对于欧洲过去中世纪两大阶层（农奴和农奴主）而言的一种中间等级；而中国传统社会是中央集权，存在着“上是皇帝、下是编户齐民”的“大共同体本位”状态。这样一来，从逻辑上讲，在欧洲，形成中产阶级是建立民主的条件；但在中国，建立民主是出现中产阶级的条件。

 

评论嘉宾袁志刚教授从经济学角度指出：第一，从方法论上来讲，学术国际化仅仅被理解为谈论国际的、他人感兴趣的、过于细微的问题，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内的、我们自己的、实质性的问题，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学者自身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第二，在迈向全球化和世界主义方向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问题可以归为三类：可以实证的问题，比如说经济效率或者说资本效率的问题；具备普适价值的问题，比如说福利、自由和人权等问题；与文化、民族、传统和历史等紧密相关的问题，它涉及特有文化的价值判断，不能以偏概全或笼而统之。第三，诚如秦教授所言，对于在宪政条件下的政府制度，美国人选择大政府模式，瑞典人选择小政府模式，这都是事实。不过就中国而言，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政府的责任和权力，社会保障的公平实施等问题，都蕴藏有极为复杂的因果和利益关系，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多角度的、综合式的研究。第四，就土地征用问题而言，如果土地的产权界定是模糊的，那么交易成本也就很难界定。事实上，经济学家多是从效率优先的角度，极力推动经济健康发展，本着对国家经济发展处于不同过程的判断，会强调不同的要点与因素，这所面向和将取得的是历史性的、阶段性的意义。第五，误用概念本身是一个问题，能否说明问题是另一个问题。若将中产阶级界定为中等收入者，那么如果一个社会发展成为橄榄型的结构，这在很大意义上将成为一个良性社会。

 

评论嘉宾任远教授从社会学角度指出反思文化殖民，我们对价值进行的判断要让位于事实判断，反思问题殖民，我们做事实判断时要结合实际，了解问题的真实所在；秦教授批评了乱用理论的做法，指出学术研究一定要结合问题背景来进行，这是很到位的。

任教授着重指出：第一，不能因为理论错误运用就放弃理论本身，而是要继续寻求理论本身的内在理路和其中的正确观点；第二，不能因为理论错误运用而不能指导中国实践，就停止实践活动，而是要更为认真和积极地寻找正确的、符合问题背景的恰当而灵活的运用。

在此基础上，任教授提出了几点商榷意见：第一，区别于将责任和自由对立，政府是不是可能有更大的责任和更小的权力，同时人民有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福利呢？人民的自由能否分担政府的一部分责任呢？第二，交易成本理论指的是产权明晰的市场交易，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那么集体农庄行为、推进国有化和加强工会组织当然就不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事实上，在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个农户组织起来，谋求合理的利益最大化，同样是降低交易成本，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第三，中间阶级的形成与自由市民的形成是同一个过程，而且如果这一过程是有利于民主的话，那么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工业化、推动流动人口摆脱对土地的依附，当然就有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结构向上形成橄榄社会，有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

秦晖教授在回应中主要强调了如下几点：第一，文化和价值的研究，如果要考虑到实证化的方法，考察作为价值偏好的文化，那么采用社会调查是较为有效的方式，当然对价值偏好的实证分析本身也是需要改革为之提供前提的。第二，明晰中国作为大责任政府这一判断的要点在于确认“责任”概念，即责任是在权利和义务对应的角度上来讲的，责任要求承担者不得不采取行动，权利则意味着可以不采取行动。第三，学术研究者当然是有动机和效果等问题的，学术研究本身也会产生社会历史影响。不过，更加基本的和更为重要的是符合规范的、遵守事实的、自洽严密的逻辑论证的问题，忽略了这一点，很可能就会使得学术研究的可能性不复存在。

 

主讲嘉宾回应结束后，在互动环节，听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说：考虑到意识形态的先在性，对于文化和价值，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出一个纯粹的自由选择？问题殖民的主体在哪里？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文化何以被视为是落后的进而成了应当被消灭的东西了？如何看待在中国境内外企里建立的工会组织这类问题？为何我们常陷入争论西方的问题，而没有发现真正的中国问题，您有何看法？就您研究的农民问题而言，您认为中国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基于目前的评价体系，如何防止您提出的问题殖民？您对民族国家建构有何见解？城市改建中常出现的钉子户问题如何解决？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您是否可以举出几个不存在问题殖民的例子？鼓励农民回到农村和加快城市化进程这两者是否是矛盾的？等等。

秦晖教授一一回答了听众们的提问，他强调：其一，若先搁置对实质平等的争议，形式平等的获得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其二，文化本身是没有优劣高下之分的，更多的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其三，西方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主权或者说王权、绝对权是针对国内的领主权和国外的罗马教廷的跨国教权，古代中国不是一个领主制国家，阻碍人权成长的恰恰是不受制约的王权，因此在中国历史分析中要慎用民族国家建构这个说法；其四，理论上借鉴西方和针对中国的问题两者是不矛盾的，关键在于学术研究必须凸显出逻辑思维的重要性。

 

邓正来教授对全场讲座做了总结。他指出秦教授这场精彩而发散的报告蕴含了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第一，中国的学者在忽略西方思想的背景的前提下，把西方的问题误以为是中国的问题来讨论。但这是不是就是“问题殖民”？他认为，“殖民”带有一种隐秘的强制性，但中国论者对西方理论的误用毋宁说是中国论者“共谋”的结果。当然，知识有一个严密的生产系统，且与评价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谓的强制正是来源于这一整套制度安排，那么这又是如何形成且被不断巩固的？这些问题都是开放的，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第二，秦教授这里强调的是西方问题背后的思想背景，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那么这种思想背景本身的空间性因素是可以被悬置起来的么？中国人是像西方人那样去看国家、社会和政府的么？这是空间性本身带来的影响，是不能被忽视的。

 

全球语境下软实力建构与传播的三个“争夺”：1、争夺概念的重新定义及故事的制造——涉及当代人类的基本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基本概念上，中国需要争夺概念定义权。2、争夺全球传播新平台——（新媒体情境下的）怎么传播：新媒体途径。是否有能力运用全球传播渠道影响新闻的报道框架；3、争夺国家形象的生产与消费能力——国家形象碎片的生产与消费。（红灯笼、孔子、功夫、书法…等等）。新媒体在这一情境下能所有做为，特别是WEB2.0情境下用户、平台的双特性使得它在建构与传播中国软实力方面独具价值。试图探讨中国软实力在建构与输出时如何利用新媒体、有哪些手段可被运用，以期从宏观及微观层面探究用新媒体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方法、途径这一核心命题。

 

时间：2009年11月24日，周二，中午11：30-13：00 
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原中国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现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临时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交通：地铁建国门站A口出来，约步行15分钟，到华润大厦对面，中国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四楼会议室。 
电话：65238309（办公室）

备注：决定来参加沙龙的新闻所外听众和新闻所研究生，请提前一天，即最迟在11月23日（周一）前发邮件到此邮箱，我们将根据到来的人数提前为您准备西式简单午饭一份（免费）。另外，听众也可以自带盒饭或其他午饭，饮料，边吃边听。本所有免费开水提供。